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伟人和一位将军结为儿女亲家，他们的交往，曾经似春风过隙，荡涤着无数人的心灵，今日忆起，仍然感怀备至，激情难抑。 中南海的婚礼初秋的北京，艳阳似锦，长空如拭。中南海内，岸柳迎风，波光照人。1959年8月29日，一场庄严朴实的婚礼在这里举行。新娘是毛泽东的长女李敏，新郎则是孔从洲将军的儿子孔令华。参加婚礼的人员，除了毛泽东、孔从洲外，还有被邀请来的客人：蔡畅、邓颖超；主席的表兄王季范先生及其孙女王海蓉、孙子王其华；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机要处处长叶子龙、卫士长李银桥和秘书罗光禄以及李敏的同学和朋友等30余人。 李敏和令华相识于北京八一学校。毕业后，又相继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中学期间，他们继续交往，相互了解，感情渐深，终于由朋友发展为恋人，并互愿结为终身伴侣。对于他们的结合，毛泽东和孔从洲都深表赞同。一次，当李敏向毛主席谈及此事时，毛泽东说：“我一向主张儿女的婚事自己作主。你觉得小孔好，我没有意见。”说罢，他反问李敏：“小孔的父亲是哪个？他在哪里工作？”“我没有问过，他也没有说过。”李敏答。“那你怎么和他交朋友呢？”“八一学校收的都是军队干部子弟，我想他的父亲可能是军队的干部吧！”李敏解释着。“还是要问一下，了解情况嘛！”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事后，李敏问了令华的有关问题，并详细地向主席作了汇报。当毛主席听到令华父亲的名字时，连忙说：“噢，小孔的父亲原来是孔从洲将军，我熟悉，熟悉！”“那您同意吗？”李敏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期盼。毛泽东十分理解女儿的心情，大声说：“好，好，我同意。”听到父亲的肯定回答，李敏笑靥如花。 李敏的妈妈贺子珍没有参加婚礼。全国解放后，她一直住在上海。李敏为了征求妈妈对自己婚事的意见，早在1958年油菜花开时节便向她提起过。贺子珍说：“你要跟爸爸商量，他同意的我也同意。”后来毛泽东同意了，于是，李敏又携令华来到南昌，让妈妈亲眼见见这位未来的女婿。当贺子珍见到这一对年轻人时，这位从战火中走来、品尝了过多人世沧桑的老妈妈，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愉悦。她紧紧地拉着李敏的手亲昵地说：“你和令华好，我同意，希望你们幸福。” 本来，结婚的日期还要早一些，但由于毛泽东在庐山开会，一时不能回京，只好推延下来。为此，毛泽东还几次让卫士长李银桥打回电话，并亲自给李敏写信，再三叮嘱：婚期要推迟，一定要等他回京后再举行。8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从繁华的江南重镇———九江，乘火车回到北京。李敏和令华同到车站迎接。翌日一早，主席便把李敏和令华找去，商讨拟定邀请参加婚礼的客人名单，并确定婚礼日期。 婚礼的当天，毛泽东派秘书罗光禄把孔从洲接到中南海丰泽园。并将他引到颐年堂———婚礼便在这里举行。毛主席见到孔从洲后，赶紧趋步向前紧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今天是两个孩子结婚，请你来坐一坐，叙一叙。”并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李敏的公公，孔令华的父亲，孔从洲同志。”主席的介绍引得大家阵阵掌声和欢笑。这天，毛泽东显得格外高兴，婚礼时，他把酒杯举过胸前，以父辈的慈爱向李敏和孔令华祝福：你们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祝愿你们生活幸福。还风趣地对令华说：“不用忧来不用愁，二人心意两相投。”说完，自己乐了，大家也都乐了。毛泽东还举杯向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表示谢意，并为大家劝酒。 接着，令华和李敏向毛泽东、孔从洲敬酒。当他俩走到毛泽东跟前时，激动得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冲着毛泽东笑，随即又深深地向毛泽东行了一个鞠躬礼，以感谢父亲的养育之恩。望着这一对新人，毛泽东笑了，笑得是那样开心，那样满足，以致当令华和李敏向他敬酒时，一连喝了好几杯。客人们也争相举杯，为李敏和令华祝福。此时此刻，颐年堂里春风荡漾，满室生辉。饭后，毛泽东、孔从洲同客人们一起照相。毛泽东还单独同李敏和令华合影留念。 “他是个老实人” 李敏和令华的喜宴结束后，主席留下孔从洲和王季范先生，到他书房里叙谈。 坐定后，主席望了望王老，又转过头来问孔从洲：“现在在哪里工作？”孔答：“在沈阳高级炮兵学校担任校长。”“啊，当校长。怎么样？”孔从洲说：“很好，工作很好。”“你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没有？”毛泽东关切地问。“没有什么困难，就是我的文化水平低。我过去在炮兵部队多年，但对炮兵理论、射击、战术理论学习不够。”这时，王老插话说：“炮兵要用数学的吧？”“是的，我数学很差。”孔从洲谦逊地回答。主席说：“你先人孔子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嘛！我幼年读的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一套。要不是孔夫子，我连字可能都不认识哩！他老人家提出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六门学科就有数学。你是应当学好数学的。” 主席风趣随和的谈话，令孔从洲原来的拘谨心情轻松了许多。 稍事停顿后，主席向王老介绍说：“他在外边时，是在杨虎城部队任职。”说完转向孔：“你什么时候到那个部队的？”孔从洲说：“1924年就到了那里。这个部队是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建立的靖国军保留下来的一支部队，我是慕名而去的。”接着主席又问到靖国军和驱吴运动、坚守西安以及杨虎城部队党组织活动等情况，深有感触地说：“噢，你们陕西出人才。你读过二十四史么？著《史记》的司马迁，就是陕西人，你知道么？”孔从洲说：“知道，他的《史记》我读过。”主席又说：“还有班超，东汉名将，是陕西人。撰写《汉书》的班固，是他的哥哥；妹妹班昭，是续撰《汉书》的女史学家。因她的丈夫为曹世叔，被称为‘曹大家’。农民领袖李自成，也是陕西人。……” 在交谈接近尾声时，主席又把话题拉回到了家常，他问了孔从洲一连串问题：你父母还在不在？十几岁出去当兵？为什么要到那么偏僻的安边当兵？回到革命大家庭后感到怎样？孔从洲都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毛泽东着意地问孔从洲：“你工作上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要求，因为我是干炮兵的，对炮兵最有感情。”孔从洲不假思索。本来，孔从洲满可以借此机会向毛主席提出一些个人的要求，但他没有这样做。孔从洲这种坦荡无私的人格魅力，令王季范老先生深为感动。于是，便插话说：“噢，他是个老实人。”主席接着也说：“他是个老实人。他教育子女很严的哟，孔令华很好嘛，今后两个孩子一定会相处好的。学得好，工作也会干得好！现在人家成家立业了，可以自主了。”孔从洲点头表示赞同。 毛泽东称赞孔从洲“是个老实人”，不仅因为他对个人工作待遇从未有过任何奢求，还由于他对同志，对朋友，能够伸张正义，热情相助。“文革”期间，曾在抗日战争时期，被中共中央派到杨虎城所属38军作统战工作的地下党负责人蒙定军同志，被康生诬陷为“不是共产党”，而遭到长期关押、迫害，致使在杨部38军工作过的共产党员也全部受到牵连。孔从洲得知这一情况后，怒火中烧，不顾“四人帮”的淫威，决心为这些曾经在隐蔽战线同日蒋进行过艰苦斗争的同志鸣冤。于是，提笔给毛泽东写信，恳请毛主席干预此事。毛泽东很快将信批转到总政治部，严厉批评有关单位“政策为什么没有落实？”这样几经周折，蒙定军同志方获释放，恢复工作。 “杨虎城是爱国的” 毛泽东十分赞赏孔从洲在“西安事变”中的作为。交谈中，特意向王季范介绍：“噢，他参加过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中是警备二旅旅长兼城防司令。”王老风趣地说：“嗬，官还不小啊！”主席说：“他（杨虎城）对你很信任啊！抓蒋介石前一天晚上，别人不知道，就跟你说了；噢，得保密哟，走漏了消息可了不得。你做得很好呀！杨主任对你很赏识吧？”“他是我的老上级，”孔从洲说，“把我一手培养大，看着我长大的……。” 原来，孔从洲于1924年来到杨虎城部队当兵，从士兵而班长，而排长，而连长，而团长，直到1936年担任警备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始终受到杨虎城先生的关爱与信任。西安事变前夕，当张、杨两将军确定了“兵谏”的意图后，杨虎城即密令孔从洲，加速了解中央军在西安的部队和布防情况，“一定要把他们是哪个部队、什么番号、多少人、都驻在什么地方、哪条街、哪个巷子里的哪些院子，搞得一清二楚，不能有半点含糊。”还特别交待：“要严守机密。”