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继续说：“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他谈起了往事：“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对张国焘分裂的斗争中，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
　　 毛泽东转头对坐在身边的刘少奇说：“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谈话进行了五个半小时。毛泽东一夜工作之后，还没有休息，也没有吃早饭，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显得有些疲倦了。彭德怀依依不舍，起身向毛泽东和在座的同志告别。
　　 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仍然激动不已，立即提笔把和毛泽东的谈话追记下来。
　　 “毛主席还是了解我的。”彭德怀又有了以往那种豪气和自得。但在与毛泽东告别时，毛泽东的一句话又给他投下一片新的阴影。临别时，毛泽东忽然问：“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
　　 彭德怀当时没有在意，回来一想很是不解。的确，毛泽东后来一直认为彭德怀“里通外国”，和高岗一样，“想夺权”，这使得毛泽东最终没有与彭德怀和解。
　　 会上没有看到周恩来，彭德怀总有些心不甘。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他给周恩来处打过几次电话，都说周恩来不在家。
　　 他放下电话，颇为伤感：“个个都忙，总理更忙。可我彭德怀却闲呆了六年，惭愧呀！”
　　 这天，他正在吃午饭，周恩来亲自打来了电话，请他马上去中南海西花厅。彭德怀立即叫车，可司机不在家。他急得团团转，只好给周恩来回电话：“总理，我的车驮不动了，改日再拜访你吧！”
　　 周恩来在电话里说：“你的车驮不动，就用我的车去驮你，这叫舍车保帅么！”
　　 在西花厅，周恩来和邓颖超热情地款待彭德怀，询问了他六年来的生活情况。彭德怀把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叙述了一番。周恩来听后很高兴，感慨道：“是啊，庐山的事过去六年了，教训会使我们清醒过来。我们要认真地总结总结。主席说得对，不能分手到底，要团结。‘风物长宜放眼量’嘛，我们前面有很多很多的大事业等待我们去完成。”
　　 彭德怀说：“这六年来，我日日夜夜都盼着能早点出来工作，我实在是闲不住啊！”
　　 周恩来向他介绍了三线的建设情况，要他注意几点，鼓励彭德怀振作精神，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彭德怀走了，满腔热情地投入了三线建设的战场。他本想把自己的余生都献给这里的土地和事业。谁知还没等他施展才能，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风暴再次将他推上浪尖。1966年12月24日，他被北京来的红卫兵劫持走了。
　　 情况突变，西南建委的杨焙想了一下：“我看，打电话请示一下总理办公室吧！”他要通了长途台。
　　 清晨6时，西南建委与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接通了。秘书周家鼎听取了杨焙的汇报后，马上将此事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问：“彭德怀同志现在在什么地方？”“已被红卫兵绑架，去向不明。”
　　 周恩来一惊：“哪里的红卫兵？”“北航‘红旗’。”“他们串得好快呀！”周恩来凝眉沉思，眉峰一抖，马上吩咐：“立即告诉西南建委和成都军区，马上寻找彭德怀同志，找到后将他保护起来，尔后迅速报告中央！”
　　 周家鼎认真记录着周总理的指示：“请以中央和我的名义给西南建委、北航‘红旗’的同学们、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去电：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以上三条，同时通知北航‘红旗’的同学。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安全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
　　 周家鼎特意叫北航“红旗”的人接电话，要他们必须很好地协助西南建委落实总理指示。尔后，他又急忙回到办公室问周恩来：“总理，给成都军区哪位负责同志通话？”
　　 周恩来说：“给黄新廷司令员打电话。”
　　 “他已经失去自由了。”
　　 “那……就找甘渭汉政委吧！”
　　 “他也失去自由了。”
　　 “噢？那……是韦杰同志在负责吧？”
　　 “是韦杰副司令员在暂时负责。”
　　 “那就赶快通知韦杰同志。”
　　 周家鼎又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到总理办公室接受任务。傅崇碧因正在主持会议，就让政治部主任周述清前去代受任务。
　　 周述清一到，周恩来立即布置：“你们卫戍区马上组织力量，近日准备将彭德怀同志接过来，负责他的生活和学习，要专人负责。到火车站去接人，绝对不能让红卫兵将人抢走，加害于他。有问题要及时报告。”
　　 周述清走后，周恩来叮嘱周家鼎：“要时刻注意西南的消息。”
　　 1966年12月27日晚8时许，彭德怀所乘的列车抵达北京。北京卫戍区派警卫处参谋王金岭专门负责彭德怀的生活和学习，他和周述清一起来到车站，这时已得到风声的红卫兵也站满了车站，准备截留彭德怀。王金岭和周述清与他们争执一个小时，仍无法将彭德怀带走，只好同意红卫兵头头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
　　 此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和政治局正在人民大会堂开“碰头会”。戚本禹接到红卫兵的电话，眉飞色舞地向会议通报：“彭德怀已由红卫兵押送北京站，请示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