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16日以前，庐山会议还是开得比较轻松的，确有“神仙会”的味道。毛泽东的心绪也是平静而轻松的。他甚至怀揣着一个多年的愿望：那就是能否秘密会见一下阔别已久的贺子珍。
　　 贺子珍是1947年从苏联返回中国的。据说毛泽东当时准备让她仍回到自己身边，说这是历史造成的，还是要按中国的老传统解决。可是后来组织上又决定不让她进北京。在行动上，她无疑要服从组织，而思想上她仍对主席一往情深，思念不已。在1954年9月全国第一届人大期间，她打开收音机，照例收听每日新闻，突然，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她凝神细听，这不是毛泽东在说话吗？是他，是他……砰的一声，她昏倒在沙发上。经过抢救，她虽然苏醒了，而精神上的健康，再也无法恢复。患了精神分裂症的贺子珍在上海时，时好时坏，她提出到江西南昌住些日子，仍不见好。
　　 毛泽东对此多少有些耳闻。他又是个怀旧念情的人，心里总不免想起她。1954年，贺子珍听到他在广播里的声音发病的事他也听说了，轻易不落泪的毛泽东流泪了。贺子珍到江西后，毛泽东让他俩的女儿娇娇（李敏），多次到南昌来看她，而且总要带些贺子珍喜欢吃的东西和难买的药品。毛泽东还多次给贺子珍写过信，有时是让李敏带信，信的开头总是称呼贺子珍为桂妹，因贺子珍生在桂花飘香的季节，小名就叫桂妹。据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分析，毛泽东词作中《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杨、柳都有所指，世人皆知，而“吴刚捧出桂花酒”中的“桂花”应是贺子珍。
　　 7月7日中午，杨尚奎回到家里郑重地对水静说：“你马上收拾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回南昌。”
　　 “什么事，这样急？”
　　 “去把贺子珍同志接到庐山来，和朱旦华一道去。毛主席要见她。”朱旦华是毛泽民的原夫人。
　　 水静几乎叫了起来：“啊，这可太好了！”她一直希望有这样一天。她也曾就此事问过杨尚奎：“主席为什么不跟贺子珍见一面呢？
　　 这对他来说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杨尚奎摇头，很严肃地说：“你不要把见见面这种事看得太简单了。毛主席是全党全国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应该是人民的表率；他也要受中央的约束，而他的纪律性是很强的；再说，一旦江青知道了，即使只是见见面，也会大吵大闹，那影响多坏呀！”水静以后就不存指望了，当事情真的要发生时，她都不敢相信了。
　　 “你听我说，”杨尚奎做了一个制止水静大声说话的手势，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务，主席强调要绝对保密。汽车上山之后，不要到这边别墅区来，要直接开到我们安排好的住处去。”他又叮嘱，在见到主席之前，不要让贺大姐知道是主席要见她，以免她过于激动而触发旧疾，他说这也是主席亲自交代的。
　　 第二天，水静将贺子珍接到车上，便向庐山飞驰。到了庐山涵洞左侧的28号房，贺子珍住下，水静就和毛泽东联系。
　　 “客人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在电话里问，声调有些激动。
　　 “一切都好。”水静报告。
　　 “那好，你等着我的安排。”
　　 次日中午，趁贺子珍午睡，水静到了毛泽东住的“180号”，即“美庐”。她进去时，毛泽东正在抽烟，等着水静。水静把如何将贺子珍上山的情况简略汇报了一下，告诉主席，大姐情况很好，记忆力也还可以，能回忆许多往事。
　　 “很好。”毛泽东点点头说，“今天晚上9点钟，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我这里来。”
　　 “好的。”
　　 毛泽东继续说道：“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的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过问的，开进来就是了。”
　　 水静想起朱旦华，问：“要不要找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来？”
　　 “不用了，你一个就可以。”毛泽东已有所考虑，他想尽量缩小知情面。
　　 水静起身告辞：“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
　　 毛泽东紧锁眉头，使劲吸着烟，心事重重。他没有直接回答水静的问话，而是自言自语似地说：“咳，希望能一拍即合。”
　　 晚上9点，一辆吉姆轿车径直开进“180号”院，缓缓停在台阶下面。已经在那里等候的毛泽东卫士封耀松，打开车门，小心翼翼地扶出贺子珍，水静在另一面扶着，一起进屋，直上二楼。楼上共有三间房，毛泽东住了两间，外面是会客室和办公室，里间是毛泽东的卧室。紧靠楼口右侧有一间小房，是卫士的值班室。封耀松送贺子珍进里间时，水静就在值班室休息。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召唤卫士的铃声响了。一会儿，封卫士把贺子珍扶进值班室，让她坐下，然后对水静说：“主席请你去一下。”
　　 水静走进主席房间时，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毛泽东重重地叹了口气，像是对水静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水静抬头盯着毛泽东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毛泽东夹着烟的手朝水静点了一点，说：“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一步。”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毛泽东加重语气说，“她拿走了我三小瓶安眠药，很厉害的，吃多了会出事。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拿下来。”
　　 “好，我会办妥的。”
　　 水静陪贺子珍回到住所，一直想着毛泽东要她办的事。当贺子珍又一次提到主席的生活时，水静不经意地问了一声：“大姐，你觉得毛主席的变化大吗？”
　　 “别的都和以前一样，就是老多了。”贺子珍说道：“我看他很疲倦，烟抽得很厉害，安眠药也吃得很多。”
　　 听她提到安眠药，水静灵机一动，立即抓住这个话题：“是呀，主席太忙了，休息不好，听说要吃两次安眠药才能入睡哩。尚奎也是这样，工作一紧张，没有安眠药就睡不着觉。”水静乘势说道：“对了，听说大姐在主席那里拿了几瓶安眠药是吗？能不能给我看看，主席吃的是哪一种，我好给尚奎搞一点。”
　　 贺子珍不及多想就把药瓶递给水静：“你看嘛，就是这种。”
　　 “这种呀，我还没见过哩。”水静接过药瓶。“这药给我好不好？我给尚奎吃吃看，不知效果好不好。”
　　 “好嘛，你拿去就是了。”贺子珍爽快地说。
　　 水静暗暗嘘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她给封卫士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安眠药已经拿到了，请主席放心。这天下午，贺子珍返回了南昌。此次相见，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延安别后的第一回，也是此生的永诀。本来毛泽东是抱着热望的，可结果令他失望。这种心情上的落差，不知是否也影响了他对庐山会议的期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