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布置了
几道封锁线，却不知道红军往哪个方向突围，在中央苏区西南方
向的第一道封锁线上部署的兵力并不强。十月二十一日夜间，红
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二十五日，中央
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毛泽东
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就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开始议
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取胜的问题。到信丰县古陂杨坊
宿营，贺子珍从休养连前来看望他，讲起瑞金县男女老少相送时
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
听了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十一月上旬，中央红军
顺利地在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这时，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
因患疟疾发高烧。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他，安慰他说：“同
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1
]十一月中旬，他们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
区。
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
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
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
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
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
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
灭敌军小股，追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
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2]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
战机。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
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二十七日，红军先
头部队顺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过缓，
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受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毛泽东在
激战中随军委纵队从花村渡过湘江。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
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失败，但红军自身却付出沉重的代价，
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为三万多人。这时，博古感到自
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
他先拿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岸边进行阻击
，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
子昆临阵脱逃，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
逃回来！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警卫班战士
一个也不肯动手，在场的博古默不作声。毛泽东便直接出来干预
，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他好好
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
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
怎么发生的？！刘伯承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
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
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
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
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
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3]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
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行
动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
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
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
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
的意图，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
湘黔边境北上。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
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
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
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4]这时
，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的指挥任务已转移
到周恩来肩上。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
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
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
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
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后来曾写道：“我提请大家考虑：
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
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
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5]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说明
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
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
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
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
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不再固执己见，
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
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当天下午七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
“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
相机进占黎平”。[6]红军主力西进，在十二月十五日攻占贵州黎
平，但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十八日，毛泽东在黎平
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
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
、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
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
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
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
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
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
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
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7]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
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
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
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博古尽管自己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会议决定。当他
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
）。”[8]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红军赢
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
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后来以
廉臣的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赤军由湖南转
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
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
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
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
空矣。”
“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
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正询问间，赤军领
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
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
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9]一九三五年元旦，毛泽东出席中共中
央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
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
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
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
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
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
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
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
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
，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
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10]这
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同时，在黎平
会议后，已重新任命被李德、博古派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
承为总参谋长。
但争论仍没有结束。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
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
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11]王稼祥回忆道：“一路上
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
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
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12]此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
。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
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
