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士廉：“这二年全省粮食连年减产，但国家粮食征购增加，使农民的生活用粮发生困难，不得不实行‘瓜菜代’。农村普遍出现‘三瘦’：人瘦、牛瘦、地瘦，不少地方出现饿、病、逃、荒，一些产粮区饿死人的现象也有发生。”
　　 毛泽东当即指出：“征购粮食可以低一些么，得保证农民吃饭，你把农民口粮都弄来了，可不行啊。”
　　 周恩来也说：“对老百姓的生活一定要关心。”
　　 毛泽东：“农民没了粮食，吃不饱饭，劳动就没劲头，得想个办法，改变这种状况。”
　　 周恩来对霍士廉说：“你们查一下，粮食不够吃的究竟有多少？”
　　 霍士廉有苦难言：“一个月前就给中央报了。”
　　 周恩来：“今年你们浙江粮食少交1.5亿斤，补给不够吃的。不能我们吃饱饭，让老百姓饿肚子。”
　　 周恩来想了一下又说：“老百姓没有饭吃，你们要负责任，省委要写检查。”
　　 毛泽东感慨道：“浮夸风害死人哟！”
　　 所以，毛泽东上庐山，一开始的初衷的确是想解决党内作风不实、经济下滑的问题，他给各级干部的一封信中，特意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特别是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是响亮地提出：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要改进的空气；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求中央委员们敢讲真话，不怕警告、降职、撤职、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可悲的是，当彭德怀真的“要当海瑞”时，毛泽东否定了自己。然而毛泽东不能闭眼不看现实，庐山之后，他还是要回过头来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着手解决天下最大的事情：粮食，或曰吃饭问题。到了1960年，粮食问题仍在继续滑坡。全国有好些省份灾情十分严重，饥荒肆虐，已经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作为一国总理，如同一家之长一样，最操心的事莫过于粮食。人们已经听说周恩来同毛泽东一样，已经几个月不吃猪肉，饭也吃得少了。
　　 这年四五月间，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到北京开会，他几次见到总理，都觉得他心事很重，眉宇间深藏着一种忧郁之色。星期天，杨尚奎和夫人水静正准备去看望朋友，忽然接到通知，说总理想和华东几位书记个别谈一些问题，希望不要外出。他俩就坐在屋里等候，猜想总理会谈什么问题。杨尚奎心里有谱：这个时刻，八成是谈粮食问题。
　　 10点半钟，周恩来步入杨尚奎的房间，坐下不一会儿，他就开门见山地说起：“去年全国有好几个产粮省，包括四川这样的粮食大省都遭了灾，估计今年的生产形势也很糟糕，所以中央在粮食问题上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目前，北京、天津、上海的粮食库存都已经挖空了，调进的不够市场供应，如果不马上调一批粮食救急，像这样的大城市一旦发生粮荒，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这就不得不向你们求助了。”
　　 周恩来说完，含笑望着杨尚奎。
　　 杨尚奎很沉重地点了点头，看得出，他略有难色。作为一省之“长”，担子之重不亚于一个小国，他同样担负着“家长”的角色，也总要吃着上顿想着下顿，吃着锅里想着盘里。
　　 周恩来理解杨尚奎的心情：“是啊，江西已经调出了10亿斤粮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你们自己也有困难。但是，和别的省比较起来，你们还是好的。所以我今天特地来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增调两亿斤，支持中央，救救燃眉之急？”
　　 杨尚奎觉得尽管总理对江西的情况有所了解，但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将江西的情况作一详细汇报：“江西是个农业省，主要是产粮。自古以来，特别是从南北朝时期起，江西就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和供应地，现在给中央调运粮食更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但是，这两年我们的困难很大，1958年，许多地方顾了炼钢铁而误了农业，结果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不少稻子烂在田里；或者是晚稻缺乏管理而歉收。去年大灾，江西也未能幸免；今年的情况又不大好。灾情严重的地方，已经出现大批浮肿病人，个别县还出现了饿死人的问题。虽然我们及时发现了，采取了有力措施，防止进一步恶化，但我们一点也不敢大意。要是今年又歉收，明年再遭灾怎么办？我还是想，要准备最坏的事情发生。”
　　 “你的想法很对，尚奎同志。”周恩来叹口气说，“老天不听我们的，有人又趁火打劫，又是逼债，又是切断援助。是的，要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
　　 “所以在中央调走10亿斤粮食之后，我们又重新调整了用粮计划，压缩了群众的粮食定量。”杨尚奎接着说，“富裕的地方，还可以勉强吃饱；困难的地方，那就要靠‘瓜菜代’了。这次来京开会之前，我到临川县一些公社看了一下，公共食堂煮的‘饭’，基本上是红薯叶子……”
　　 杨尚奎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了。
　　 周恩来长叹一声：“在山东，红薯叶子都吃不上哟！问题是并不止一个山东。”
　　 “江西应该比山东那些地方好，它历来就是个出粮食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江西用粮也一直比较宽裕。农民喂猪、养鸡都习惯用粮食。可现在，人都不够吃了。”
　　 “你们干部定量多少？”周恩来问。
　　 “在粮食情况最好的县，干部最多定量为24斤。在猪肉、食油、禽、蛋之类都少到几乎没有的时候，一餐吃一斤米，就像吃根冰棒一样，干部直喊饿，我们不让喊，不让发牢骚。他们嘴一闭，牙一咬，挺下去。”
　　 “江西的干部，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好同志，都是好同志呀。”
　　 “总理，我说这些不是向中央叫苦，而是让中央知道江西的情况。”杨尚奎坐直了说，“我们既要识大体，顾大局，又要考虑江西这个鱼米之乡的群众对饥饿的承受力。至于再增调两亿斤粮食，总理既然提出来，我们说什么也得支持。我回去再做做工作，统一一下认识，就是再勒紧一次裤带也是要给的。”
　　 周恩来格格地笑了，他笑得那样舒心：“我就知道老表的风格高！谢谢你，尚奎同志，我代表中央和人民谢谢你！”他站起来扶着杨尚奎的肩膀说：“放心，我不会给你们再加压力了。”憨厚得如同农民一般的杨尚奎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