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毛岸英
第十章 永远的纪念
91是否出兵
10月2 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致斯大林的电报：“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
要知道，当中国决定与美国为首的16国的联合军对抗时，是冒了多大的风险呀！单就中美两国的实力来对比，就显得太悬殊了。美国的一个军装备有各种先进火炮1500门，我们一个军才36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美国依仗其战争中膨胀起来的实力，横行世界。新中国的建立，美国又气又恼，同时又对新中国的武装力量持一种轻视态度。
然而美国的当权者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毛泽东的性格，他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气概，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意志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反侵略斗争的决心，以及经过国内革命战争洗礼壮大的中国革命军队的战斗力。
在当时，应该支持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意见比较一致，党内的不同意见以及人们的焦虑所在，也主要在我们有没有力量派兵出去与美国及其联合军正面对抗，仗能不能打赢？
在严峻的形势下，毛主席召集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多次集体研究，让大家各抒己见。尽管中央在1943年延安时期就通过决议，赋予主席最后决定权，但是毛泽东在会上仍要求大家尽量摆出出兵的不利条件，而且十分注意听取不同意见，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党内民主。
不赞成出兵的意见认为，尽管我们使用了非官方的“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可各国都明白这是中国的正规部队。美国可以以此为借口向我们宣战。我国几乎没有可以用来作战的海军、空军，遭受到敌人的海空的攻击，难于防御，经济难以支撑，国内局势难以预料。
主张出兵的意见则认为，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如果坐视美国占领全朝鲜，国际反共势力的气焰会更加嚣张，还会得陇望蜀，我国的安全仍会受到威胁。不出兵，受到美国支持的南朝鲜反共仇华的李承晚政权，会拥兵压到鸭绿江边，东北长达800公里的边防线将无休止地需要大批部队设防戍边。中国的最发达地区、中国绝大多数的重工业都集中在东北，而东北地区的电力供应，又主要靠鸭绿江朝鲜一侧的水丰电站供应，这一电站当时又是亚洲最大的水电站。如果敌方控制了南满电力，东北多数工厂就要停产，被迫迁移内地；此外，国内刚刚被镇压的反动势力也会受到鼓动，配合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到处作乱……诸如此类，无论从我国切身利益还是出于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考虑，出兵参战是必需的、正确的，同时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入朝参战，也不一定会引起中美两国正式开战。
毛主席听了不同意见，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出发，当时的实力对比，当然是美国的优势明显，但是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他对当时整个世界形势有独到的分析判断：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当时的主要对手是苏联，它在朝鲜投入的力量有限，其军队进行的是不义之战，士气不高，而我军的陆军作战能力应比美军强，我们有人民大众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朝鲜又邻近我国，便于我军长处的发挥，而国际上美苏两强对抗的形势，也为中国在朝鲜一个局部战场对抗美国造成有利条件。
92报名出征
10月3 日以后，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继续开会讨论是否出兵的问题。针对到会者中不赞成出兵的意见，毛泽东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如果说知子莫如父，那么如今，毛岸英对父亲是识父莫若子了。当父亲力主出兵抗美援朝后，岸英知道自己对父亲的支持，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要带头去。他抱定一个决心———去朝鲜参战。
1950年10月7 日晚，中南海里清幽寂静，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内设家宴为即将赴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送行。菊香书屋是一个四方形的四合院，东西南北四面各有五间屋。北面正中一间是爷爷的小会客室，靠墙排满了书架。东头两间是爷爷的卧室，里面有一张特制的五尺宽的大木板床，半边床上摆满了书。北面西头的两间屋是属于江青的卧室。西房的北头三间屋，南房的西头两间屋都是
书房，因为菊香书屋没有专门的餐厅，这个家宴就摆设在了书房里。
彭德怀第一次与岸英见面是1946年在延安时。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再见过面。
