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晚上的通气会，从7点半到11点，林彪讲话占了一多半时间。细心的人已经注意到，在别的常委仍称彭为彭德怀同志时，林彪已经改口，通篇他没有叫一个“彭德怀同志”，而是以“这个人”或“他”来代替。林彪敏感的政治标尺已经将彭德怀划了另册了。
　　 朱德接着讲了10分钟：“主席跟他算账，30年，是三七开，三成合作，七成不合作，不是完全拥护中央，拥护主席。主席把这个三七开，前前后后讲得很清楚。英雄主义，经验主义，现在彭自己也承认了。现在毛主席还在，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让位，我看谁也不赞成的。德怀同志对总路线动摇，是基本是问题是不认识群众，不认识党。他的最大错误在这里。”
　　 周恩来的讲话，比较具体地介绍了庐山会议的经过，前后两个阶段的情况。周恩来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史，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完全赞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大跃进搞了一年，大家都很忙，很辛苦，到庐山来总结经验，顺便也休息一下。主席根据湖南省委的三句话，将‘经验很多’改成‘问题不少’，提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样概括的三句话，并提出了18个问题。前15天分组开会，有时开点汇报会。准备解决十一二个问题，起草一个会议记录，不叫决议。工业方面指标比较落实了，但是具体布置还有些问题如铁、钢、木材、运输、粮食等，在山上顺便同部长们解决。当然还有个别失调、部分紧张，一定要解决，抓紧起来，大家努力，就会好转的。关于‘得不偿失’的议论，山上山下，党内党外，都有这种说法。我们说成绩是主要的，驳右的说法。会议中有一种苗头，就是要多讲缺点，夸大缺点，以彭德怀同志为代表。……原来的安排，确是想把十几个问题解决好，定入会议记录，15、16日下山的。德怀同志写出一封信，就影响了一些人，形势就起了变化。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彭在政治局会议上总是冷言冷语，大家也未在意。他的意见是逐步形成的，到下面找缺点、搜集材料。在主席处两次汇报，关于公社问题，主席顶了他；别人也有同他争的，他觉得他的话总是有人听，所以在西北小组放了一些暗箭，也俘虏了一些人。他觉得他的话有市场，有影响。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就跟着走了。”
　　 周恩来解释了“军事俱乐部”：“毛主席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参谋总长，总是密切合作的了。黄克诚同志是同林彪同志一起上山的。17日下午我们一起谈时，林彪同志驳了‘得不偿失’。黄也感到信中有刺，但他第二天在小组会上，就是批‘左’的东西，还气势汹汹，跟谭震林吵架。张闻天同志急于表态，7月10日以后，找粮食部、银行和商业部同志了解情况。他讲了三个钟头。‘武文合璧，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国防、外交。省上有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帜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
　　 说到彭德怀对“错误”的认识，周恩来还是寄予了希望：“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根源，彭做过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这要肯定。首先是思想根源。这方面自觉性很低，常从实际利益中认识，不是从思想上认识党的路线和政策。凡是党内发生路线错误时，他几乎都跟着走了一段，然后又分开。分开常常是突然的分开。不是从痛苦的认识中，把思想弄清，以后避免不犯或少犯。拿我来说，也犯过两次比较大的路线错误：一次是王明‘左’倾路线，一次王明右倾路线，在延安整风时很痛苦，深刻地反省。长期地检查，认识了思想根源。主席上山，第一条叫我们读书。彭是从利害关系看，没从思想上挖根。”但周恩来还是认为：“不仅对彭德怀同志，对同他接近的人，都要帮助。”
　　 周恩来还是抓住一切时机落实1959年的计划和生产。他说：“这回主席再三说，要我来抓一下今年这个计划生产建设。陈云同志还病着，小平同志还病着。这个时候我把这项工作抓一下，也希望大家一道来抓。”他在会议期间贯彻“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与到会的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了1959年下半年的工业生产、基本建设、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粮食购销以及手工业生产等方面的工作，并促成会议制定了相应的文件。
　　 在当时的情况以至此后的许多年里，由于毛泽东的巨大权威性和感召力，使得党内没了不同意见，极不正常的众口一词，人们逐渐习惯不是从实际中认识问题而只是从毛泽东的讲话里寻找差距了。言必称“主席”如何讲，不敢越雷池一步。于是庐山对彭德怀的批判，再也没有出现不谐和音，都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会的调子，把矛头一致对准了彭德怀。即使有共鸣，也不敢作声；彭德怀孤掌难鸣，有口难辩，陷入了被“口诛笔伐”的境地，而追逼“反党集团”更是“水深火热”……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写了两篇东西印发给会议：一篇是《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另一篇是《关于枚乘〈七发〉》。有关“机关枪和迫击炮”的那篇文章虽小，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迹。以后近20年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特别是“党内斗争”，其指导思想皆出自于此。这篇短文把与彭德怀等人的矛盾进一步定性为“阶级斗争”：“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虽然毛泽东夸大了“阶级斗争”，但在人事处理上，毛泽东仍照他的“老规矩”：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看二帮：“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然而，庐山斗争并不像毛泽东理论指导得那样平稳。常常是毛泽东说“来点火”，下面顿时火光一片；像林彪、康生那样的人，常常是“火中取栗”，别具用心。庐山的斗争是无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