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召集了一次社员座谈会，一开始，群众还是不敢说话，敢说话的只说食堂好，能吃饱。周恩来见老百姓怕“官”，一回身，指指后墙上挂的画像，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他，说道：“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
　　 一听这话，群众乐了起来。刚才寂静无声的会场骚动起来，一些人的脸上有了活泼劲。周恩来继续说：“这次我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
　　 可仍无人敢大声说话。
　　 周恩来见一个农民蹲在他身边，闷头抽烟，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
　　 别的人就说他叫二延，也有的报出大名张二延。
　　 张二延年近50，其实是个爽快人，要不是村干部一再叮咛，说总理是大官，可不能胡说八道的话，他早就开腔了。他说了几句话，周恩来觉得他很真诚。散会后，周恩来走访社员家庭，就来到张二延家。说家，也不是什么家，而只是公社拖拉机站旁的一间小屋，周总理的车正好停在邻近。刚一走近，周恩来就亲切地高声叫道：“二延，二延，在家吗？”张二延听见是周恩来的喊声，赶紧把身子一侧，面向墙壁，佯装睡着，这时隔壁木匠铺的人告诉总理，说二延在家哩。
　　 周恩来推开屋门，走到炕前，发现张二延在睡觉，就拍了下张二延的腿，说：“二延疲劳了？”
　　 张二延坐起来，说：“不疲劳。”“那你下午去开会吧，会上见。”
　　 周恩来说完转身走了。可到了下午开会时，还是不见张二延的影，原来张二延扛着镢头上地里干活去了，周恩来就派人去叫。
　　 当张二延走进会场时，周恩来对他说：“以后不要叫我总理，叫我老周就行。”周恩来一边说着，一边热情地拉着张二延的手，叫他坐下，并叫他发言。
　　 张二延见总理如此恳切，不好意思地说：“今天我要少说，伤风感冒了。”
　　 “你也不伤风，也不感冒，你有了糊涂思想。”周恩来一下说到了张二延的要害。
　　 张二延就说：“干脆我就糊涂糊涂吧。你老叫我说，我净说真话，公社、区里干部都在哩，你把他们的职撤了，对我有啥好？你管着全国的事，你走了，我还有命吗？我说了那么多话，那有不说错的吗？说错了，人家把我逮起来，你在北京咋知道？”
　　 “你大胆说吧，说错了也不逮捕你，我每年都要派人来看看你。”
　　 张二延被打动了，呼地站起来，话一出口就很冲：“总理，你还叫我说真话？”
　　 他这一开口，可把村干部紧张坏了。周恩来却很平静：“当然是说真话啦。”
　　 张二延根据伯延公社受灾的所见所闻，大着嗓门说：“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
　　 “为什么吃不饱？”周恩来严肃地盯着二延的脸。
　　 “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再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里才三四两，能吃饱吗？要是自己做，汤汤水水的总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我还是愿意自己做。冬天还可以用余热取暖。”张二延一说三叹：“这两年生活是一年不如一年！”
　　 有人打了头炮，别的人就掏开了心窝。七嘴八舌之后，有人竟抽噎起来。
　　 也许是受了会场情绪的感染，张二延一下冒出了一句“狠话”：“总理啊，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当然会没有吃的！”
　　 在场的地委干部没有料到这个二延会冒出这样大为不敬的话，气得胸口一起一伏，对周恩来说道：“总理你别听他瞎咧咧，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
　　 周恩来不动声色地看了看这位干部，仍然和气地说：“这样看不对。张二延说的是真理，只有当他把我们看作是自己人时，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
　　 周恩来又转过脸去，鼓励张二延继续大胆说真话。周恩来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从1961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真的每年派人到伯延村来看望他的农民朋友张二延。在调查的时候，周恩来又去过一次张二延的家，知道他1960年死了妻子，留下四个孩子，大的13岁，小的只有3岁。一家人挤在一个炕头上。周恩来就说：“你抚养不了这么多孩子，让我领走两个吧？大了再让他们回来。”
　　 “总理，你管国家大事，不给你添麻烦了；让我自己领着吧。”这件事过去20多年了，张二延也70多岁了，孩子都成家立业了，但是每当说起这件事，孩子们还埋怨这位又当爹又当娘的父亲当初为何不让总理领走自己哩。
　　 经过几番细致的调查，周恩来终于弄清了社员们对食堂的态度。跟随他来的人说：是不是找一个食堂试一试，宣布采取自愿原则入食堂，不愿入的可以把口粮领回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调查组在一个生产小队宣布了这个决定后，谁也没有料到，除了炊事员外，社员竟然全部退出了食堂。
　　 这以后，周恩来又到伯延先锋大队第四生产队就包产问题开了一次座谈会。
　　 会上，周恩来问社员：你们这个队每亩包产304斤粮食能够达到吗？
　　 这一问，感受了周恩来平等待人作风的社员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多了，包得太多了！我们这个地方旱得厉害，夏田每亩平均产量只有70斤左右，有的只有40斤，还有的连种子都可能收不回来。”“夏荒这样严重，全年平均亩产304斤不可能……”
　　 周恩来转眼看着生产队长，问他：“为什么要包这样高的指标？”
　　 生产队长说得明白：“这是任务。公社党委、县里头要这个任务，实际上不可能。”
　　 周恩来掐指一算，摇了摇头，又问社员：“你们的意见呢？”
　　 社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最后一致倾向于每亩包产200多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