由于江青不在家，家宴只有爷爷、我的伯父和彭德怀三个参加，气氛很轻松随意。
“岸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北京机器总厂。”
“工人对朝鲜战争有什么反应？”
“工人的觉悟很高，坚决要求支援朝鲜人民，大家都被发动起来了。”
毛泽东插话说：“不是发动，正义的战争还用发动吗？岸英，你要去朝鲜难道是我‘发动'吗？”我的爷爷虽然微笑着说，但这话却使彭德怀愕然停箸，“主席，这……”
“噢，彭叔叔，是这样，我要第一个报名去当志愿军。”
“主席，这怎么行！”彭德怀把目光投向毛泽东。
爷爷脸上挂着慈祥的容颜，说：“岸英想跟你去朝鲜参战，我可没有这个权力批准，你是司令员嘛，收不收他这个兵哟？”
彭德怀一愣，立刻推脱：“去朝鲜有危险，你在工厂好好干，也是支援了抗美援朝！”
我的伯父一听彭德怀要封口，有点发急：“彭叔叔，我在苏联当过坦克兵，参加过追击德国鬼子的大反攻，朝鲜战场的战火再这样烧下去就要到鸭绿江边了，‘唇亡齿寒'，我应当带头上前线……”
彭德怀见毛泽东端起了一杯酒，已经明白了毛泽东的态度，岸英上前线的事是父子俩已经商量好的了。同意吧，可毛泽东一家人为革命已经付出的够多的了，战争不是儿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还是犹豫。
“德怀，那我就替岸英求个情，你就收下他吧！”毛泽东说着，看着自己的儿子也斟满一杯酒站起身，便慨然说道：“老彭，这杯酒是我为你们壮行的酒，祝志愿军在你彭大将军的指挥下旗开得胜！”
三个人碰杯。酒满心诚，一饮而尽。
伯父入朝是他主动提出来的，他从小的志向是从军、从政。在苏联他主动要求上前线，当自己的国家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候，作为一名已经在政治上成熟的热血男儿，当然会积极要求上前线了。至于他留在志愿军总部，那倒是因为我的伯父懂俄语、英语，过去又从事机密工作的缘故。
93军令如山倒
毛泽东本人后来在与他的老友周世钊的一次谈话中，回答了周世钊提出的“毛岸英为什么要上朝鲜前线”的问题。他说：“当然你如果说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作战，就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1950年10月8 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同日，毛泽东也给倪志亮发去电报，通知他关于中国政府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并转金日成同志，请他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
倪志亮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大使，朴一禹为朝鲜人民军次帅（当时朝鲜人民军只有金日成是元帅，下有三位次帅，朴是其中之一）。军令如山倒。10月8 日，岸英伯父来不急向家人告别，也没有时间抽空去医院探望因急性阑尾炎发作而动手术的妻子刘思齐，急匆匆随彭德怀、高岗和临时组成的指挥所人员，一道乘飞机赴东北。
这一天，他抽空办的惟一一件私事，是把一封写好的信，加了一句话，写上日期，投进了邮筒内，信是写给湖南舅舅的。
9 日上午，彭德怀和高岗在东北军区招待所会议室召开了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出席会议的有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东北军区副司令贺晋年和所属各军军长、军政委等。
邓华向彭德怀介绍参战部队各军领导。彭德怀与他们一一握手。
高岗宣布开会。
会上宣读党中央关于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定和军委对志愿军领导的任命。接着彭德怀讲话，他详细阐明了我国出兵参战的必要性，他说：“这次率兵出征，不同以往，美军海、陆、空三军，现代化装备，而志愿军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加上异国作战，朝鲜幅员狭小，没有像国内过去那样的活动余地，而且地理民情不熟，语言不通，部队作战所需物资绝大部分要靠国内补给，这就加重了后勤方面的困难。……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必须打好这一仗。”
彭德怀提高嗓门说：“我们要快出去，要和敌人抢时间。中央派我来到这里，这只是三天前才决定的。所以我命令：所有参战部队，从现在起，十天之内做好一切出国作战准备工作，要保证出发日期一声令下，立即跨过鸭绿江！”
10月11日，彭德怀到达安东，立即召来四十军军长温玉成，了解参战部队的准备情况，并下去视察部队战备情况。
94战前的思虑
彭德怀了解到：此时，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总兵力已达40万，拥有各种飞机1000余架（海军飞机除外），军舰300 余艘，其先头部队约13万余人已越过“三八线”，兵分多路向北推进。敌人是现代化装备的机械化部队，有空军掩护和海军支援，进攻速度极快……他想到离京时，军委计划用两个军作第一梯队过江，顶住敌人后，再出两个军的作战预案……
眼前的情景和军委的作战计划，同时在彭德怀的脑海里翻腾———
“要是大桥被炸，后续部队怎么能及时过江呢，集中优势兵力就成了一句空话，后果不堪设想。干脆，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对！必须把参战部队集结于鸭绿江南，改变原先出两个军的部署，就这么办！”
他再三考虑比较后，终于下了决心，他给毛泽东发出电报。
