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宏 周 燕
韶山上屋场走向富裕，是毛泽民与父亲毛顺生共同劳作、经营的结果
人们了解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大多来自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在保安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斯诺根据采访手记，写出《毛泽东自传》一书。２００３年，复旦大学出版社重新翻译出版了英汉对照本《毛泽东口述传》。在书中，毛泽东回忆说：
这时我家有１５亩田地，成了中农。靠这些地，我们每年可以收６０担稻谷。一家五口一年共吃３５担，即每人７担左右，这样每年就有２５担剩余。我父亲利用这些剩余积累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７亩地，使我家有了“富”农的地位。
然而，毛泽东的家庭最初怎样，何时走向富裕，怎样走向富裕，靠谁走向富裕，却难以探究。原苏联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共产国际档案资料逐步解密后，为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１９３９年夏至１９４０年初，毛泽民在苏联养病期间，根据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要求，曾为毛泽东代填了一份履历表，在“父亲”一栏里，清晰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毛顺生。生于１８６６年（应为１８７０年）的湖南省，湘潭县西二区韶山南岸村。卅岁以前，专为耕种，卅岁后，耕种兼农村贩卖商业。按中国苏维埃阶级分析，最后三年是富农。原有祖田１５亩，半栋房屋，两块柴山，但负债很多，经勤苦努力，于１９１５年买叔父７亩，但仍负债，１９１５～１８年商业顺利，得走上富裕的中农，１９２８年被（国民党）没收。１９１９年（应为１９２０年）去世。
毛泽民生于１８９６年４月，比毛泽东小３岁。他开始懂事时，正是父亲从耕作转向半耕半商的过程。毛泽民８岁那年，便和哥哥毛泽东一道在村里的南岸私塾读书了。
当孩子们刚刚学会几个字，毛顺生就让他们给家里记账，学习打算盘。毛顺生像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孩子们闲着。他又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经常打孩子。他对孩子很吝啬，让他们吃最粗劣的饭食，不给蛋，也不给肉吃，甚至不给一文零花钱。这些看来不近人情的做法，无形中培养了孩子们吃苦耐劳的好品格。
毛泽民从８岁到１４岁期间，断断续续地读过４年私塾。在他９岁那年，小弟毛泽覃出生了。为了帮助母亲照顾弟弟，毛泽民辍学了，直到弟弟３岁后，才重新回到南岸私塾读书。
１９１０年，毛泽东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使家境“长期是贫农阶级”的毛顺生，感到无力同时供养两个儿子读书。于是，毛泽民又辍学了。１４岁的毛泽民成了家里的壮劳力。他和父亲一起下地种田，还经常挑着１００多斤的担子去送米。他不仅农活儿做得好，喂牛、养鱼、碾米、砍柴、打桐油，都是行家里手。
１９１３年，毛泽民与湘乡县团田区刘家湾的同岁女子王淑兰完婚。婚后，他便从父亲手中接过种田理家的重担。父亲外出经商，种田持家就全靠这对小夫妻，只有农忙时才请雇工帮忙。父亲自私刻薄。毛泽民宽怀大度。每当上屋场要请月工，只要毛泽民一招呼，谁都愿意来帮工，一是他给人家吃得好，不仅有肉，还能吃到他家鱼塘里的鲜鱼；二是他会当天付工钱，从来不拖欠。他还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精打细算的生财之道。他除了自己养猪、养牛外，还买来小猪、小牛让别家喂养。别家可以用牛粪和猪粪积肥。等猪、牛养大以后，再由他拿出去卖，付给别家“义顺堂”的纸票。别家拿着他家的纸票，可以在附近的商号换些粮油、食盐或日用品。那时，毛泽民在家里种田，终年辛勤劳作，照料父母，供哥哥和弟弟在长沙读书，从来没有一点怨言。
１９１５年至１９１８年，家里商业顺利，毛顺生不仅赎回了祖上典出去的全部田产，又买进堂弟毛菊生家７亩水田，家里的田产增加到２２亩。他手中的资本也逐渐增加到两三千元。当年分家时，上屋场只有５间半茅草房。手中有了富余的钱后，毛顺生便想到改善家庭的居住条件。他将老屋的茅草屋顶换成了青瓦屋顶，又先后为儿子们建造了居室，还建造了农具室、碓屋、牛栏、柴房等，一共１３间半瓦房。可以说，上屋场真正富裕起来，是毛泽民与父亲共同劳作、经营的结果。
而此后的两年，毛家总是不顺：先是母亲文七妹生病；随后，家中不幸遭遇火灾，房屋被烧；军阀混战，流窜的败兵多次敲诈勒索，要粮要钱；家里还让强盗抢劫了一次……
母亲的病最终未能治好，于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５日（农历八月十二）故去。１９２０年１月２３日（农历十二月初三），劳碌了一辈子的父亲也因患急性伤寒，突然病逝。
在毛泽东耐心的启发和开导下，毛泽民终于下定决心，走出韶山冲
走出韶山冲，见过大世面的毛泽东，心系社会，苦学励志，一直想把两个弟弟都带出家乡，干一番大事业。但父母尚在，需要有人养老送终，他只能先将小弟毛泽覃带到长沙读书。现在，二老均已故去，他决定把毛泽民也带出韶山冲，到外边去读书，做事。