最后，杨虎城以期待的目光望着孔从洲，意味深长地问：“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孔从洲点了点头说：“听明白了！”其实，孔从洲当时并不了解杨将军此举的真实意图，只是目睹当时西安的险恶形势，猜测一二而已。于是，他便对杨先生说：“这几天我们部队要在城内连续进行几次夜间演习。通过演习，我保证很快把这些情况摸清楚，请主任放心！”听到孔从洲“明白”的回答，杨虎城脸上露出一丝喜色，高兴地说：“那好，抓紧时间，赶快去准备吧！”果不其然，不出三天孔从洲便把在西安的国民党军警特宪的实力和具体分布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并标图显示，以供急用。12月11日，古城西安，世事如流，乾坤依旧。白天，张学良照例去华清池见蒋；晚上，以张、杨的名义在新城大楼宴请随蒋来陕的国民党军政大员的活动按时举行。然而，就在这一天下午，张、杨已在玄风桥金家巷张学良官邸对扣蒋计划、行动时间和任务分配等，进行了最后敲定。新城大楼的宴会刚散，杨虎城便紧急召见孔从洲，一见面就问：“这几天演习得怎么样？街道情况都弄清楚了吗？”当他听完孔从洲的汇报，并仔细看了标明中央军各部驻地位置、兵力和装备情况的地图后，表示很满意：“好！好！很好！全城的情况，你们调查得很清楚，他们的位置一看就明白了。” 看完地图后，杨虎城要孔从洲挨在他身边坐下，随即把将要对蒋介石进行兵谏的事告诉了他。杨虎城说：“我和张学良共同决定采取行动，把他抓起来，逼他抗日。如果他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就决不放他。”接着又把捉蒋时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分工，具体行动计划等说了一遍。最后说：“我们决定，就在今晚动手。你的意见怎么样？”孔从洲虽然感到有些突然，但思想上却早也有所准备。他斩钉截铁地说：“坚决执行主任指示，一切听从主任的命令。” 12月12日凌晨四时，两发红、绿色信号弹像一道锐利的闪电划破古城长空，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孔从洲遵照杨虎城的命令，开始了西安城内的行动。在经过近四个小时的战斗后，便全部解除了蒋介石派驻西安的宪兵团、保安司令部、公安局、交警总队、军警联合督察处、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的反动武装，扣留了国民党在西安的党、政、军、警、宪、特要员，圆满地完成了杨虎城交给的任务。 毛泽东听完孔从洲的介绍，把身子稍稍往后一仰，沉思片刻后郑重地说：“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把内战变成了抗战。杨虎城是个民族主义者，是爱国的，不愿做亡国奴。杨虎城部队和我党的关系前前后后不断，时间是比较久的。前有魏野畴，后有李子洲、南汉辰。共产党给国民党办干部学校还是不多的。抗日战争时期，38军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一定要研制出自己的东西来" 毛泽东同孔从洲的交往，在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几乎陷于停顿。形势稍好后，毛泽东急于了解部队的情况，同时，也惦记着这位久违了的亲家，于是，便再一次约他进中南海叙谈。其时，孔从洲已调南京炮兵工程学院任院长。 1962年2月5日，旭日当空，春花意盛。孔从洲驱车中南海。毛主席在南海岸边的游泳池旁接见了他。孔从洲见到主席后赶紧致以军礼，毛泽东也快步向前紧紧握住孔从洲的手笑着说："上次见面已经很久了，早想见你，一直没有时间，今天随便谈谈。"孔从洲也说："我很想见主席，但你很忙，我不便占用你的时间。"主席说："今天不是有时间了吗！"说完，俩人都会心地笑了。 这次交谈涉及到家庭、子女、教育以及部队建设的各种问题。毛主席以他渊博的知识，精辟的论断，幽默的语言，评古论今，剀切陈辞。交谈中，当提及炮兵工程学院的办校宗旨时，毛主席说：我看应当是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的炮兵科技人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科学技术天天在进步。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发展。由于射击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个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后来又有人制成了抛石机，依靠机械的力量，可以把十几斤重的石头抛出五十步以外，成为古代攻打城池和野战的重要武器。