这时的北京中南海里。毛泽东已有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了，他的办公室灯火通明，种种忧虑袭上他的心头。最令毛泽东牵念的是周恩来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进行的会谈是否顺利。周恩来10月8 日飞赴苏联，带去了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心，也带去了向苏方提出的装备中国军队、派空军支援中国出兵的一系列详细要求。斯大林的态度会怎么样呢？最要紧的是他会不会同意派出空军配合志愿军作战？如果苏联不派空军支援中国出兵朝鲜，就使志愿军出国作战面临许多困难。中朝边界只有一江之隔，但来往交通全靠安东至新义州大桥和冬季江面上的浮冰层。如果敌人仰仗空军优势，严密封锁大桥和江面，那问题就严重了，两个军不足以打歼灭战。
正当爷爷毛泽东苦苦思索之际，秘书送来了彭德怀的急电，他看完电报，立刻就认可了彭德怀把参战的26万部队全部集结到鸭绿江南的主张。
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结束。中苏双方在会谈中就抗美援朝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但是，当晚莫洛托夫又打电话告诉周总理，苏联不赞成中国立即出兵，也不准备派空军支援。理由是：苏联的空军没准备好，要暂缓出动。斯大林对中国派志愿军入朝作战顾虑重重，他担心中国出兵会引起世界大战……周恩来立即说出不满：刚刚决定的事情，你们就推翻了。周恩来表示，不管苏联怎么样，我国已经决定出
兵援朝。周恩来将这一情况立即向我的爷爷报告。
毛主席接到周恩来的报告以后，决定再次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出兵问题。
第二天晚8 时，毛主席致电彭德怀立即返京。彭德怀看着电报，皱起双眉，目光冷峻。神情表现出疑惑，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手中拿着点燃的中华香烟，不停地猛吸，然后在楼内边走边思考。13兵团的领导焦急地对彭德怀说：“兵贵神速，十万火急，我们再晚几天入朝，人民军更难有组织地撤退，过江后我们的立足点就更少了。此时不知有什么重大情况？”
彭德怀未做任何回答，立即动身乘火车去沈阳，第二天早晨他乘飞机赶回北京。10月13日，彭德怀到京后立即赶到中南海丰泽园。爷爷已连续几天没有睡好觉了，他穿着宽大的睡衣，正在丰泽园北房的卧室里来回走动，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见到彭德怀，他把苏联的变化讲了出来。彭德怀也向毛主席汇报了朝鲜最新动态。
95告别
彭德怀说：“昨天朴一禹同志到安东向我们介绍朝鲜的最新情况。人民军撤至‘三八线'以北的仅有5 万余人，美、英及南朝鲜军四个师一个旅正准备进攻平壤，五个师从元山地区准备向鸭绿江推进。我们原来设想在元山至平壤以北地区建立防线已来不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危在旦夕。朴一禹再次代表金日成首相和朝鲜党中央请求我党中央尽快出兵支援。”
“中朝两国唇齿相依，世世代代友好，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毛主席坚定地回答。
10月13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党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朝鲜问题。毛主席首先将周恩来从苏联发来的电报给与会者传阅，全场哑然，每个人都感到了焦虑。
“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军在一个时期之内不可能有制空权，志愿军还要不要入朝作战？参战与不参战的利害关系如何？请大家再议一议。”毛主席的开场白很简单。
毛主席讲完，大家的目光转向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彭德怀感到了这种期待，他开口道：“苏联不出动空军，我志愿军还是应入朝作战。现在不入朝，等美军到了鸭绿江边，封锁了江面，那时再打就被动了，我们损失将会更大。既然这场战争不可避免，我还是那句话，晚打不如早打。”
毛主席用坚定的语气说：“我支持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尽管情况有变化，志愿军入朝参战是必要的和有利的。”
经过讨论，政治局赞同毛主席的意见，做出了庄严的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的困难，必须立即出兵援朝，迎击北犯之敌，志愿军按原计划入朝作战。
政治局会议一结束，毛主席就给远在苏联的周恩来发去了电报。
10月14日，毛主席与彭德怀、高岗再次商谈，详细研究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认为志愿军于10月18日或19日分批渡江，先头部队步行200 公里至德川需7 天，休息一二天，可于10月28日到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构筑工事，待机歼敌。全军26万人渡江需要10天时间，即要到10月28日完成渡江任务。
会后，高岗飞回沈阳。彭德怀留京等候周恩来的回电，15日返回东北。10月14日岸英伯父随彭德怀回北京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情况，结束时已是下午六点多钟。第二天就要返回东北，他只有这一个晚上的时间，却要处理许多的事，他借了一辆自行车，首先到他敬爱的帅孟奇妈妈家。帅妈妈请他吃过晚饭。临别时，帅妈妈叹了口气：“岸英，我是不同意你去的，唉……既然你爸爸批准你去，你自己也要求到前线去，那……那就去吧！”
伯父很动感情地说：“帅妈妈，你放心！我又不是直接到前方去，我是在彭总的司令部工作。”
她一再叮嘱：“你要当心啊！”
伯父回答说：“帅妈妈，你放心好了！我们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也常说人总是要死的，只要对人民有利，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去死，死得其所！我是个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分国籍的，而且有几十万人都去，又不是我一个人孤军作战。帅妈妈，你别为我担心，你自己要多保重啊！”