要毛泽东同志出来。[13]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至六日，中央红军
全部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
心。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在一月七日解放了这个黔北重镇。毛
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于九日下午进入遵义城。
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
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
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
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
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
大会议。伍修权回忆说：“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
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
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14]毛泽东、张
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
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
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博古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支持博
古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在会上发言
支持博古。聂荣臻没有答应。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
人真顽固！”
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
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
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
、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二十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
。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
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
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
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
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
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
[15]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
，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
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会后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
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
毛、张、王的意见。”[16]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曾多次讲到凯丰
当时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他说：“遵义会议时，
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
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
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
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
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
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
法》。”[17]会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准备北
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会
议还作出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
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
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
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
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8]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
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
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
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
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
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
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
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
军中的领导地位，“走自己的路”，从而挽救了毛泽东在身处逆
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他深切地领悟到
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
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
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
：“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
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19]遵义会议
后的新的中央，改变“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犯了错误
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同时，对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人
进行平反。江华回忆说，“毛主席有发言权了，我们这些受错误
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了‘赦免'。”罗明回忆道：“遵义会
议后，毛泽东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
地方工作部通知刘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我任红三
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20]被诬陷为江西“罗明路线”代
表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被诬
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的萧劲
光，遵义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就向他宣布：“会议认为，你的问
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
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21]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
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四十万兵力，企图将中
央红军三万五千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
更加严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一月十九日开始逐次
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二十日，中革
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沪州之间北渡长江，
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红军分三路在二十七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毛泽东
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认为道
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
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
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三、五
军团为作战主力。它在二十八日凌晨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
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
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
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
不足，它的增援部队又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红军立
刻由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亲临前
沿阵地指挥下，干部团猛打猛冲，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
了阵地。毛泽东在山头上看到这种情景，称赞道：“陈赓行，可
以当军长。”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参战
，把阵地巩固了下来。这就是土城战斗。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
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
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
进。这次战斗打得并不好。博古那时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
者指挥也不成。
一月二十九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
这时，川军潘文华部三十六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
、叙永一带，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认
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立刻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
军，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
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于二月八日进驻扎西镇，出席在这里
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
的三条教训：“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
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
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
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22]他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
，重占遵义的主张。他的理由是：应该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
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
。为此必须整编部队，实行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
当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
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再渡赤水河。中央发布《告全体红色指
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
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
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
作战的胜利。”
红军在二月二十日前后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中革
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夺取遵义
。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
约三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
队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吟成《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