１９２１年正月初六，毛泽东带着毛泽覃回到韶山。见哥哥和弟弟回来，冷清了一年的毛泽民夫妇格外高兴。王淑兰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统统拿出来，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晚饭后，全家人围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聊天。
毛泽东十分了解毛泽民的为人。弟弟忠厚老实，做事认真，人也精明，所不足的就是读书不多，见世面太少，革命道理懂得有限。面对着通红的塘火，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开导毛泽民：“现在，爹娘都死了，屋里只剩下你们两公婆。这些田你们做不了，还要请人帮忙，加上兵荒马乱的，怎么过得下去呀？我的意思是，田，我们不做了，这个家，我们也不要了，把屋里收拾一下，我们都走！”
听到这儿，毛泽民实在坐不住了，急火火地问道：“我不种田，哪有饭吃？！”
毛泽东趁热打铁：“润莲小时候在屋里搞劳动，没有读好多书，现在离开这个家，跟我出去学习一下，边做些事，将来再正式参加一些有利我们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四嫂和菊妹子也都一起走。”
一个是普普通通的湖南农民，一个是心怀天下苍生、不惜抛家舍业的革命者，兄弟二人的心灵在１９２１年这个寒冷的冬夜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尽管大哥讲的句句在理，但对于长期靠辛勤务农维持家计的毛泽民来说，要迈出离开故土这一步，实在太难了！
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个吃苦耐劳的大弟弟，对他的劝说也更加耐心：“润莲啊，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小家，只顾自己有饭吃，要使全国人民都有饭吃！怎么才能办得到呢？就是走出去干革命！这叫‘舍小家，为大家'，那么，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了！”
在毛泽东耐心的启发和开导下，“舍家为国”这个理儿，毛泽民是想通了。但要完全抛弃这个家，心中确实难以割舍：毕竟这些田地、房屋，都是祖上几代人辛苦积攒下来的，其中还有他们夫妻的辛劳。土地、房屋带又带不走，送人又舍不得，都出去干革命，也要为家人留一条后路吧？如果连房屋都送出去，今后回来，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毛泽东最了解弟弟的心思，听了他的一番陈述后，笑着说：“这个嘛，好办又不好办。你们若是下了决心，出去就不再回来了，那就田和屋都不要了，这叫做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不过，润莲的考虑也有道理，虽然我们是横下心来干革命，不要这个家了，但总还是有个后方好些，再说革命也需要经费。”
话是这么说，但要把祖上留下的家业安置妥当，也不是一两天所能办到的。田给哪个做，屋给哪个住，都要好好筹措一番。毛泽东想了一下说：“田让给又穷又会做田的人去做，屋就让做田的人住，你作主找人就是了。”
毛泽东又嘱咐毛泽民：“凡是过去对我们帮过忙的乡亲，都去打个招呼，向他们告别。再从鱼塘里打些鱼，从家里拿些腊肉，送给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父母死了，他们的衣服、被子送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家。屋里的东西，该送的送，该丢的丢，都处理掉，全都不要了。另外，你们去长沙，不要多带东西，只要带上铺盖和要穿的衣服就行了。东西带多了，就要请人送到银田寺，还要坐船，路费、脚力钱加在一起，等于买了这些东西。”
毛泽东在家里只住了４天。正月初十，吃过早饭，他就带着毛泽覃、毛泽建（菊妹子）先去了长沙。毛泽民按照大哥的要求，做好离家前的各项善后工作，不久也带着妻子到了长沙。
毛泽东在长沙给毛泽民已找好工作，在省立一师附小任校务，同时在该校工人补习学校学习。１９２２年，毛泽民在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搞庶务工作。不久，毛泽民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生涯。
毛泽民曾是中共领导的第一个股份制经济实体――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总经理
１９２２年９月１４日，安源路矿１．７万名工人，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毛泽东、李立三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经过５天的激烈斗争，路矿当局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废除把头制等１３项要求。罢工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１０月，工人俱乐部总主任李立三来到长沙清水塘，向中共湘区书记毛泽东汇报工作，其中谈到如何领导工人开展经济斗争，保护和争取工人经济利益的问题。他说，工人俱乐部成立后，为了抵制奸商、路矿资本家和工头们对工人的重利盘剥，曾试办过消费合作社，但参加的工人很少，资本仅有百余元，不能独开门面，只能附设在工人补习学校内。毛泽东遂派易礼容、毛泽民等党员去安源，以加强对经济斗争的领导。
