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治淮工作是满意的，特别赞赏曾希圣在安徽的治淮功绩。而曾希圣在红军长征时，是负责敌人情报的中央军委二局的局长，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他们多次准确地破译过敌人的电讯密码，为中央的军事行动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所以毛泽东曾评价曾希圣领导的军事情报工作：“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此话既贴切，又形象。所以中央在杭州开会，讨论农业发展规划时，毛泽东对起草小组的几个人，也是对周恩来说道：“可以派些省委书记去苏联看看集体农庄，最好是派曾希圣去，他比较鬼。”毛泽东说话时胳膊伸出去老远，又猛然回缩。大家会意，这是要让曾希圣再到苏联去搞点“情报”回来。周恩来自然心领神会，他也十分赏识曾希圣，他曾与朱德一起，给曾希圣发过一枚二级红星奖章。
　　 9月21日晚，毛泽东收到曾希圣报告皖北灾民拥护治淮的情况，精神为之一振，他从田家英手中接过电报，又在上面给周恩来写了一段批示：“周：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第二天，周恩来将此电及毛泽东的批示转达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李富春，并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写了信，告知10月5日饶漱石、邓子恢来京时将作最后决定。他将毛泽东不误时机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说治淮秋汛一过就要动工，治水和打仗一样，不能错过时机，迟一步都不行，处处要配合天时和人力，行动要非常机灵。
　　 在共和国治水工程中，周恩来善于把毛泽东的方略具体化和做些发挥。到第57次政务会议时，他已经归纳了治淮的一系列原则，比如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一是要兼顾蓄水和泄水，二是要兼顾不同地区，三是要兼顾不同部门。这些原则不仅在治淮工程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也使其他经济建设项目有了依据，其影响十分深远。
　　 1950年冬季，一边是紧张的抗美援朝，一边是抗灾治淮，两副重担同时落在年轻的共和国肩上。80万治淮大军投入工地，奋战80天，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蜿蜒盘踞在华东大地。肆意横行的淮河终于被套上了缰绳。
　　 然而，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一些头脑发热的人们已经忘却了套着缰绳的淮河，以为那已经是条死老虎，周恩来原先制定的分工合作、集中领导的原则已被人放弃，治淮委员会也被撤消：周恩来倡导的蓄泄兼筹的原则，也被人否定，代之以一种叫“葡萄串”和“满天星”的“发明”，即在沟里一节节地拦水，在地面上一片片拦水。虽然这是群众的“小发明”，一经报刊的大力宣传，便成了全国性的时尚，没有人再讲排水了。
　　 虽然周恩来受到反反冒进的打击，但对蓄泄兼筹的治淮有效原则，他不肯放弃，他在有关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打比方说：“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
　　 正如水利专家林一山说的那样：每当全国发生难以解决的水利纠纷，或是水利建设中出现重大难题，周恩来都亲自出马，认真处理；凡是毛泽东交办的治水任务，周恩来更是抓得紧，抓得细。
　　 毛泽东一直注视着水利问题。1952年10月底，他决定去视察黄河。随行的除工作人员外，还有部门首长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毛泽东的湖南老乡、民族资本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李烛尘等。当时全国正在开展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斗争激烈复杂，社会治安不好，时常有坏分子搞破坏。所以毛泽东出巡前，周恩来总要反复叮嘱保卫人员要注意主席安全，主席行踪要严格保密，夜间要宿在船上或专列上。出门要戴上口罩等。毛泽东本人并不在意，但警卫人员却很紧张，生怕发生不测。这倒不是人为紧张，的确有些险情。比如这一年的春节，毛泽东南巡到武汉；又乘船经安庆，到达南京。在南京时仍住在船上，陈毅、柯庆施、张爱萍等上海领导人，专程赶到南京，上船向主席汇报工作。毛泽东本来打算去上海，因为有事，在南京多待了两天，就在这两天内，国民党出动大批飞机，轰炸了上海。毛泽东立即改变路线，迅速返回北京。很明显，是有人向台湾方面通了气。后来公安部门错查到潘汉年头上，把他抓了起来，发生了建国以来的第一大错案。
　　 专列到达徐州车站，缓缓停了下来。毛泽东在保卫人员的簇拥下，走出车站门口，登上等候在那里的汽车。
　　 汽车载着毛泽东去察看黄河故道。到了云龙山，毛泽东登上山岗，极目远处。陪同的地方领导向前方指了指。毛泽东顺着他们的手势，眯起双眼，用力探望，微笑开来：“哦，那就是黄河故道。”
　　 毛泽东视察黄河的第一站是兰封车站。
　　 距专列约一、二里处，有个小山村。正是清晨，薄雾正在消散，农家炊烟已袅袅升起，鸡犬之声偶有相闻。踏着晨露，毛泽东向小村走去。打谷场上有老少两人，都穿着北方农民那种黑夹袄，像是父子。他们知道来人是“大干部”，但没有认出是毛主席。毛泽东和他们交谈起来，问道：“今年收成怎么样？”
　　 “还行”。年轻的庄稼人脸上露出笑，把夹袄折得更紧些，早晨有些凉。
　　 “这里土不行，盐碱地多，有的庄稼长不好，收成也不好。”老些的农民一边回答，一边琢磨来人的意图。
　　 毛泽东又问：“够吃吗？”“还行。解放了，劳动为自己，只要精耕细作，口粮准够。”
　　 “要改造盐碱，低洼地，粮食产量一定能提高。”毛泽东顺口说道。
　　 老些的农民听得认真，有些不信：“能行？”
　　 “能行。”毛泽东肯定地说，而后向农民简单通俗地讲解了治沙、治盐、治碱的办法。两个农民颇为惊奇地注视面前这个说湖南话的“巨人”，不住点头。但说到最后，毛泽东还是离开“具体”，说出面对全国农民的话：“要靠农民组织起来，生产形式要大些，才能解决农田改造的工程。”
　　 也许两个农民始终没有或者很快就知道对他们说话的是谁，但那一刻，他们的脑子里转的更多的还是翻淤压碱、造林固沙的细节，穿制服的大干部也懂庄稼活？！
　　 握手之间，毛泽东已迈着大步，走过打谷场，朝一个土山坡走去。土坡上面是块平地，住着几户人家。一掀那块打着补钉的棉布帘，毛泽东一猫腰钻了进去。屋里黑洞洞的，从外面进来，好半天才看清里面是个大土炕，还有锅台，在锅台原先贴灶王爷的地方，贴上了一张挺新的毛主席像。看得出，这肯定是个翻身户，也是省里的领导特意挑选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