伯父骑着破车，来到了他原准备要工作10年的北京机器总厂，因为他是秘密出国，便只跟厂长胡光告别。
96最后一面
时间紧迫，伯父开门见山地对北京机器总厂厂长胡光讲：“我国决定出兵朝鲜。我有紧急任务，马上就走。我负责的那块工作，请总支再安排别人负责吧。我的东西留在这里，统统都不要拿，好像我还在那里工作一样，不要因为我走了而影响大家。”
伯父从机器总厂骑车又赶到了北京医院，一路上，伯父就在想：向结婚刚满一年的妻子告别，告别的话要讲得委婉一些，否则她会受不住的。
一见面，他先关切地询问她术后的感觉，心疼地问妻子伤口还疼不疼？接着他才说：“我已经外出了一次，刚回来，还要走。”
思齐苍白无力地躺在病榻上，心里挺不是滋味地说：“你又要出差了！”
伯父紧紧地握住妻子的手：“这次出门时间可能很久……”
“到哪儿？”从恋爱到结婚，分别再聚，已成习惯，思齐从来没有在意，这次她却禁不住问了一句。
“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通讯不方便，要是较长时间没收到我的信，你也别着急呀。”那个时代，组织纪律严明，“秘密”是不能向无关人员吐露的，哪怕是朝夕相处的爱人。
思齐明白事理，点点头。
伯父此时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他忽然冒出一句话：“有个朝鲜半岛，你知不知道？”
思齐瞪大一双秀眼，惊奇道：“怎么？你……你问那干啥？”
伯父连忙岔开话头，掩饰道：“我随便说说而已，考考你的时事政治常识……”
他要向妻子告别了。他还有其他的事要办，无奈他只得恋恋不舍地离开医院。深夜的时钟敲响11点时，刚刚入睡的张文秋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深更半夜的，有事吧？”岳母关切地问。
“我是来向妈妈告辞的，明早就走！”岸英嗫嚅着。
张文秋把他让到床沿上坐下。岸英理一理头发，精神振作地对自己的岳母说：“爸爸让我到苏联去，事情是保密的，我不能多讲，时间也不确定。我要走了，只是对我弟弟岸青放心不下。爸爸工作忙，无法照顾他。江青连我爸爸都不照顾，更不会关照岸青。因此，我特意拜托你，请你看在我母亲和我这个女婿的份上，帮着照顾他。如果他在经济上有困难，请你帮他解决。花了多少钱，请你记下账，我回来再还。我已经告诉过岸青，叫他仍和以前一样，同思齐一道去看望爸爸后，就到你这里来过星期天。希望妈妈接受这个要求，我走就放心了。”
说完，岸英眼泪簌簌地往下掉。
张文秋但见一向喜欢的爱婿倾吐内心，肝胆照人，大为感动，连忙安慰和答应他说：“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岸青！”
岸英见岳母慷慨允诺，便倏然起身，恭恭敬敬地向张文秋行了一个军礼，激动地说：“有妈妈这句话，我就安心报国走天涯了！”
座钟又敲响，此刻已是午夜过后1 点多了，岸英抬腕看表，那块老爷表已经“罢工”了。他心想：到前线作战，没有一块走得准时的手表要误事，他想起岳母有一块自动手表，便不好意思地求道：“妈妈，我这块手表不顶用了，你那块自动表先给我用一用，将来回国时再还给你，好吗？”张文秋有一块德国产的带日历的自动夜光手表，是朋友赠送的，她舍不得用，一直珍藏着，自己的女婿一提起，她立即找了出来：“那我就送给你吧，丈母娘疼女婿，疼还疼不过来呢，快别一家人
说两家话了。”
97在志愿军司令部
那一夜，张文秋再没有睡着。清早，她依稀听到了飞机的掠过声，那是她的爱婿远行了。她心里说：“巧呀，今天是1950年10月15日，是岸英和思齐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啊！”
10月23日黄昏，伯父搭乘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任荣的车，从长旬河口渡过鸭绿江，踏上了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到了。”司机把车停了下来。
“这是哪里？”伯父问。
“大榆洞，志司总部。”任荣部长说。
此时，距此二三里远的另一条岔沟里，志愿军政治部驻地的杜平主任、秘书处长王健、秘书方红等几个人也搬着行李走了过来。为了工作方便，彭德怀特意让政治部的一些干部住到大榆洞金矿的司令部。按防空要求，本来要挖防空洞，可这山上的地质结构是坚硬无比的金属矿石层。一镐下去，溅起火星，石头却纹丝不动，只好放弃了挖洞的计划，为了防空，加固清理了一些废弃的矿洞，同时决定一般情况下白天防空，夜间工作。白天的防空处就是钻到山上那些马尾松树下，岸英伯父和张养吾混熟了，又都喜欢向阳坡处，便常常靠在一起，边晒太阳，边看书边讨论。
伯父原打算在工厂干上10年，同时侧重学习一些专业技术知识和职业技能，为此，他制订了一个计划。他出国前正读微积分等高等数学书。现在时间比较零碎，又置身于战争的环境中，读些如《欧洲哲学史》、《孙子兵法》、《朱元璋传》等社科类的书籍。
志愿军总部在大榆洞刚刚安顿下，苏联驻朝鲜大使兼驻朝顾问团团长史蒂柯夫，就来拜访彭德怀，我的伯父作为俄语翻译参加了会见。同一天，志愿军抓到了入朝后的第一个美军战俘莱尔斯（Liles ）少校，彭德怀命令对他进行审讯，以便了解美军情况，我的伯父顾不上休息又主动要求参加审讯。
任荣主审，张养吾记录，毛岸英任翻译，三个人端坐在工棚里一张条桌后，莱尔斯被两名持枪的志愿军战士押了进来。
“名字？职务？履历？”
“莱尔斯，韩国第6 师美国顾问团少校顾问。1947年在驻日美军任职，1949年到朝国任顾问。”
“怎样被俘的？”
“恕我直言，贵军的这种前头拦，后尾截的打法，不是正规的战法。我曾在美国西点军校任教，研究过各种战史战法，这种作战，历史上未见过。”……
彭德怀看了审讯记录，认为有些情况对部队作战有参考价值，便指示张养吾和我的伯父整理个通报下发全军。伯父执笔，很快写成了一份《志司通报》。下午即通过电台发至各军司令员。
这天晚上，彭德怀对38军在打熙川时，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造成行动迟缓一事大发脾气，说：“这说明我们战前的政治动员还很不深入细致……”