１９２３年２月７日，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在安源老后街正式开业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股份制经济实体。易礼容任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一个月后，易礼容被中共湘区区委调回长沙，总经理一职便由毛泽民代理。８月，工人俱乐部换届选举后，毛泽民被最高代表会任命为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
为了支持消费合作社，路矿工人俱乐部拨来１万元作为活动经费。同时，为弥补资金不足的困难，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决定，在俱乐部成员中招股。罢工斗争的胜利，使工人俱乐部深入人心。尽管工人们的家庭生活都很困难，但他们仍然听从俱乐部的号召，踊跃认购股票。很快，消费合作社就筹集到７８００余元股金，连同俱乐部拨来的活动经费，共计１．８万余元。消费合作社用自行设计的股票作为凭证，发给每位认股者。
在韶山时，毛泽民管过“小家”，到长沙后又逐步管理起“大家”，但毕竟规模不大，人员也不多，资金最多不过千百元。而现在，工人消费合作社总资金高达数万元，涉及到上万工人股东的切身利益。如何管理好、用好这些钱，使股金发挥最大的效益，让入社的工人切实得到实惠，一连串的问题摆在毛泽民的面前。
办好消费合作社是与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消费合作社成立之前，工人从资方领到的工钱不是现钱而是矿票，即只能在矿区内使用的代金券。代金券必须到矿局或资本家操纵的银铺去兑换现钱，或在他们控制的商号购买东西。经过层层盘剥，一元矿票的实际价值起码要缩水两成。为了帮助社员解决兑换矿票的难题，消费合作社下设兑换股，凡是参加合作社的工人，都可以拿矿票来兑换股兑换现钱，一元矿票兑一元现洋。兑换股成立仅半个月，就把安源街上大大小小的银铺挤垮了。
为了办好合作社，毛泽民经常到工人和家属中进行调查，根据群众的需要，派人去长沙、汉口等地采购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由株萍铁路职工顺车捎回。这样一来，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物价比当地市场至少便宜三分之一以上。毛泽民还想办法从浙江、广东搞来食盐，从其他地方采购豌豆、蚕豆等小杂粮。每次合作社来了紧俏货，毛泽民就当起货郎，挑着担子，给住在边远地区的工人送去。
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迅速发展，使资本家、包工头开办的大小商店感到威胁。他们纷纷联手，企图挤垮合作社。一些不法商人也乘机从合作社套购货物，转手渔利。毛泽民很快发现了问题，果断实行凭证购物的办法。合作社特制了万余枚记名购物木牌，发给社员。合作社同时规定：兑换现钱必须凭购物牌，每人每天只能兑换一次，每次最多兑换一元，每月不得超过十次。这些措施有效地保护了合作社的营业和工人的利益。
随着合作社的资金不断积累，毛泽民又将合作事业进一步扩充和完善，增设了若干个合作分社，还购置了多台缝纫机，开办了缝纫实习工厂和服装店，定做各类服装。管理人员和营业人员也由２０多人增加到近４０人。
为了解决合作社的周转资金，在毛泽民的建议下，工人俱乐部提出，“在兑换股设储蓄部，提倡工人储蓄，实行发放合作社纸币１０万元”等措施。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的铜元票和纸币，虽然流通范围仅局限于安源路矿的数万名工人和家属，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史上最早的货币，是党领导金融事业的最初尝试。
毛泽民奔波于全国各大城市，俨然一位出版界的大老板
１９２５年秋天，毛泽民随毛泽东去了广州，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然而，开课仅３７天，毛泽民就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奉命去上海，担任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为了适应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化名杨杰，公开身份是某印刷厂的老板。他脱掉了土布短装和布鞋，身穿长衫马褂，时而又西装革履，出入报馆、书店和发行所，潇洒大度，侃侃而谈，俨然一位出版界的大老板。
在毛泽民到上海之前，党的发行工作一直是由瞿秋白领导下的上海书店负责。最初，上海书店发行《向导》周刊，印数虽有３０００份，发行量却只有１０００多份。上海书店还接收了新青年杂志社的所有存书和各省代售处的欠款，背负了一批坏账。
