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范插言道：“莫说农村是这样，我的粮食也不够，每天只有七两米，两个孙女在校读书吃不饱，经常把我的饭吃个精光。真是饿死老人，救活小孩。”
　　 毛泽东依习惯半支半支地抽着烟。青的烟丝袅袅地往上飘，忽然又散了。他的心情也在像烟丝的无主，纷纷的，轻轻的，但又重重地压在心上。心是沉闷得很。他忧郁地说：看来得采取一些措施，得想想办法。
　　 1961年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还说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全会一结束，毛泽东派三个调查组去农村，胡乔木率调查组到了毛泽东的家乡。
　　 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调查组到韶山和大坪之后，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当时，《六十条》草案仍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但在讨论中群众反应最强烈的就是公共食堂。座谈会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调查组不敢表态。有的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谁敢否定？有的说，周小舟是省委书记，因为讲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职，要是我们表态解散了食堂，该当何罪？！
　　 4月14日，胡乔木向毛泽东写了信，连同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等四个材料，要毛泽东的侄子毛华初送交当时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并当面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看完信件和材料后，于15日接见毛华初。
　　 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而办不下去呢？”
　　 毛华初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
　　 “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呢？”
　　 “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粮，主粮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几口人，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
　　 毛泽东领悟了其中的奥秘，点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
　　 毛华初答道：“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树都砍着烧了。”
　　 “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
　　 “是的。”
　　 毛泽东又问起一个叫唐家篘的情况。
　　 毛华初如实相告：“唐家篘一个屋场基本上是一个生产队，生产一般。都是自家兄弟叔侄，但团结性差。”
　　 毛泽东宽慰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向领导汇报情况说好不说忧，结果害人不浅。”他说到食堂问题：“关于解散食堂，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你们到韶山先作试点，注意散食堂后还会有什么新问题。”
　　 试点先在大坪大队进行，社员们听说解散公共食堂，个个像过年一样欢天喜地，说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
　　 1961年4月26日，党中央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
　　 1961年3月10日，毛泽东主持的“三南”（中南、华南、西南）会议在广州开幕。与此同时，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主持的“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在北京开幕，两个会的主要议题，都是讨论农村工作。
　　 3月13日上午8时，毛泽东给刘、周、陈、邓写信，号召大家亲自去农村调查。信中说：一些领导同志至今对农村平均主义的问题不甚了了，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做亲身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或者看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希望从此改正。他原定派陶铸去北京通报“三南”会议情况，但马上又改变主意，请“三北”会议移师广州，合开广州会议。
　　 广州会议于3月15日开幕。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给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周恩来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来到河北邯郸地区调查。
　　 5月3日这天，天气晴好，春风送暖。周恩来身穿半旧藏青色中山装，脚蹬一双半旧圆口布鞋，带着几位工作人员，包括身体欠佳的邓颖超，驱车悄悄来到原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武安县伯延村。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这次来，他们仍住在部队的营房里，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就在视察的伯延村就餐。
　　 这时的伯延村成为公社所在地，有十多个小村，人口不到三万，但这里的公共食堂办得较早。但伯延受灾面积大，正面临着严重饥荒。周恩来这次来调查的意图主要是食堂、供给制和包工包产。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周恩来就带着随行人员，突然走进农民的食堂，说要在这里就餐。食堂的人一下子紧张起来，赶快叫社员们把饭打了走。周恩来进来时好生奇怪：平时那种热热闹闹的吃大锅景象到哪里去了？更奇怪的是，几天见不到一点肉星子的饭桌子，竟出现了热气腾腾的猪肉和鸡蛋。周恩来四处张望，问食堂的人：“平时你们也吃这么好吗？”食堂的人支支吾吾：“唉，唉。”周恩来笑了：“这么说，你们比我们在北京生活还好啊！”“好，好。”“那好”，周恩来指指桌上的饭菜，说，“今天我不能吃这些东西。苏联逼债，我立了规矩，不吃鸡蛋。不吃猪肉。给村里的病号吃吧，他们比我需要。”说完，他让工作人员将这些东西端走了。
　　 周恩来总觉得这里面有蹊跷。
　　 只过了一天，他又悄悄来到另一个村的食堂，但他还是去晚了，社员已经吃完饭回家了。炊事员一见周恩来来了，不管别的，先去盖锅盖，说东西已经吃光了。随同的公社干部就叫总理回公社吃。周恩来不动声色，直奔着灶台走去。公社干部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就怕总理掀锅盖。可周恩来抓的就是锅盖，他掀开一看，里面还剩下些玉米糊糊，二话不说，拿碗就盛。炊事员急了，要用干净的毛巾替总理擦擦黑黢黢的碗边，周恩来摆摆手，“这没关系，不用擦。”这一顿玉米糊糊下肚，周恩来对农村食堂的情况也略知一二了。但仅就一村而言，他还不敢肯定都是这样。他问公社干部，干部说社员放开肚子吃，吃不好，但能吃饱。周恩来将信将疑：他看社员们不少面有菜色，还有一些浮肿病人，这能叫吃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