血。
接着，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时
，中央红军又由遵义向西开进。三月十日，毛泽东在苟坝出席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现
金沙县）的建议。周恩来回忆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
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
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
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
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
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
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
，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23]
会后，中革军委给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
》的电报，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从这件事中
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成
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
、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2
4]
这时，由于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迂回曲折，穿
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使蒋介石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
分散兵力，四面防堵。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方，调动国民党军队西
移，红军在三月十六日下午至十七日中午分别从茅台附近三个渡
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
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主力却在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
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果然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
，急忙调集各军迅速奔集川南古蔺地区。二十日，蒋介石还得意
地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各路军队大举西向的目的后，红军决定立
刻掉头再次东渡赤水河，返回贵州。二十日下午，党中央和总政
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示：“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25]
这时，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兵力已十分空虚。红军主力在三月
二十一日晚至二十二日晨神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
”，充分显示出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
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它是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
笔”。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
们随即挥师南下，大踏步越过遵义仁怀大道。三十一日南渡乌江
，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红军总参谋长刘伯
承回忆道：“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
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
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
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
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
的龙里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
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
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
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甩开了敌人，部队就像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
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
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
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
个团的围追，入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
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氚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
。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
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
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26]进入云南后，红军的主要任务
是：抓紧“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的机会，以最快
的速度抢渡天险金沙江，把一直紧紧尾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远远
抛在后面。
在奔袭云南途中，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突然遭到国民党
飞机的袭击。她因掩护伤员而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昏迷
过去。经检查，发现挂花十七处。她苏醒后对赶来的毛泽民夫妇
说：“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
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
，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27]毛泽东赶到，她又说：“润
之，把我留下，你们前进吧！”毛泽东对她说：“子珍，你不要
那样想。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28]
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平原后，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由于没有
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
很不准确。全军都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位置在哪里，仅靠询问向
导探索前进。用这种侦察方法，至多只能查明两三天的行程，往
往要走不少弯路。”四月二十八日，先遣分队在通往昆明的公路
上，截获一辆汽车，车上有龙云送给薛岳的云南省十万分之一的
地图。毛泽东知道后十分高兴。他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
而犯愁的时候，敌人就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
一定意义上说，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谓巧获呀！”[29]当晚，
毛泽东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立刻开会，研究抢渡金沙江
的行动部署。他说：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
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获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
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
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该趁沿
江敌军空虚，尾追国民党军距我们还有三四天行程，迅速争取渡
金沙江的先机。
中革军委一面派先锋团直逼昆明，迫使云南当局调兵固守昆
明，削弱金沙江的防务，一面率主力迅速北上到金沙江南岸，准
备过江。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两岸崇山峻岭，水流湍急，吼声如
雷，素称天险。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在洪门渡、龙街渡、皎
平渡三个渡口抢渡金沙江。毛泽东等随中央纵队从皎平渡渡江。
从五月三日至九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国民党追兵
在薛岳率领下赶到金沙江边时，已在红军过江后的第七天，船只
已经烧毁，只能隔江兴叹。这样，红军就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
队的紧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渡过金沙江后，红军得到几天的休整时间。五月十二日，毛
泽东在四川会理城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那时，林彪
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
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30]毛
泽东批评了林彪，“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周恩来、朱德等
发言支持毛泽东，称赞他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
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
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并决定
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军继续北上，先要通过彝族聚居地区，才能到达大渡河畔
。毛泽东嘱咐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
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
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
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
。刘伯承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
并对其他部族做了工作，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的安
顺场渡口。
蒋介石立刻又命令在大渡河以北地区加紧布防，致电各路将
领：“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希各军师长
鼓励所部建立‘殊勋'”。[31]安顺场在大渡河南岸，是一个河
谷地带，两侧四五十里是高山。部队在这样的深沟中没有回旋余
地，兵力也无法展开，极易被敌人伏击消灭。刘伯承率先遣队到
达后，找到两只小船，由十七名勇士坐着过河，占领了渡口。先
遣队各部陆续过江。但此处架桥不易，全军难以在短时间内从这
里过江。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抵达安顺场，听
取刘伯承、聂荣臻详细汇报过河和架桥的情况后，立刻决定红军
沿大渡河两岸赶向安顺场以北一百七十公里的沪定桥，限两天赶
到。红军克服重重困难，按时赶到，战胜守军，占领了沪定桥和
沪定县城。红军主力在六月二日全部渡过大渡河。毛泽东对指战
员们说：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
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又打错
了。
过了泸定桥，红军继续北上。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
委发出《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指示》，指出：“我军
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
会合。”“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之线守敌，奇取
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
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关键，是要翻越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夹
金山。山上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六
月十七日早晨，毛泽东喝完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
裤，手持木棍，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又陡又滑的雪路，向山顶攀
登。他把马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使用，并且说：“多有一
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走到半山，气