毛泽民接手发行部工作时，主要负责发行《向导》周刊，零散的书刊均由上海书店发行。《向导》周刊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中央机关刊物。毛泽民接手发行工作时，接收的资本仅有７２元３角８厘。发行部的一切经费全靠自身收入开支。那时，《向导》周刊每月都要在《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三个报刊上刊登广告，广告费需要支付７２元。中央除拨给６０元广告费外，其余一概不管。
出版发行工作对于毛泽民来说，是一个从未接触过的陌生领域。凭着一往无前的开创精神，毛泽民不断摸索印刷发行的经验，掌握其中的规律，还结识了许多业内朋友，很快就担负起党的“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
当时，上海书店是中央出版发行部公开的发行机构，但店址较偏僻。为方便广大读者购书，扩大革命书刊的销售量，毛泽民先后在沪西、沪东、闸北建起了多个分销处，又在培德里建立起一套秘密印刷发行机构，专门负责党中央文件和内部刊物的印刷及发行。
安排好上海的工作后，毛泽民又奔波于全国各大城市，建立和扩大革命书刊的分销渠道。随着大革命的蓬勃开展，分销处由最初的上海、北京、广州、长沙４地，发展到全国２０多个大中城市，在香港、巴黎和柏林也设有代售处。以至，书刊尚未印刷，就收到上千元的预约款。毛泽民将这些预约款作为资本，使发行工作得以迅速发展。到１９２６年底，即毛泽民到任一年时间，出版发行部进行内部结算时，已经盈利１．５万余元。１９２７年初，中央会计处派人到发行部进行核查，结论是财、物两清。
１９２６年７月，为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不久，毛泽民奉命赴大革命的中心武汉创办汉口长江书店。同时，他频繁穿梭于上海和武汉之间，解决书源，调运书刊。革命的出版物如同北伐狂飙中的号角。１９２７年初，当革命形势向宁、沪、杭地区迅猛发展时，各种书报的销量迅速增加，仅《向导》周刊一期的发行量就有８万份，《共产主义ＡＢＣ》一书半年之内即在全国销售了３万余本。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民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初，党中央紧急调他回上海，恢复党的出版发行工作。然而，摆在毛泽民面前的却是令人十分骇异的窘境。他离开发行部时移交的书款、存书和账目遗失殆尽。他又是两手空空，一切从头做起。
毛泽民从发行党内刊物《中央通讯》和党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着手，逐步理清头绪，迅速打开局面。面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严密搜捕和层层检查，他用了很多心思，指示印刷厂给革命刊物装订上假封面，什么《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平民》等等，有时还用国民党机关刊物《中央半月刊》做封面来迷惑敌人。从而保证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和革命书籍源源不断地转送到读者手中。
当年，位于派克路的协盛印刷所是党中央最大的秘密印刷机关。毛泽民兼任协盛印刷所的负责人。
１９２９年夏天的一个上午，２０多个巡捕房的密探――“包打听”突然闯进协盛印刷所。当他们发现车间里正在印刷共产党的宣传品时，便立刻封锁了弄堂口，对印刷所进行大搜查。
“包打听”拿着几张刚刚印出的传单，恶狠狠地质问毛泽民。
毛泽民镇静地回答说：“我是商人，不懂什么共产党！人家给的价钱大，又是现金，我为什么不干？我得养活厂里的几十个工人呢！”
领头的“包打听”不容分说，将全体工人集中关押在一个车间里，又令人给毛泽民戴上手铐，秘密押到一家旅馆里。
当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得知毛泽民被捕的消息后，紧急部署营救工作。他批准可用３０００元至５０００元，保全数十位工人和价值１万余元资本的印刷所。但经过毛泽民在旅馆里与“包打听”软硬兼施的“谈判”，只付了８００元，就化解了这场危机。
考虑到中央出版发行机关的安全，党中央决定调毛泽民去天津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没过多久，协盛印刷所的全部机器设备连同那位杨老板，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上海滩消失了……
国家银行成立时，到账的只有８０万元债款和２０万元流转资金，毛泽民难为无米炊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民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处在残酷战争环境下的临时中央政府，经济补给极为困难，财政金融秩序混乱，成立国家银行，以此统一财政，统一货币，已刻不容缓。而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仅仅是个框架，任命的１０名部长有几位没有到任。财政部长邓子恢因忙于发动闽东农民运动，指导闽南游击战争，短时间内还不能到职。既要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更要保证军需，支撑前方战事，毛泽民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
