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转眼就到了1月下旬，北方的天气还是那样冷。当最后的一片晚霞从天边消失，中南海的水面上腾起一层重雾，星星在天空中闪烁了一会儿，也都看不见了。入夜，心情沉重压抑的周恩来依然坐在办公桌前，审阅着送来的一厚迭文件。他戴上眼镜，翻起那本《关于1957年国家决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案）》。这里的内容他早已熟悉，画个圈签个字便可送走。可他又摘了眼镜，望着夜色浓重的窗外，思考起来。最后他还是坚持，在文中所写的那句“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语中的“15年”之后，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九个字；又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随之，他的心情少许轻松一点。
　　 南宁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掌管了经济大权。他对南宁会议的结果十分满意。但是，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抓而不紧等于不抓”的实践告诉他，只开一次两次这样的会议，是不足以把反冒进“空气改变过来”而成为“大跃进”的空气；只有小会加大会，密密层层地“轰炸”，才能奏效。于是，毛泽东提议在北京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不同场合向反对冒进的领导人发出警告：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
　　 毛泽东3月4日到达成都，预计8日开会。毛泽东是第一次到成都，对这里的古迹很感兴趣。会议的前一天，他来到成都西郊5公里处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对杜甫不甚喜爱的毛泽东，还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历代不同版本的杜诗集。最后来到大廨，在一排栏杆前找了一把带有靠背叫“飞来椅”的平盘上坐下。他吐着烟，四下环顾，忽然站起身，走到这座通堂式的敞厅前，看悬着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卷虎卧几诗客”。他轻声念着，自言自语道：“是集杜句。”看完上联，又看下联，他的脸上露出赞许的笑意：“好联。”第二天，毛泽东又专门派人来此借阅了楹联书10余种，他喜欢这种大气磅礴的诗句。他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诗的。
　　 3月8日，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到齐。
　　 9日，毛泽东阐明他对反冒进批评的目的：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毛泽东点名说到：我觉得恩来同志在1956年11月二中全会上的基本观点就是“成绩是有了，肯定是冒了”这两句话。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官气、暮气、骄气，一些人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25日周恩来再次检讨反冒进的“错误”：“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周恩来基本上是按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性质做的检讨，毛泽东依然不满意。他在周恩来检讨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这个问题，如果从经验上、方法上把它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问题，重点是要用唯物论、辩证法来深入分析反冒进问题。”毛泽东引用李清照的词说，反冒进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冒进则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要和反冒进对起来，反对慢的路线。
　　 与会者都清楚，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就是继续要周恩来在下一轮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再做一次更加深刻的检讨。
　　 一层阴云掠过周恩来的脸膛。说心里话，他已经将自己的“错误”提到了相当的高度，一时间他真不知道下次再检讨什么。
　　 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检讨了反冒进的“错误”。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会议。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
　　 会上，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种开展过火斗争的气氛很浓，有不少人在发言中猛烈批评反冒进，觉得这个结论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轻了，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各地方代表也在会上报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团”、“右倾集团”、“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经过。
　　 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下，周恩来、陈云等人被安排再次检讨。
　　 16日陈云检讨。他说：“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关于1956年发生的‘冒进’的错误问题，因为这是同我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于1956年生产高潮的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分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当时群众性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情况……对于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的错误看法，首先而且主要是我的看法。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的错误，我负有主要责任。”
　　 17日周恩来检讨。他手里拿的虽然只有几十页稿纸，却显得那样沉重。他把全部稿纸放在讲台上，抬起脸朝台下望了望。熟悉周恩来那张总是洋溢着热情和充满认真神态的面孔的人们，觉得他一下子老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