候骤变，冰雹劈头打来。他拉着战士的手前进，同时嘱咐大家：
“低着头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万不要撒开手！
”一会儿，冰雹停止，但越近山顶空气就越稀薄，一些体力弱的
战士一坐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毛泽东对坐在雪地里休息的戴天
福说：你坐在这里非常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警卫员吴吉清
抢先把戴天福背起，在毛泽东帮扶下走向山顶。越过山顶后，下
山就比较容易了。当天下午，他们就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三
月中旬退出川陕根据地来到川西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
迎。十八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会见在这里迎候的红四方面军
先头部队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
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多万
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两军会合后红军的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是就地发展，还
是继续北上？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不料
，恰恰在这个大问题上立刻发生严重的、难以调和的分歧。
还在两军会合的前夕，中共中央收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来电
请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
在六月十六日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明
确地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
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
占领新疆。”但张国焘、陈昌浩复电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个战略
，提出红军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
南进攻。
到达懋功县城的当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就战
略进攻方向问题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提出：“目前形
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望即下决心
为要”。张国焘于二十日又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向西发展，并说
“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无良策”。中央复电张国焘，指出：“
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
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这样重大的问题，在
往来电报中自然是难以解决的，因此，中共中央在电报中请张国
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二十五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懋功县城以北的两河
口，欢迎从茂县前来的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并举行两大
主力红军会师大会。朱德致欢迎词，说明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重
大意义和北上的方针。张国焘在讲话中却公然提出同中央相悖的
西进方针。[32]毛泽东和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已经多年
不见了，但一见面谈话却并不投机。
第二天，在两河口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
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从地域是否便于机动、群众条件
和经济条件三个方面，阐明红军应该去“川陕甘”，“我们如陷
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提出以运动战迅速北上攻打驻松
潘的胡宗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在发言中勉强表示同
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
问题。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一、中国红军要用
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
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
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
，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
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
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
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
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33]会议经过三天讨论
，通过北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二十八日，政治
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
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
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
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
利地向甘南前进。”[34]
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
议除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外，主要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发言时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
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
员群众”的。[35]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
张国焘回去后，自恃他所领导的军队人数多，又策动一些人
给中央写信伸手要权。他还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
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执行中革军委在两河口会议后制定的《松
潘战役计划》。
中央红军为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继续北进，在七月初翻
过第二座大雪山，抵达卓克基，十日到达芦花（今黑水县）。朱
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他立刻率部北上，并要张
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张国焘到芦花后，中共中央在十八日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
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主张增补一批人“可
到军委”。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
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会议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同意将
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周恩来调中央常
委工作。中革军委当天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
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二十一日，组织前
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
参谋长。
张国焘一朝权在手，便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收缴各军团的密
电本。彭德怀回忆说：“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
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
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指挥部
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36]由于张国焘
一再拖延，战机已被贻误，使胡宗南部得以集中兵力扼守松潘，
红军已难经松潘沿大道进入甘南。中共中央只得撤销原定的《松
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这给红军
北上带来极大的困难。八月三日，红军总部制订《夏洮战役计划
》，将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
三军即原第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中共
中央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
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
即原第五、九军团）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
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八月四至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
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
，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
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
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
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必须加
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决议指出，在
红军中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
会后，周恩来发高烧病倒了，经确诊是患阿米巴肝脓肿。毛
泽东常去看望。他肩头的担子更重了。
张国焘参加沙窝会议时，表面上再次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
针，实际上没有放弃因畏惧国民党军队而主张退却的打算。他回
去不久，又提出经阿坝向青海、宁夏、新疆退却，同中央规定的
北进夏河流域相左。
鉴于张国焘坚持向青、宁、新退却的主张，中共中央在八月
十五日致电张国焘：“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
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及一方面军全部
，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班佑以北
，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
，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
回击抚边、理番之敌。”[37]接着，毛泽东召集徐向前、陈昌浩
、叶剑英等开会，研究右路军经草地北上的具体路线，决定由叶
剑英率两个团为右路军先遣队。他召见红一军二师四团团长杨成
武，布置先头团过草地的任务。杨成武回忆道：“毛主席一手叉
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
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
行军路线来。'”“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
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
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他
又强调说：‘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
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
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挡
得住红军指战员的。'”“‘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
，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毛主席恳切地、着重地嘱咐我这两句
话，然后问我是否已找到向导。”“毛主席一边与我握手，一边
叮咛道：‘到徐总指挥那里去一下，去接受具体指示。'”[38]
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
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
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当时，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
在东侧，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在西侧。毛泽东从军事、经济、民