从毛泽民进入中央苏区到开始长征整整三年时间，兄长毛泽东在很长时间内身处逆境，遭受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甚至一度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面对这些，毛泽东胸襟坦荡、意志更加坚定。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毛泽民凭着特有的忠诚、坚忍、稳健和实干，责无旁贷地开始了国家银行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
国家银行创建之初，算上行长毛泽民只有５名工作人员。而红军部队的军需物资、政府机关的一切费用、苏区军民的衣食，都由国家银行一揽子包下来。毛泽民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启动资金。按章程规定，建立国家银行需财政部拨款１００万元。而实际到账的８０万元是债款，其余２０万元还是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不久又被财政部调走了。
１９３２年３月１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毛泽民把统一财政作为首要任务：建立国家金库，将接收财政部的全部库存现金存入银行；规定打仗筹款和缴获的物资一律上交金库；为执行中央根据地内统一财政、统一货币作准备。
国家银行的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的缴获物资。统一财政首先是把战争中的战利品由银行统管起来。因此，国家银行在各部队设立了派出机构，重要地方还派了工作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毛泽民是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为了把战争中的战利品尽快存入金库，他经常深入前方，实地指导，帮助部队建立财政系统。
３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打下漳州城。毛泽民率领前方没收征集委员会随军来到漳州。白天，他走街串巷，找商人们谈话，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商人们与红军保持经常的贸易联系，互通有无。晚上，他又忙着检查没收、征集到的物资，研究战利品和金银财物的运输问题。
这次出征，红军变被动为主动，消灭了敌人，补充了自己，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筹集到许多金银珠宝及苏区奇缺的布匹、医药、汽油和食盐，还筹得１００多万元大洋的军费。毛泽民在当地请了不少挑夫，把这些物资挑回瑞金，初步缓解了苏区资金匮乏和供给紧张的困难。
国家银行的有效运行，促进了中央苏区各省、县分行、支行的建立。４月初，福建分行正式成立，赖祖烈任分行行长。毛泽民专程从叶坪来到汀州，主持开业典礼。不久，江西分行也在宁都成立。福建分行和江西分行还设立了多处兑换处和收买金银处。各县政府、各军经理机关也设立了代兑处。
在开创党的经济工作的长期实践中，毛泽民积累了丰富的理财经验，但在创办国家银行初期，也遇到不少困难。起初，筹备和实行银行代理金库的工作，大家都不知从何处着手，只能做些整顿账簿和表格的工作。每当这时，毛泽民就向毛泽东请教，与邓子恢商量，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
毛泽民还注意查找敌我双方的有关资料作参考。有一次，接收前方来款，银行的同志偶然发现包现洋的纸张竟是一张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民和会计科长曹菊如仔细看后，如获至宝。借助这张四联单的启发，他们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进行改进，经过几个月的摸索和钻研，初步草创了金库管理条例。随后，国家银行又逐步建立起会计、预算、决算和审计等各种制度。
为了支援根据地建设，为革命集中社会财力，国家银行明确规定，党政军各机关和公营企业必须在银行开户，有款存入银行，借款按透支办理手续。国家银行也发放贷款，大部分用于支持外贸的发展。当年，苏区的手工业和合作事业发展很快，国家银行多次放款予以支持。为了稳定粮食市场，国家银行还向粮食调剂局发放贷款，秋收时，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农民缺粮时，再以合理的价格卖出，既保护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保证了农民群众的利益。
国家银行的各项业务工作全面铺开后，总行的组织管理机构也相应发生变化。到１９３２年冬天，总行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开始实行处、科两级管理。１９３３年４月，国家银行随中央机关迁到沙洲坝后，工作人员增加到５０多人。
地处闭塞的山区农村，缺乏专业的金融、财会人员，国家银行的工作怎样才能适应动荡的战争环境？１９３３年春天，林伯渠从苏联回国，进入中央苏区，任国民经济部长，后又兼任财政部长。毛泽民经常向林伯渠请教，还与林伯渠商量，举办了一个专门培养财会人员的训练班，由林伯渠和毛泽民亲自授课。毛泽民经常对学员们说：“我们是为工农持家，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要不，就没得吃，没得穿，怎么谈得上打反动派呢？”他还说：“财经工作是管钱、管物的，不能差错分毫，要细心，要廉洁奉公。”
