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劣的监管条件和残酷的批斗审讯，摧垮了这位硬朗朗的铁汉。到了1972年后，他经常便血。直到第二年4月，他才被送进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真可以说，他是死于心肠太直了。
　　 周恩来闻讯后，打电话批评了卫戍区监护办公室和专案组：“彭德怀同志病到这个程度，你们怎么才知道？怎么才报告？太不像话了。”他指示：请三0一医院的同志马上研究手术方案，尽全力治疗。
　　 4月18日，医院正式通知专案组：“145号”必须尽快动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专案组只好打报告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批示：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手术不要受到影响，一定要做好。
　　 可是躺在病床上的彭德怀却坚决反对手术。他对着专案组的人吼道：“你们不把我的问题搞清楚，我决不做手术！”
　　 专案组的人劝道：“你的案是毛主席定的，他老人家不点头，谁敢……”
　　 “那好，你们让我去见毛主席！”
　　 “你这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告诉你，给你做手术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你还信不过吗？”
　　 “那好，请允许我给总理打个电话，我有话要跟总理说。”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不对！我这是正确反映客观事实，我在庐山讲的是真话，我没有错！我到死也不认这个账！不给我把问题搞清楚我死不瞑目！”他还想用自己最后一口气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他坚持要在做手术前见一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以讲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后经侄女彭梅魁反复劝说，他才勉强同意先做手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不断地申辩：“我没有里通外国！我自己犯有许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在风雨飘摇的中国之冬，可能毛泽东、周恩来都已无暇或无心顾及彭德怀了，整个中国都已乱了方寸，他们面前的乱麻已经多得难以理清：毛泽东感觉到“天下大乱了”，自己“已经收到马克思发来的请帖”；而周恩来的处境更加困难，已经时时准备“入地狱”了。尽管我们无意苛求两位伟人，庐山的那场风暴也不是他俩的“合谋”，但庐山会议确是一段无限的悲剧“风光”。彭德怀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去世。当今天我们能公正地评价这段历史时，“始作俑者”们都已纷纷作古，而这段繁杂的“历史的插曲”，给后人留下了苦涩的思索。
　　 庐山会议之后，在毛泽东眼里，这大获全胜的政治局面必将带来经济的飞跃。然而事与愿违，三年大跃进才进行了两年，迎来的不是为“一天吃五顿饭”而发愁，而是要勒紧腰带共度饥荒了，人们跑步进入的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是要为几斤粮油去排长队了。初始的困难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不久，饥饿，这个发了疯的魔鬼就在不远处狞笑，死神在向人们招手。据大致测算，中国人口总数在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4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上最大的饥荒。毛泽东彻夜不眠，思考，再思考；周恩来马不停蹄，努力，再努力；饿死人了，能不急吗？
　　 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先到杭州视察。
　　 几天前，浙江省委接到陈云的电话，陈云说在嘉善他有个舅舅，来信说生活困难，没粮食吃。陈云在电话里带些讽刺意味地说：“你们嘉兴不是亩产七、八百斤吗？你们去查一查啊！那里的百姓在饿肚子。”省委书记霍士廉就带上省委办公厅几个同志到嘉兴、温州、丽水地区调查。一查亩产果然没那么多，那里的老百姓确实正在闹饥荒，还饿死不少人。当霍士廉小心翼翼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时，其他官员的心情都有些紧张。因为他们已觉察到领袖们脸上失去了往日的轻松与笑容。毛泽东的眉头紧皱，连点烟时的手都有些微微发抖。那神色难以捉摸：是惊讶？是疑惑？还是气愤？霍士廉急忙做了补充：“这些材料都是真实的，主席可以派人去调查。”
　　 毛泽东吐着烟，半晌不说话。这使得紧张气氛更加剧了。
　　 毛泽东说了句：“你是个老实人，我相信你。”显然他的气愤另有所指：“这是犯罪啊。要坚决惩治官僚主义！”他终于忍不住说出心里话：“四川饿死人报了，河南、安徽死了也报了，你们浙江死了这些人，还说没有死人？”
　　 房间里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毛泽东气得手颤巍巍地，又去点烟。趁此机会，周恩来接过话茬：“我总理没有当好，让百姓挨了饿。”他说着，两行热泪流到腮边。他站了起来，深邃的目光直逼前方。他严厉地批评道：“你们是外来人嘛，对浙江的百姓没有感情！”
　　 “百姓饿肚子，我们是有责任的。”霍士廉承担着责任，又一言难尽。
　　 周恩来继续说：“浙江在自己收成不好的情况下，调大批粮食支援重灾区，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重灾区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他平日温和的面容一下变出严峻的棱角，加之两道浓眉，显出不怒而威的风度，他的话锋一转：“你们当父母官的，要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不要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上调粮食20亿斤是多了，30亿根本不可能。今年你们少缴国家2亿斤粮，再不够吃，再返销一点。不能让浙江的老百姓饿肚子啊。”
　　 霍士廉汇报说，在一次华东会议上，中央一些部门领导和华东局的柯庆施要浙江报高产指标，省委十分为难。毛泽东点了点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庐山会议前后，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浙江各地也放起了“卫星”，说假话，说大话，刮浮夸风的人大有人在。
　　 毛泽东已渐渐平静，“报产量，高了就好，低了就右，这不好。这是逼着人家说瞎话。”他起身在房间里溜达，双手剪在背后。边走边说：“报产量多少就是多少，产量上不去，总结经验，找找为什么搞不好？要实事求是嘛，怎么不实事求是啊？”
　　 霍士廉说了自己的意见：“一个不说实话，一个是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一个是他害怕，害怕戴‘右’的帽子。”
　　 毛泽东推心置腹：“你们都是地方官、父母官，最了解情况。我们高了好几层，情况了解不了。你们不向我们说真话，我们就成了瞎子、聋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