“那就写份电报，再动员一次吧？”政治部主任杜平建议。
“很有必要！”
“彭总，起草的任务就交给我和张秘书长吧！”伯父又要求工作。
“好，要快！”彭德怀点点头，“请杜主任审定后，下发部队。”
至次日拂晓，当我的伯父写完“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的落款时，他已经有3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
98下棋
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鸭绿江北岸隐蔽渡江的志愿军，在仓促入朝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发起了第一战役，全体指战员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与近战夜战的特长，经过12昼夜的奋战，在11月5 日，给伪六师以歼灭性的打击，重创了伪军第一、第八师和美驻军第一师，取得了入朝作战的初胜。
11月7 日，第一次战役结束后，金日成首相与苏联驻朝大使到大榆洞来与彭总会谈，我的伯父担负翻译工作。他用流利的俄语翻译了彭总介绍的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的情况以及发动第二次战役的计划。
我伯父在志愿军总部担任俄语翻译，在没有翻译任务时，分管收发电报的工作。闲暇时，为了使彭总紧绷的神经有所松弛，还要陪彭总下盘棋，这也是志司首长洪学智单独给他派的任务。
这天，彭总在主持召开了第二次战役准备会议后，抬腕看了看表，离吃午饭的时间还早，便叫道：“来，你们谁同我杀一盘？”
在志愿军总部里，能同彭德怀对弈的有三个人：洪学智、成普和毛岸英。彭德怀别无嗜好，就是喜欢抽空下个象棋。他的棋术不十分高明，但有一手“绝招”——悔棋。碰上对手要吃他手下的“大将”，他就抓住这个子儿不放，说是得重新考虑。面对他这一手“绝招”，三位对手表现的是三种态度：洪副司令员会打哈哈：“哎咳咳，老总又悔棋啦。”一笑了之，并不阻止。我的伯父却不同了，他很有些认真，弄不好还要到老总手心里去取“敌军”之“首级”。
“我同你来一盘。”岸英抢先应战，而且飞快地拿来了棋盘。
棋盘上的“两军将士”各就各位了，开战以前，我的伯父约法一章：“老总，这回咱说定了，落子无悔！”
“行行！”彭德怀回答得异常痛快。
当头炮，马来跳，拱卒，上象，出车，“两军”迅速变换着阵容，棋盘上的形势在急剧变化。彭德怀瞅准了对方一个破绽，可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了，他不失时机地把红车一捅到底：“将军！”这是智者一失，他没有看见我的伯父这边有一匹马，正昂首扬鬃在等待着进攻之敌。“吃车！”伯父一刻也没有犹豫，把他的蓝马敲在了红车身上。
“不行不行，不走这一步。”彭德怀抢过了红车。
这已是第二次悔棋了，伯父老大的不高兴：“老总你怎么又悔棋了。”
站在旁边的洪学智嘻嘻哈哈，并不在意，成普却皱了皱眉头。吃中午饭的时候，成普盛了一大碗米饭，把菜倒在饭碗里，端起一只小凳子，招呼我的伯父：“走，上那边吃去。”
成普虽然只比我的伯父大两岁，但他1943年底就到总参谋部作战部，1946年任作战科科长，转战过南北，是个老同志，因而在处理问题上，他显得成熟老练些。那时，批评和自我批评很正常，同志间有意见都是当面提出，毫无顾忌，不用掩藏。于是，成普便开门见山地批评了我的伯父：“关于下象棋嘛，对于彭老总来说，是紧张思考后的一种娱乐，一种松弛，不应该太较真了。你看我和洪副司令，总是输给老总，不是下不过他，是让他愉快愉快。他休息好了，就更能集中精力把作战方案考虑得周密一些，我们的胜利把握就会更大。”
伯父觉得说得很有道理，就一个劲儿地点头。“好了好了，今后注意就行了，快吃饭吧，看都凉了。”成普觉得点到就可以了，毛岸英毕竟还是个青年，不成熟之处是难免的。
99防空问题
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后，彭德怀任命了志司总部机关的部处级干部，并成立了一个直属彭德怀领导的司令部办公室，负责作战指挥和来往文电处理，大家习惯称“彭总作战室”。
组成人员有彭德怀从西安带来的张养吾、杨凤安，从北京总参谋部调来的成普、龚杰、徐亩元，还有13兵团的丁甘如、杨迪，加上我的伯父毛岸英。同时，还把党小组扩大成党支部，毛岸英被大家一致选举为支部书记。张养吾虽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但他不属于军事干部，自己感觉力不从心，便向彭德怀提出调换工作。彭德怀叫他仍回西安任原职，同时调西北军区司令部的高瑞欣参谋来办公室工作。
11月16日下午，张养吾把他保管的机要文电向毛岸英作了移交，俩人分手时心情难过，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张养吾低头擦眼泪时，忽然看到岸英脚上有一只鞋子没了后跟，才记起有一天鞋子进了雪水，岸英把它放在火炉边烘烤时，后跟被烧焦烧坏了，便脱下自己的一双鞋子，放到我伯父的脚前。
“我不要！”
“穿起来！我要走了，有一件事不放心。”
“你说吧。”
“你要照顾好自己，夜里不要看书加班得太晚，还有……要吃早饭……再有，也最重要的，你一定要注意防空，千万不要大意！”
对于志愿军司令部在朝鲜的防空问题，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及中央军委，曾经多次告诫彭德怀加以注意。
10月21日，在彭德怀入朝后的第二天，毛主席在发给彭德怀和邓化电报中就提醒，“敌人测向颇准，请加注意”，“熙川或其他适当地点应速建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的司令部安全”。10月27日，致电彭德怀，指出，“你的指挥所应移至安全地点，现在的位置不好”。10月28日，又指出，“你的指挥所应速建坚固的防空洞，立即修建，万勿疏忽。”
11月21日，中央又有一份专谈志司防空问题的电文，经毛主席和刘少奇、朱德、陈云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审阅后，于当晚9 时发给志司。