毛泽民是中央财政特派员，经常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筹办军需物资。他总是一双草鞋，一顶斗笠，背包里还装有账簿和算盘。红军战士开玩笑地说：“毛行长的办公室就打在背包里！”
邓子恢称赞说，统一财政，统一货币，是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发行中央苏区统一的货币是国家银行的特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江西工农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均发行过纸币。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币、白区的杂币也在中央苏区流通，无疑给国民党方面破坏苏区的金融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
发行苏区统一的货币要适应根据地商品流通的规模，准备工作要比筹建银行机构困难得多。另外，发行货币还要解决纸张和油墨的问题，要有人设计票面图案。
经过调查了解，毛泽民找到汀州城里的一家印刷社。那里的人告诉他，汀州有一位叫黄亚光的人，能写会画，也许能搞票子。
听说要设计苏区钞票，这下可把黄亚光难住了。当时，根据地连最起码的绘图工具都买不到。后来，还是毛泽民托人从上海买来两脚规、鸭舌笔以及刻制石印模的工具。毛泽民还与黄亚光商量苏区纸币的防伪问题。黄亚光说：“技术上搞准确一些，再做上暗记，造假就困难了。”经过精心构思，象征苏区军民在马列主义指引下努力建设新世界的图案跃然纸上。
１９３２年７月７日，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又称“苏维埃国币”，有１元、５角、２角、１角、５分，五种票面。１元票正面为紫红色，横楣书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字样，票面中央有革命导师列宁的头像，票面下方的两边，分别是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和国家财政部部长邓子恢的签字。
在发行纸币的同时，国家银行也开始酝酿制造银币。
一天，毛泽民拿着两张银币图样，来到造币厂。厂长谢里仁仔细看过图样后，激动地说：“这回可好了，我们苏维埃共和国也有自己的银币了！以后再也不用铸什么‘大头洋'、‘小头洋'了。”
毛泽民诙谐地一笑：“银币要铸，银洋也要铸，银币只能在苏区流通，我们还要到白区去买东西嘛！”
在旧中国，由于封建割据，币制尚未完全统一。金银本身都是硬通货。按理说，用金银加工出价值等量、尺寸规范的硬币，在各地都能通用。
漳州战役期间，红军在福建上杭缴获了一套铸币机。中央造币厂成立后，很快投入机械化生产。制造银币的原料都是打土豪得来的银器、手饰，经过配料、熔炉、出坯、过秤、印花、挂边、洗药等多道工序加工成硬币。这台铸币机，本来只能铸银币，经过改装后，也能铸造银洋。当时，墨西哥鹰洋在中国南部、中部各省流通非常广泛，几乎成为主币。经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对外贸易局从上海购来一台墨西哥鹰洋铸币机。这就大大方便了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往来。
１９３３年初，王明“左”倾教条错误在中央苏区推行后，当时的党内领导人一方面贸然取消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断绝了国家银行的主要财源，一方面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强调打“正规战”、“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还盲目扩大红军，命令国家银行“开足马力”多印票子，支援战争。缺乏财政支持，滥印票子，必然导致国家银行银币券贬值。而苏区内外的反动派也趁机煽风点火，造谣生事。毛泽民虽然无力从根本上改变滥印票子的做法，但作为国家银行行长，他必须尽其所能，维护苏区货币的信誉。
１９３４年初，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再失利，苏区财政经济每况愈下，纸币流通受阻，信誉严重降低。为此，毛泽民亲临前线筹集物资，还请外贸总局组织货源。回到瑞金后，他指示金库拿出现洋，按１元苏区纸币兑１元现洋的比价，进行公开兑换。告示贴出后，群众排着长队，争相抢兑。两天过去了，眼看着银行库存的现洋所剩无几，大家都很担心，几次请示毛泽民，是不是停止兑换。毛泽民却态度坚决地说：“现在群众挟币势头正高，不能停兑！”三天后，外贸总局从白区搞来一大批百货。各消费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布匹和食盐。国家银行又贴出告示：合作社出售的所有货物，只收苏币，不收现洋。群众又纷纷争兑纸币，购买急需物品。一些暂时没有购买愿望的群众也来兑换纸币。结果，银行收回的现洋比兑换出去的还要多。