这些都是冷兵器，只有在火药发明后，才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 说到这里，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继续说：我们的祖宗发明了火药，可是后来落后了。在南宋时有一个叫陈规的，他把火药装在一个竹管内，装上弹丸，点着火药，喷出火焰烧伤敌人。这是管形火箭的鼻祖。因为竹子容易被火药烧毁，后来有人改用金属制作，就是火铳，是世界上最早的火枪。十三世纪，火药传到阿拉伯国家，十四世纪又传到欧洲，十五世纪欧洲人制成了滑膛炮，笨得很呐！主席边用手比划着，边笑着说：要用三十五匹马才能拉得动它。到了十七世纪，牛顿和欧勒研究了炮弹的飞行，空气的阻力，制成了线膛炮。十八世纪，德国开始使用后装火炮，从此，线膛炮正式代替了滑膛炮。一九○七年，法国制成世界上第一门155毫米半自动式炮闩的加农炮，从那时起，火炮就日新月异地发展了。现在出现了核导弹，将来还会有更新的武器。 毛泽东几乎一口气讲完了火炮的发展史，心情显得有些激动，眸子里流溢着智慧之光。 稍事停顿后，他又深情地望着孔从洲说：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靠缴获国民党的火炮装备自己。全国解放后，我们靠买苏联的。现在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孔从洲答："现在是仿制。""总仿制行吗？"显然，主席对于仿制是不太赞成的。"不，我们已开始根据作战对象和我国地形、交通、气候等条件，在研制我们自己的火炮了。"对于孔从洲的回答，毛主席微笑着点点头说："这就对了。我们是一个大国，必须强调自力更生。外国好的东西，要实行'拿来主义'，但不是拿来就算了，而是要在他们的基础上，研制出自己的东西来。" 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不仅关注部队武器装备的发展，更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他问孔从洲："学院的师资力量怎么样？"孔从洲回答后，毛泽东接着说："要重视知识分子。我过去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党一贯重视知识，重视人才……要特别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尊重他们的意见，做他们的知心朋友；住的环境要舒适一点，生活待遇要比较好一点，给他们创造研究学问的条件。"说完，毛泽东随手拿起火柴，点燃早已拿在手上的烟，然后又问孔从洲：教员的工作、学习时间有保证吗？资料和器材能满足吗？有无图书馆？教员讲课用什么方法？学生从哪里来？灯光好不好？近视眼多吗？身体健康状况怎样？实验室够用吗？对于毛泽东的频频发问，孔从洲都一一作答。主席听后强调说："学生要有实习的时间，到部队和工厂去实习，这就叫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的考试不宜过多，如果使学生的脑子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学习质量就不会高。""学院要搞科研，教学和科研是相辅相成的。要运用科研成果充实教材，丰富授课内容，提高教学质量，要把教学、科研和使用结合起来。当校长的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毛泽东亲切而充满智慧的谈话，不时触动着孔从洲的心弦，使他铭感肺腑，终生难忘。 "必须找出对付干扰雷达的办法" 在探讨部队武器装备的发展时，话题自然离不开现代军事科学。一次，当毛泽东听到关于我军炮兵雷达、指挥仪的情况时，表现特别关心。他恳切地告诫孔从洲："人无眼不行，火炮没有镜子也不行。望远镜、瞄准镜受地形地物的限制看不远。""雷达可以补救，它是全天候的。"孔从洲插话。主席摆了摆手说："不能把雷达说成万能的，有矛就有盾，比如人家干扰怎么办？前几年我就告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防干扰，不知道他们办了没有？对雷达的干扰必须找出对付的办法。"对毛泽东耳提面命的教诲，孔从洲铭记在心，并当即表示："这一任务，我一定完成。"可是，孔从洲万万没有想到，完成这一任务，需要走过多少曲折的道路，冲破多么巨大的阻力，恰如一位诗人所云："海兰兰，天高地也宽；路漫漫，英雄闯九关。" 