11月24日，毛主席再次致电彭德怀等人，“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这天下午，两架绰号叫“黑寡妇”的美军侦察机，在大榆洞上空盘旋了一个多小时，情况异常，大家估计美军侦察机可能发现了这里是个轰炸目标，于是志司首长研究决定，凌晨四时前开饭完毕，除作战室值班脱不开身的，其他人员在天亮前进洞隐蔽。
天亮时，解方参谋长领着司令部的同志，躲在南山的一座大矿洞里，杜平主任领着政治部的几位同志钻进山沟里的一座地下涵洞，其他总部首长的藏身之所，则是距“彭总作战室”二三百米外一座仅可容纳五六人的小矿洞。这一天是1950年11月25日。
上午9 点多钟，太阳已经升得老高，还没见敌人飞机的影子。我伯父因为昨夜睡得晚，一睡下去就没顾上爬起来吃早饭，此时已是饥肠辘辘了。昨夜对志愿军而言，是重要而忙碌的一夜，为实现第二次战役的战略意图，志司命令各部队必须在拂晓前进入指定位置，作好25日黄昏发起战役进攻前的准备。
“妈的，飞机怎么还没来？”躲在洞里的人不耐烦地探出头来说。
“今天是周末，大概飞行员放假抱老婆去了！”有人开玩笑，引起四处笑声。人们的思想开始麻痹了。
100敌机轰炸
还在第一次战役刚刚发起的时候，志愿军总部一辆输送给养的卡车，在志司附近的一条大深沟里挨了敌机轰炸。一位管理员躲到汽车底下，可恨的敌机一个俯冲，发射了火箭，打着了汽车，竟把这个管理员烧死了。从那以后，隔三差五的，美军飞机就没停止过骚扰。这种频繁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总部参谋人员的一种矛盾心理：既警惕，又麻痹。家常便饭了，你炸你的，我干我的！
到了10点多钟，还未见敌机露面，我的伯父惦记着还有一些电文没处理完，忍不住回到了“彭总作战室”，开始忙碌地登记签收有3 个“A ”的战斗电报。
上午11点钟左右，四架美军野马式战斗轰炸机“嗡嗡”地飞来，先是掠过志愿军总部上空，向北飞去，作战室的人们以为是去北面轰炸鸭绿江大桥等目标去了，就没有十分在意，只有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处副处长的成普，对彭德怀的安全比较关注，加上这天他正值班，便跑到房间里，催促正在一张行军床上睡觉的彭德怀：“彭总，敌机来了，赶快防空！”
彭德怀睁开惺忪的睡眼，唬着脸，呛了成普一句：“怕什么怕，你这么怕死呀！”一句话把成普噎住了。恰好这时，洪学智副司令员从防空洞里跑到作战室来了。他也是看到敌机以后赶来叫老总的。成普就像见到了救星，赶快催他把老总叫起来。
在志愿军总部里，谁都知道只有洪副司令不大怕彭德怀。洪学智是个乐天派，分管后勤保障，常常在嘻嘻哈哈中就把正事办妥了。他平时喜欢和老总开玩笑，这又增加了他们关系中的一分亲昵。但他又知道彭总的脾气，知道硬让彭总放下手里的工作进洞防空，他肯定不干，这要想个办法。我伯父出了个主意，那就是把作战地图从作战室的墙上卷下来拿到防空洞那边去。洪学智有了把握，就到了彭总身边，他掀掉了彭德怀的被子，伸手去拉彭德怀：“彭老总，快快快，快躲飞机去！”彭德怀笑骂道：“你这个麻子啊，这么怕死啊！”
“不是我怕死，而是要你到那边去看地图，指挥作战呀！”说着，不管三七二
十一，拖起老总，在后头推搡着，向门外的防空洞走去。
成普松了一口气，点上一支烟吸起来。我的伯父这会儿也登记、发完了电报，就动手摘墙上的大幅作战地图……
敌机又从北边飞回来了，再一次掠过作战室的上空。成普心里产生了疑窦：敌机刚刚北去又折回，莫非它们搜寻的就是志愿军总部这个目标？他扔掉手中的烟蒂，几步跳到门口探头一望———好快啊！那四架敌机已飞临作战室的上空。不仅是飞机，还有上百个银白色的亮点———这不是一般的炸弹！一般的炸弹在空中是墨绿色的点或者褐黄色的点，而这是凝固汽油弹，用铝作包皮，所以在太阳的光照下显得明亮而刺眼。他大喊：“不好！快跑！”话音未落，炸弹砸下来了，光房顶上就掉了好几十个。顿时，熊熊烈火奔腾涌起，眨眼间蔓延成一片火海！他被爆炸掀起的气浪摔到了沟里，半边衣服烧着了，半边脸也烧脱了皮，幸好没有昏厥，就地向没火的方向滚去，把自己身上的火扑灭了。
101光荣牺牲
司令员、副司令员、参谋和通信警卫人员，都在火海外围急得连连跺脚，急得流出了眼泪。但是，火势中心的温度高达八百度，别说冲进去，站在外面都感到一种难耐的灼烫。
“毛岸英！高参谋！”
“高参谋！毛岸英！”
这嘶哑的呼唤，丝毫不能减小那猛烈的火势……
木屋的作战室已不复存在，人们只能从废墟中的一只德国手表和苏式手枪以及所剩无几的残骸中区分出两个人……
关于我的伯父参加志愿军入朝后的情况，特别是他最后壮烈牺牲的场面，先后有许多文章追忆、缅怀并见诸报端。赵南起上将当时在志愿军总部任朝鲜语翻译，与我的伯父同生活、同战斗，他曾多次向我讲述过毛岸英的点滴故事，并很敬佩毛岸英。他回忆说，当时俩人都是团职干部，组织上便配给他们一名警卫员兼勤务员，每天的生活用水，是警卫员一天出去两次翻一个山头打回来，岸英认为这样会增加这位战士的危险，就非常节约用水。一小碗水，先是漱口，吐出来，醮湿毛巾再擦脸，这样，警卫员一天只需要出去打一次水就可以了。另外，岸英还坚持与大家一起吃没有脱壳的高粱米，其实，他完全可以跟彭老总吃几顿大米饭，别人也不会讲什么……
我的伯父牺牲的当天中午，志司机关没有人去吃饭，下午3 时，彭德怀和志司
党委商量后，把这个事件向军委作了报告：
军委并高（岗）、贺（晋年）：
我们今日7 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3 个参谋在房子里。11时敌机4 架经过时，他们4 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4 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4 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
其他无损失。
志司25日16时
周恩来读到电报愣住了。事情来得太突然，以至他读完电文的最后，心和手都颤抖了，他眼睛里噙满了泪水。默然许久后，再三斟酌来电后在上面写道：“刘（少奇）朱（德），因主席这两天身体不好，故未给他看。”