毛泽民身为国家银行行长，管钱管物，权限很大。但他从来不搞特殊，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也不乱批条子报销一分钱。即便大哥毛泽东来银行视察工作，弟弟毛泽覃来看望他，也是按照普通的伙食标准，有时仅是一杯开水。有的同志实在看不过去，就给他提意见说：“毛行长，按家庭论，毛泽东同志是你的哥哥。可在中央苏区，他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动用公家几个钱招待一下，是理所应该的。”毛泽民回答说：“公私分明是共产党人的品德，手足之情也应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
邓子恢十分钦佩毛泽民的理财能力，他曾回忆说：“毛主席要我当财政部长，泽民当国家银行行长。他搞银行工作很出色。他到苏区以后，根据主席统一财政的指示，把货币统一起来，市场货币流通一律用国家银行券和铜板，国民党的货币一律不准用，打土豪缴的款和政府收的税一律交银行存，由银行开给收据……银行的钱不能随便用，须经财政部批准。这样一来，货币金融统一了，财政也就随之统一。这是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赣南素有“钨都”之称，毛泽民因地制宜，创建了中华钨矿公司
一个两三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光靠打土豪过日子，怎么行？必须因地制宜地发展工农业生产，积极进行经济建设。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初，没有设立主管国民经济的部门。为了充实国家银行的家底，当创建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毛泽民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生产经营之中。
赣南素有“钨都”之称，上百个钨矿点星罗棋布于赣南山区。金属钨可以制造电灯钨丝，钨钢又是制造枪械的重要材料。
在会昌、安远、于都三县交界的仁凤山一带，钨矿资源非常丰富。红军到来之前，美、英、德、日等外国资本家曾扶植矿商开矿，收钨矿。可当毛泽民来到仁凤山时，眼前却是一派凄凉破败的景象。据当地群众反映，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期间，反动民团放火烧山，这里的矿工大都被迫离矿避难了。
毛泽民沿着山沟一路察看。几天下来，他摸清了仁凤山矿区的基本情况，及时向当地苏维埃特支委员会和工会作出指示：立即组织矿工恢复钨砂生产；像“扩红”一样扩大工人队伍，发动在矿的工人动员亲戚朋友、特别是技术熟练的矿工，迅速回矿参加生产；特支委员会和工会要关心工人的疾苦，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调动矿工挖砂的积极性，苏维埃政府统一收购钨砂。毛泽民先后恢复了上坪、庵前滩、吴山、蜈蚣山的钨砂生产，又在白鹅墟成立了白鹅洗砂厂，将收购的钨砂淘洗加工成钨砂精。
毛泽民给中央政府写报告，建议成立中华钨矿公司。他的报告引起中央政府的特别关注。两天后，报告就批复下来：“着毛泽民筹办。”１９３２年３月，中华钨矿公司正式成立。毛泽民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出席大会，并宣布了公司的组织机构，任命胡克功担任中华钨矿公司总经理。然而，转眼８个月过去了，中华钨矿公司的生产却没有多大起色。这可急坏了财政部长邓子恢。他决定撤掉胡克功，由毛泽民亲自兼任总经理。
毛泽民“新官”上任，大刀阔斧地做了三件事：撤销了挪用公款的工会委员长，调整干部，充实中队班子；改善矿工生活和工资待遇；扩大生产，奖励生产。
毛泽民一手抓公营矿场，一手将分散、个体的挖砂民工组织起生产合作社或作业组，由钨矿公司直接与合作社或作业组签订产销合同。当合作社“打疲货”，即没有挖到钨砂时，考虑到民工的生活，中华钨矿公司按《钨砂交售合同》，可提前支付７０％的钨砂款，又称无息贷款，待挖到钨砂后逐步还清。这种做法充分调动了矿工挖砂的积极性。
赣南山区道路崎岖，物资运输全靠人挑肩扛。中华钨矿公司成立后，苦力运输工会组织了１００多人的运输队，负责运输钨砂和矿山的生产、生活物资。江口外贸分局有２０条木船往返于白鹅墟、三门滩和江口之间，运送出口钨砂。
有苏区政府统一组织生产，统一收购钨砂，钨砂的销路有了可靠的保证，而且政府收购价格实惠，矿工多产砂，多挣钱，生产积极性自然提高。大家纷纷提出一项项好建议。
从１９３２年钨矿开工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华钨矿公司发展到最大规模，仅盘古山、铁山垄、小垄三个公营矿场就有工人近５０００人。中央苏区共生产钨砂４１９３吨，出口总值达４００多万元，增加了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收入，有力地支援了革命。
