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历史上，从列宁时期起，便有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这同当时阶级斗争所处环境有关。而且列宁没能滥用个人权威，是尊重集体领导和讲民主的。到斯大林时代，他的个人权威达到高峰，一切成就和光荣都归于一人。斯大林后期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便是这种个人崇拜的直接结果。
　　 中国党受国际共运权力过分集中传统的影响，在历史地认识并选定毛泽东为最伟大的领袖之后，在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议，明确赋予了他具有最高领袖地位和最后否决权的资格。在长时间中，毛泽东保持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并不滥用这种权威，而是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集中其他领袖和全党的智慧，不断地将革命引向胜利，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实践中并没有构成重大问题。但自延安整风以来，确也隐藏着日后发展起个人崇拜的因素。1957年起，毛泽东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变得骄傲、不谨慎了，主观、自负的倾向随之发展。中共八大正确地申明过反对个人崇拜的任务，但没有找到克服个人崇拜的有力措施，没有建立起制度上的保证。苏共二十大后国际事件和风浪的发生，党认为这些都是赫鲁晓夫借口反对个人崇拜而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结果，这使毛泽东获得了还是要有个人崇拜的“理由”。
　　 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的观点，在当时的条件下，被其他领袖及广大党员接受了。在历史中形成的对毛泽东的衷心爱戴和敬仰，开始变成了个人崇拜。有的人还加以发挥，对个人迷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受到毛泽东推崇的柯庆施就说过：“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个人崇拜的空气骤然膨胀，党中央的政治生活从这时开始不正常，“左”的东西便得以畅行无阻，以至发展到后来的“大跃进”，及更大破坏作用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这一切，都有其历史背景：一方面是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出现的混乱；另一方面是国内各阶层对中共工作的不满以及由此而来的罢工、罢课、闹退社等事件。在毛泽东看来，在1956年这样一个多事之秋，公开纠正自己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无疑是给反对派提供进攻的口实。因此，按照毛泽东确信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维定势，反冒进便难逃被指责批判的厄运。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重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时写过说明，他写道：“我们没有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何以在党的工作遭到非议之时，特别是在反右派斗争后，要对反冒进进行严厉的指责和批判了———那是一个时代。
　　 毛泽东指间的那节香烟燃尽了，他轻轻地将烟蒂揿灭在烟缸里。周恩来检讨后，毛泽东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将反冒进的事态看得极其严重，一再警告说：“有些人不顾大局，像莫洛托夫那样，像我们中国的高岗那样，那就要出现分裂。……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毛泽东讲得十分严肃，从此那些不愿看到党内产生分裂的共产党人，对反冒进一词噤若寒蝉。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也就少了。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内心异常苦闷又极其矛盾的周恩来，鉴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有以柯庆施代替他的总理职务的考虑，又鉴于自己在反冒进问题上犯了“方针性”的错误，便向中共中央真诚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6月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一职。但是，他和陈云等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其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
　　 毛泽东在1957年第二次访问莫斯科时，在与赫鲁晓夫评价中国其他领导人时，第三个谈到周恩来，说：“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有个弱点……可他是个好人。”
　　 这期间还有一则轶闻，就是“跃进”一词的发明权。1958年5月25日，彭真给毛泽东送去一份材料，即《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关于发动全民讨论农业四十条的社论，并说明这是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地方。毛泽东当即写信赞扬说，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并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没想到，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不是别人，正是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早在1957年6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为了批驳大鸣大放中有人说1956年经济建设是全面冒进的言论，就使用了“跃进”一词，说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所以，一年以后，1958年5月26日，彭真又把周恩来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把“跃进”一词的发明权归于周恩来。
　　 然而，毛泽东欣赏“跃进”一词，一个原因就是它堵住了反冒进论者之口。他在1958年5月26日致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的信中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对于反反冒进和“大跃进”的形势，毛泽东非常满意。8月初，他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对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是没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