1951年1 月2 日，周恩来才转去志司11月25日的电报，并附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江青：“毛岸英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
信是由江青和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呈送给我的爷爷的。当时，爷爷正坐在沙发上，听到这一消息先是一愣，盯着江青和叶子龙一声不响。江青和叶子龙不敢说第二遍，也不好说一句劝慰的话，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
爷爷眨了一下眼，目光开始慢慢地移动，望着茶几上的烟盒。卫士长李银桥帮助他抽出一支烟，再帮他点燃。屋里静了很长时间，大家看到他的眼圈湿润了。又静默了很久，在我的爷爷吸完第二支烟，把烟头压熄在烟缸里后，沙哑地发出催人泪下的一声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伯父毛岸英的不幸牺牲，沉重地震撼了爷爷的心灵。爷爷既是一位领袖，更是一位感情极其丰富的父亲。他抬头凝望着窗外那已经萧条的柳枝，轻轻地念起《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卫士长李银桥在一旁忍受不住，哭着说：“主席，你就哭一场吧！”
我的爷爷最后只交待一句：“这个不要急着告诉思齐了。”
102家人的惦记
我的大姨刘思齐及张文秋一家人哪能不惦念岸英呢，她们常常念叨着岸英的近况。我的妈妈那时也时不时地问思齐：“姐，大哥来信了吗？他怎么这么忙呀。”年小的少林亲昵地对大姐说：“姐，大哥回来时，该不会忘记给我捎好东西吧！”平时寡言少语的我的父亲毛岸青也嘟哝道：“哥也真是，都不捎个信儿，让妈妈挂念，嫂嫂想念，我和少华妹妹、少林妹妹怪思念的。”大姨笑说：“他呀，忙起来不准儿把咱们都忘了哩。”这时，我的姥姥张文秋出来打圆场：“岸英准知道
你们在家和和气气、亲亲热热的，省点写信时间，早早儿把工作干完，提前回家团聚呗。”
冬去春来，夏走秋至，一晃快三年。
三年里，我的姥姥一家人每逢佳节倍思亲，却“插遍茱萸少一人”；月圆月缺，我的大姨———我的伯母思齐每每独看帘月到三更，牵挂着并思念自己爱人的早日归来。
那边，丰泽园里的爷爷，一肩担尽古今愁，经受着比哪一位亲人都要沉痛的旷日持久的感情熬煎！每个星期天，孝顺的儿媳和诚朴的小儿子，有时还有热情的小少华都要来看望他，他面对儿女的亲情，他束缚得紧紧的那份忧伤，便会像汹涌澎湃的洪水，冲撞他感情的闸门，尤其在儿媳面前，这种刺痛愈发强烈。然而，他不能表现出来，一丝儿也不能！
儿媳问：“爸爸，岸英怎么好久不来信？”
我的爷爷反问道：“你不是说他写过信吗？”
儿媳说：“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后来，大姨从一位新华社女摄影记者手中，得到一张岸英伯父全身戎装站在雪地里的照片，这才知道他在朝鲜战场。我的爷爷几乎是以请求的口气对自己的儿媳说：“思齐，你答应我，岸英不来信，爸爸不着急，你也别着急，行吗？”
作为新中国的领袖，他领导着偌大一个国家，脑海里装着世界风云天下大事，儿媳体贴，轻轻点头：“我听爸爸的！”
三年呀！即使一个出色的演员，饰演这种复杂的角色，也不是件容易事。可领袖毛泽东在家庭中这撕心裂肺的巨大悲剧中，充当的是主角！
我的姥姥张文秋是建国初期从司法部调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1951年8 月，她随中央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团奔赴南方，作为分团负责人，被派到她年轻时曾横刀跃马战斗过的洪湖、沔阳、京山等革命老根据地进行慰问。回到一别23年的故乡京山，始知曾和她相依为命、在青少年时代便投身革命的亲弟弟张振甲早已牺牲。她和亲家翁毛泽东一样，也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几位亲人。
从自己的女婿岸英“出差”走后，她严守承诺，看到大女儿尊敬、体贴公公，公公指导儿媳长进，她由衷地高兴；而岸青每星期都来，来时，不客气地把他的脏衣、脏被一应他不善于处理的活儿带过来照单全收，洗净晒干，叠好，乐此不疲。她问享受供给制的岸青：“我问你，你的零用钱，一个月大约得用多少呀？”
岸青实话实说：“30多块吧。”慈祥的老人毫不吝啬回答干脆：“就这样，40块！”
我的姥姥当然知道，50年代初期，40块钱的数字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几十元的月薪可让一个干部养活几口之家，为了给岸青这40元零花，她各方面紧缩开支，会客或外出活动，粗布列宁装，一穿多年舍不得花钱置身新的。
103领袖的胸襟
1952年春节前夕，姥姥在北京的医院里邂逅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抗美援朝归来的女指挥员李贞，嘘寒问暖之中，李贞无意中露出毛岸英已经牺牲的消息，张文秋这才知道自己的爱婿已壮烈牺牲，当时感到如五雷轰顶，几乎昏倒在医院的走廊上。她抱着渺茫的希望，想当面问询亲家翁，表明这是一种误传。她设法弄到一张票，赶到中南海春藕斋举行的春节舞会上，见到自己的大女儿正陪着公公在缓缓走着舞步，她欲言又止。毛泽东发现了她，当两亲家那经历过人生悲欢离合的目光相
遇时，都一惊！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幸好两位老人的凄苦眼光未被我的大姨思齐发觉。但从此我的姥姥张文秋也成了这出家庭悲剧中的一个角色。见大女儿茶饭不思，精神恍惚，她只好压抑住内心的凄苦，如同演戏一般极力抚慰道：“思齐呀，年轻人分离，要挺得住呵，当年我和你父亲结婚才三天就各自领命分手，几年生死不知，不也熬过去了吗！”她一语双关，深感这场悲剧中的角色不好演，亏得亲家翁哟！
思夫情切的大姨把自己关进房中，捧着“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两封来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尽管这信是丈夫几年前写来的……