在赤白区间建立贸易“特区”，用土特产和矿产品换回根据地急需的物资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因在短期内难以发动新的进攻，便越发加紧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妄图从经济上把红色根据地困死。敌人的经济封锁几乎断绝了赤白区之间的贸易，根据地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以及原先紧俏的矿产品钨砂，都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苏区急需的食盐、土布、煤油、西药等用品也运不进来。一段时间，根据地的食盐贵得吓人，在一些地方１斤食盐可以换５只鸡。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通过开展对外贸易，繁荣苏区经济，对于取得战争胜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初，发展边区经济和对外贸易是国家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的工作职责。外贸总局成立后，毛泽民仍然密切关注着苏区的外贸工作。他认为，打破经济封锁，发展对外贸易，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一是苏区的粮食、木材、纸张，及土特产品价格便宜，白区商人迫切需要同苏区进行交换；二是红军与游击队的积极行动，可以打破敌人的封锁线，为红白区贸易创造条件；三是利用军阀的贪利及其内部的矛盾，完全有可能同他们进行私下交易。国家银行曾从３００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中，拨出１００万元做外贸资金。钨砂出口是对外贸易的重头戏，毛泽民亲自出马。
外贸总局在江口、汀州、会昌、吉安设立了４个外贸分局，在各重要出口还设立了１０个采办处及附属仓库。由于外贸活动都在靠近苏区的边缘地带，即赤白区之间的贸易“特区”进行，外贸总局配备了强有力的武装运输队伍。
当时，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都有自己的买卖。广东军阀陈济棠，既炒黄金，又收钨砂。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一师师长李振球也曾经营过钨砂出口，还成立了双田公司，后来被蒋介石发现，才被迫停止。
驻防赣州的粤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李振球在城内最大的利民百货商场有８０％的股份，国民党实行食盐、煤油公卖后，利民商场仍在大量私卖煤油。毛泽民了解到，李振球的外甥是赣州城“广益昌”店的少老板，专门为陈济棠和李振球炒黄金，收钨砂。毛泽民还得知，赣州地下党员刘东门生经营的杂货店一直从“广益昌”进货，他与“广益昌”的少老板很熟。于是，毛泽民决定把牵线的任务交给刘东门生。这个刘东门生可是做买卖的好把式，很快便吊起“广益昌”少老板的胃口。
陈济棠、李振球听说又有新的发财之路，喜出望外，立刻派手下的亲信与红军进行秘密谈判。陈济棠还再三嘱咐：“忍辱负重，只许成功。”
毛泽民也来到赣州城，亲自部署钨砂出口事宜。他嘱咐江口分局局长姚名琨，务必利用粤军急于发财的想法，尽量抬高钨砂的售价。谈判时，姚名琨不紧不慢，一再讨价还价，硬是将钨砂价格从最初的每担８元抬高到５２元。
很快，双方达成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进口货物由驻防在赣州的粤军第一师李振球部护送，从广东经信丰江运入苏区，再从苏区运钨砂给双田公司。
李振球在赣州做上钨砂生意后，驻扎在城外的其他粤军军官也都急红了眼。他们不甘落后，纷纷同当地商人合伙，也与苏区做起买卖来，用食盐和布匹交换苏区的钨砂和农副产品。
江口分局是外贸总局下设的最大分局。赣南各县和中央政府各机关所需物资有７０％以上是江口分局以各种方式采购的。但毛泽民居安思危，他指出，江口距赣州城太近，要随时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他决定去闽西，为钨砂出口寻找新的渠道。
闽西苏区土特产品非常丰富。外贸总局在汀州设立了分局，在上杭、连城、宁化、新泉等地设立了采办处，利用便利的水陆交通组成了对外贸易网，有计划地组织群众开展贸易活动。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表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反蒋。苏区外贸总局与“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建立了通商关系，很快成立了中华实业有限公司。中华钨矿公司生产的钨砂，被贴上印有“国防物资”的大封条，由当地民团头子派人护送出境，换回了根据地急需的食盐、布匹、棉花、西药、枪支、弹药、煤油、文具、纸张，还有白花花的银元。
然而，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利，国民党军队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旬，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毛泽民任政治委员。尽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毛泽民已经把金库中的大部分“家当”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但仍剩下几十担光洋、部分纸币，还有一些金子和珠宝首饰。这些都是毛泽民担任国家银行行长以来，辛苦积攒下的最后的“家底”，也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后备资金。第十五大队被视为中央红军的命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