族、地形等条件，论证了红军主力不应向西而应向东。并且指出
：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
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39]徐向前、陈昌浩同意毛
泽东的报告，说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左路军一定要与我们靠拢
。毛泽东做会议总结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向东还是向
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
采取由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
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
坚持向东打。[40]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补充决议。这次会
议调整了夏洮战役具体部署，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有着重要的
意义。
由毛泽东起草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
充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
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
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
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针对张国焘坚持西进青海、宁夏和新疆的主张，补充决定说
：“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
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
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共中央致电朱德、
张国焘通报了毛儿盖会议的精神，指出：“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
，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
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
路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41]八月下旬，毛泽东随
右路军离开毛儿盖，向荒无人烟的大草地进军。毛泽东的警卫员
吴吉清回忆说：“一当走进草地，情况就完全变了。天空像用锅
底黑刷过的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边的茫茫草原，看不
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如果一不留心，踏破了草皮
，就会陷入如胶如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
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远就碰
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儿，幸好被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摆脱
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
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几天来，他不仅把担架和马让给伤病员乘坐，而且每天在
行军八九十里途中，还要坚持工作。一路上，他不是和指挥员、
战士们谈心，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就是向伤病员询问病情，鼓
舞医务工作的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医疗护理工作。并且一旦
了解到伤病员因缺粮而造成的危难，主席就立刻指示副官处，利
用中途休息的时间，杀掉几匹马，把马肉分送给各连队的伤病员
。而他自己，每天和战士们一样吃着青稞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
。”[42]
经过七天六夜的艰苦跋涉，毛泽东同指战员一道走出荒无人
烟的草地，到了班佑。右路军一部成功地进行了包座战斗，歼灭
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五千余人，为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这是红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
九月一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
，要左路军迅速东进，同右路军靠拢。在等候期间，右路军进行
了休整。毛泽东在巴西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要重新进
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九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
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更加变
本加厉：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
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
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
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九月九日，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
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这样，局势便发展到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右路军前敌指挥
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那个电报，立刻秘密地
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迅速抄下电文（一
九三七年三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电文中有：南下，
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同张闻天、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在这
种情况下再想继续说服并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
而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
当晚，毛泽东在阿西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和病中的周恩
来等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
，立即北上，并且通知已经北上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
有变化，要他们在原地待命。同时，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严
肃地指出：“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
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
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
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43]在
出发北上前，发布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
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
，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对于红军，
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
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北上红军凌晨二时出发，毛泽东率部在前，彭德怀率部在后
掩护中央机关北上。天明时，毛泽东看到叶剑英率军委纵队一部
分赶了上来，十分高兴地说：“哎呀！剑英同志你来了，好！好
！”后来，他引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话，
来赞扬叶剑英的这次历史功绩。当时在场的伍修权回忆道：
“正谈话时，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了。他大喊
：‘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
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劝阻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
。”“毛主席还是规劝、开导他，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
定的。但是李特就是不听，强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
当时有的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气。毛主席还说：‘捆绑不成夫妻
。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44]这
次北上，连李德都表示同意。他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
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45]
九月十二日，北上红军到达俄界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和结论。他说：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
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
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
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46]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
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
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方针是错误的。中央同张国焘的争
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
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
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俄界会议决定，把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
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以毛泽
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成立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这时，红军面
对的是已被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控制的天险——腊子口
。这个山口只有三十米宽，过后就是甘南的开阔地带。如果国民
党的胡宗南等增援部队赶到，把山口严密封锁起来，要进入甘南
就十分困难了。在这个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先头部队红四团勇
敢机智地一举歼灭鲁大昌部两个营，在九月十七日夺取腊子口，
为主力红军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主力红军翻越岷山，在九月
二十日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这就是毛泽东诗中所
写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他出席在哈达铺
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中说：我们现在的干部
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既要了解高
级干部，又要了解中下级干部。部队在这里整编为三个纵队，共
八千多人。
在哈达铺，毛泽东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
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当天，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
干部会上提出到陕北去。聂荣臻回忆他是这样说的：“‘我们要
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
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
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现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
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
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呢！'”[47]毛泽东随第一纵队向北行进
，二十七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会议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
北保卫和扩大苏区”。[48]
毛泽东在率陕甘支队北上过程中，始终悬念着被张国焘拉回
去的七八万红军。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等，指出