1953年7 月27日，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了，浴血奋战了三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终于从朝鲜胜利归国。
日也思，夜也盼的大姨没能从生还的最可爱的人中等到自己的丈夫，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没到周末就一脸不安地匆匆跑到了自己的父亲毛泽东面前。
面对儿媳焦虑的眼光和一串的询问，毛泽东明白不能再瞒下去了！他把儿媳请到身边坐下，慢慢地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屋内顿时轻烟缭绕，然后他将烟掐熄，丢进烟缸里，缓缓地说：“思齐，你是烈士的后代，过去是我的干女儿，现在是我的儿媳。我知道你和岸英互敬互爱，感情笃深，‘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随后他的话语变得凝重起来，“我也很爱岸英，他是一个好孩子。尤其是你们的开慧妈妈、泽民叔叔、泽覃叔叔、泽建姑姑和楚雄小弟相继牺牲之后，他———”当父亲的终于声音哽咽了……
“岸英！———我的岸英啊！”我的大姨悲天悯地一声哭喊，化解了三年的谜团！
这哭声，冲垮了她三年受尽煎熬的感情堤坝，倾泻了她对丈夫累积三年的思念，
打破了中南海的静谧，让世界受到一次震惊……
周恩来急急赶来，握住我大姨的手，劝慰道：“思齐，好孩子，你别哭了呀，你爸爸的手都冰凉了，他也悲痛难过啊！”
大姨慌忙止住哭泣，满脸泪痕地望着自己的父亲，歉意道：“爸爸，我再不哭了！”
毛主席痛苦地拍着她的手臂，怆然而言：“好女儿，从今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
1951年2 月底，彭德怀回国，在北京西郊玉泉山静明园，向毛主席汇报朝鲜战况，及请示今后的作战方针后，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情况。他心情沉重地说：“主席，我没有保护好岸英，致使他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承担责任，我和志愿军司令部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爷爷沉默了一会儿，慢慢抬起头来，反而宽慰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104永远的纪念
我的大姨从苏联回国后转学到北京大学，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她专心致志，自励发奋，其智慧得到拓展，力量得到发挥，她终于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自得。但是，渐渐地，大姨与自己的父亲毛泽东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因为江青蛮横的面目越来越暴露，她不仅寻找借口，说岸青有精神病，把他从中南海挤了出去，还在我的大姨回国后，派人把她出入中南海的特别通行证收了回去。而作为父亲的毛泽东，也难以看到自己的爱女刘思齐，心里也很惦念她。刘思齐以优异成绩从北大毕业后，毛泽东在高兴之余，又为她个人的感情担忧，劝她再嫁，但刘思齐不为动。
当时我妈妈少华在北大读书，她取笔名邵华。一天她去中南海里看主席，主席谈起了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将近十年的儿子岸英，也谈到刘思齐，为他们的真挚爱情而噫吁。他说，新中国又不是旧社会，我们是革命的家庭又不是帝王将相府内，怎么能够从一而终？你去劝劝思齐，让她再组成一个新家吧！
大姨听后一声叹息，她说：“我怎么能够忘记岸英呢，他去朝鲜参战，为了保密，只说去出差……唉，最后我连他的尸骨都没见到，怎么可能考虑再婚的事呢？”妈妈告诉我，她听了这话一阵心酸。后来，她忍不住跑到中南海里向毛主席道出这久锁于姐姐心中的情结。我爷爷听后，先是一怔，大颗的泪水刹那间充满眼眶。几天后，中央办公厅来人通知说，主席要中办的秘书沈同陪刘思齐、邵华赴朝鲜为毛岸英和志愿军烈士扫墓。
扫墓回来后，毛主席把思齐叫到身边说：“思齐呐，你对岸英的那份情，爸爸心里清楚，也能理解，所以这次爸爸让你去朝鲜看岸英，就是让你永远地记住他。但共产党人不主张从一而终。你单身已过了十来年，我心疼啊，你尚年轻，再组个家庭，对身心健康，对工作，对发展中的建设事业都会有益，也是对岸英最好的纪念与安慰，让爸爸给你介绍个对象吧。”思齐伏在爸爸膝头上泪水长流……
这以后陆续有人为大姨介绍过对象。可惜难以唤起一轮明月，照得满堂冰雪，大姨那里是空山凝云颓不流。
爷爷对我大姨建立新家庭的事挂在心上，常常对一些老友提及此事，拜托大家帮忙张罗。终于，有一位在空军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推荐了杨茂之。
杨茂之是空军某部强击机教研室的一位年轻教员，高个儿，留过学，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一次留学生聚会上曾和我大姨刘思齐照过面，互有印象。我爷爷认为各方面的条件合适，随后写信给张文秋，请亲家母出面，为女儿思齐成全婚事。大姨体会到了慈父毛泽东对她的一片真心，她也再不忍让主席为她牵肠挂肚，操心分神，便同意了与杨茂之相处。经过与杨茂之相识、相知到相爱，终于1962年2 月结婚。爷爷委托我的姥姥主持了婚礼，送去600 元添办嫁妆。并亲笔题写了一帧龙威虎振、潇洒俊逸的书法《卜算子。咏梅》作为贺礼。
大姨重建后的家庭美满幸福。
我的爷爷了却了一桩沉重的心事后，很开心，后来又手书了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诗中四句送给我的大姨：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