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以后，彭德怀就再没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他的心情自然非常沉重。23日晚上散步时，他遇到聂荣臻，聂荣臻问他对毛泽东讲话的感想，他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这是他对过去许多历史误会一贯持有的态度。聂荣臻劝他认真考虑，要作检讨，对党有利。彭德怀心里很矛盾：毛泽东讲得那么严重，不作检讨是不行的，否则转不过来。但要全部否定自己，也觉得不合实际。他请了两天假，反省过去的种种问题，尽管内心矛盾重重，26日，他还是违心地作了检讨。
　　 彭德怀的老战友朱德元帅在23日下午参加第一组的讨论，他第一个发言，但并没谈彭德怀的错误，直到25日他在第四组作较长的发言，才提到对彭德怀信的看法：“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过去批评我空洞的乐观主义，现在可以说是落实的乐观主义。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合乎事实。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德怀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错误的，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检查一下自己，对某些缺点看得太严重。”他最后说：“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在26日彭德怀检讨后，朱德好像自己卸下一副重担，宽慰地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听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作包袱背起来了。”很明显，朱德也把此事看得轻淡了。
　　 事实上，形势并不像周恩来、朱德估计的那样乐观。
　　 7月26日，对彭德怀的批判再次升温。
　　 这一天，毛泽东向会议批示印发了《李云仲同志的意见书》，并写了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的长达2000多字的批语。
　　 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的副局长，给毛泽东写信时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直接参与了1959年经济计划工作，深感问题严重，他多次向上级领导反映，却受到严厉申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于1959年6月9日，将一封一万多字的信，直接寄给了毛泽东主席。李云仲信的第一部分是谈问题。他开门见山地摆出自己的观点。毛泽东的批示说，李云仲“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当年能像李云仲这样较高级的干部，敢于直言上书，指出“大跃进”是犯了错误，在党内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信中用大量事实论证了“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这是对国家元气的最大消耗。……上百亿投资，上万吨钢材，几百万吨水泥、木材被白白抛在几千个工地上，长期不能发挥效果。看到这些损失确实很痛心”。李云仲信的第二部分是建议。他建议“在各级干部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加强党性锻炼”。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李云仲同志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但毛泽东对信中所提到的计划工作中的种种问题还是给予了肯定，尤其对于他敢于秉笔直言大加赞赏。毛泽东笔锋一转，又对准了彭德怀：“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躲躲闪闪的态度，不大相同。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存的困难……”
　　 毛泽东在此时公开李云仲的信，的确显示了他高超的“斗争”艺术。这使得那些说毛泽东批评不得的人，无法张口，因为同样是写信，李云仲写得比彭德怀激烈得多，毛泽东都能欣然接受；毛泽东也借李云仲的信让大家特别是彭德怀不要躲躲闪闪，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毛泽东觉得彭德怀还没说真话，而且他的动机与“满腔热情”的李云仲不同；同时也对那些态度不明朗的“中间派”们敲起了警钟……毛泽东在“引火烧身”，而最终是要烧一烧彭德怀和他的支持者。
　　 毛泽东之所以能容忍李云仲，关键是李云仲还是“小人物”。在庐山也遭到批判的李锐后来说：毛泽东本人常说，人是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的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嘛，还反对过鸦雀无声，说过“我就喜欢唱对台戏嘛”。在战争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确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可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本人逐渐离开了这个传统。当然，南宁会议时，我陈述有关三峡问题不同意见，是一个同实际打交道的小人物（而不是一位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或常委），也许因此毫无反感，易于听取。1959年庐山会议前，国家计委干部李云仲怀疑“大跃进”的上书，可说也是一例。毛泽东很看重这封信的意见，认为计委领导从未反映过。我们几个人在会议前期几次被召见，毛也是认真听取我们的意见的。只是后来彭德怀、张闻天这些大人物开了口，事情才变得复杂而不可收拾了。
　　 （然而，由于全国上下的极“左”思潮，受到毛泽东赞扬的李云仲并没有逃脱厄运。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长期在黑龙江的一个煤矿当矿工，历经艰辛，直到平反。）
　　 7月26日，各小组的会议还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这条指示与对李云仲信的批语，使得庐山会议又起波澜，彭德怀被抛上了浪尖：既然对人，就新账旧账一起算吧。于是，彭德怀一贯动摇啦，这次反对总路线，过去执行的就是王明路线；从洛川会议到百团大战，在战略方针上与主席对立啦；闹独立王国，讲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不听党的话啦……后来竟说彭德怀的入党动机都不纯，是带着入股思想入党的。
　　 在发言中曾说过彭德怀一些好话的人大为紧张。有人正式声明，收回说彭德怀是好同志的说法，表示要重新评价彭德怀。
　　 过去主持过反冒进，在7月23日还认为彭德怀的问题“没什么了不起的”周恩来，也感到一些压力。他不得不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7月26日，他在向北京来的各部委的负责人作的长篇讲话中说道：“会议形势的发展，事前我也无思想准备。也许有人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许多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四个星期会议的发展，大家慢慢懂得了。不是简单的经验总结，而发现是方向问题，是一场政治斗争。……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