张国焘多次违抗中央命令，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同时提出：“
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
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
卅军之继续北进。”最后强调，“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
”“立复。”
但是，张国焘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竟在四川理番县卓木
碉另立“中共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
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公然进
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
这时，蒋介石得知红军已突破腊子口，害怕红军进占天水，
威胁西安，急忙调胡宗南等部集中天水一线，防止红军东进。
红军陕甘支队却继续北上，跨过西（安）兰（州）公路，攀
登海拔三千米高的六盘山，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道封锁线
，陕北苏区已经在望。毛泽东登上六盘山顶峰时，心潮澎湃，写
下了《清平乐·六盘山》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
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
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陕甘支队一越过六盘山，就遇到一个新的对手：国民党的骑
兵。在青石嘴，侦察到有两连敌军骑兵正在下鞍休息，毛泽东立
刻到前沿阵地指挥。聂荣臻回忆道：“随后，毛泽东同志也上了
我们站的这个山头。他叫把各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召集来，决定要
消灭这股敌人。他亲自命令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四
大队从正面突击。三个火队像猛虎扑食似地扑下山去，把敌人解
决了，缴获了一百多匹马。大家对打骑兵有信心了。我们用缴获
的马匹装备了纵队的侦察连，我们也开始有自己的骑兵部队了。
”[49]这时，东北军和马鸿宾的三个骑兵团又尾追而来。毛泽东
认为，让敌军骑兵一直跟着红军进陕北苏区于我们不利。他提出
要“砍尾巴”。彭德怀指挥第一、二纵队，坚决果断地击溃了国
民党骑兵两千多人，使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不敢再来侵扰。毛泽东
兴奋地赠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十月十九日毛泽东随部队进驻吴起镇（今吴旗县城）。红军
一进吴起镇，看到一间窖洞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觉得
真是到了家了，长征以来一直感到苦恼的伤兵安置问题也得到了
解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
会上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指出：陕
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已完成了，
敌人对于我们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
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
展的主要区域。[50]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激起全国人民的反
帝高潮，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陕北苏区的
有利条件。当然，粉碎敌人“围剿”还需要有好的领导。在结论
中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
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资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
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干部和群众
的意见，要依靠他们。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这
次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关于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
央红军长征的结束。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写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薄走泥丸。
金山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中央红军长征的传奇性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在
上海的鲁迅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
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
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51]共产国际也高
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英雄斗争的模范”。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到达象鼻子湾。他向随行部
队讲话，对长征作了总结。他说：“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
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
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
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
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
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
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
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
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
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
伟大任务！”[52]
注：
[1]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版，第１７７页。
[2]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
１９３页。
[3] 《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１月
版，第４页。
[4] 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６日。
[5]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
，第１１３页。
[6]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
０年１２月版，第１２４页。
[7] 《军委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１９３４年１２
月１２日。
[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４４１、４４２页。
[9] 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２日。
[10] 《陈云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５月版
，第５５、５６页。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４４５、４４６页。
[12]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０日，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月版，第６６页。
[13] 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
的斗争》，《红旗飘飘》第８期。
[14] 耿飚：《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人民日
报》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８日。
[15]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月版，
第６７页。
[16]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０日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月版，第６７页。
[17]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１９３５
年２月或３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月
版，第４２页。
[18] 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
代表团的谈话，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２日。
[19]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１９３５
年２月或３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月
版，第４２页。
[20] 《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２月版，
第２１４页。
[21] 《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２月版
，第１７０页。
[22]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５月版
，第１６１页。
[23] 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７月版，第１８１页。
[24]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０日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月版，第６９页。
[25] 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
７年１月２２日。
[26] 中共中央、总政治部给各军团电，１９３５年３月２
０日。
[27] 刘伯承：《回顾长征》，《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
艺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版，第７、８页。
[28]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版，第２１７、２１８、２１９页。
[29] 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７月版，第１８３、１８６页。
[30]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
第１９８页。
[31] 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１９８３年版
，第３４６页。
[32] 莫休：《大雨滂沱中》，《党史资料》１９５４年第
１期。
[33] 毛泽东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５年６
月２６日。
[3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５１６页。
[35]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５年
６月２９日。
[36]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
第２０１页。
[3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５１４页。
[38] 《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版
，第２１６－２１９页。
[39][4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１
９３５年８月２０日。
[4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５４８页。
[42]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版，第２６８、２７６页。
[4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５５２页。
[44]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
９１年版，第１３７页。
[45] 《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
版，第８９页。
[46] 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报告记录，１９３５年９月１
２日。
[47]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
月版，第２８２页。
[48] 毛泽东十月二十二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
。
[49]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
月版，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5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１９３
５年１０月２２日。
[51] 《〈鲁迅致红军贺信〉获重要发现》，《新华文摘》
１９９２年第３期，第１３２页。
[52]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
月版，第２８６、２８７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