孔从洲受领任务后，由于工作条件的限制，一直拖到1965年他调任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时才得以进行。这一年，我国政府应越南政府的请求，开始派遣部分高射炮兵部队赴越参加防空作战。孔从洲抓住这个机会进行调查研究。两年后，有关部门在京召开"入越作战高炮部队代表会议。"会上，代表们除了介绍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外，还提出了由于我军电子装备性能落后，致使人员和掩护目标遭到不应有损失的惨痛教训。针对会议中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再一次指示：一定要把雷达、指挥仪、光学仪器狠狠抓一下；要减轻重量，提高质量；要能抗干扰的。不幸的是，正当大家积极落实会议精神时，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就像洪水一般，把大家用智慧和汗水凝结的果实，冲散得一干二净。孔从洲也身陷囫囵。问题得不到解决，孔从洲心急如焚。可也无可奈何。就这样，又是六个秋去春来。1974年，刚恢复工作的四机部部长王诤，接受孔从洲等人的建议，以他特有的敏锐和责任心，在亲自深入部队调研的基础上，就我军电子装备状况和存在问题以及加强电子战能力的措施，再次上书党中央，得到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支持。周总理批示：立即召集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研究提出解决办法。接着，国务院召开常务副总理会议，讨论王诤的报告。会上，王诤刚把情况讲完，别人还没有来得及发言，张春桥便一棍子打来："你说这一些，无非是要人、钱！"张春桥的霸道，令与会者无法表态。会议无果而散。发展电子对抗技术，又一次石沉大海。 然而，孔从洲并没有气馁。他想到毛主席的交待，想到援越作战中部队面临的背动局面，又联想到1973年10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更加感到自己身为负责炮兵武器装备科技发展工作的领导干部，责任之重大。经再三考虑，决定向毛主席报告。应当说，就工作问题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情况，这对孔从洲而言，是平生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1975年6月21日，信发出后，两天之内毛泽东便作出批示："送小平、剑英、成武同志阅。请剑英同志找二炮孔从洲等同志商议几次，为盼。"此刻的毛泽东，已是重病在身，仍然这样迅速作出批示，可见他对军队建设的关切。主席批示后，叶剑英等先后四次找孔从洲交谈，并很快形成了《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以叶帅名义，报送毛主席。又是在两天之内，毛泽东批示："很好，退剑英同志。" 经过主席和叶帅的关心与支持，发展电子战技术的工作，总算把道路打通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久，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便相继辞世，在非常时期许多工作实际上都停顿下来。 1977年，在叶帅关心下，加强电子对抗力量的建设问题，再一次提上日程。经中央批准，首先成立了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领导小组，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下，统一归口管理这方面的工作。接着又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确定了第五个五年计划后三年和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电子对抗装备的主要任务；并要求有关单位建立和健全相应的组织机构，加强对电子技术人才的培养。会后，炮兵党委又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和雷达技术工作的决定，并逐步加以落实。至此，发展电子对抗装备和雷达技术走上了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地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