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13日在北京接待外宾后赶赴南宁的。柯庆施也是这一天飞抵南宁的。这天晚上，毛泽东曾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至深夜。
　　 毛泽东继续发言：“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产阶级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说得更直接了：“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15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还表扬了今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当天晚上，毛泽东找吴冷西和胡乔木到他的住处谈话。吴、胡住在广西省政府交际处大楼，离毛泽东住的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不远，毛泽东主持的会议就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当他们到达时，毛泽东开始就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
　　 胡乔木说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
　　 吴冷西补充说：“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
　　 胡乔木插话：“当时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
　　 毛泽东习惯地将一支烟撅成两截，一段放在桌上，另一段放进嘴里点上火，他情绪很好：“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乘东风压倒西风，15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接着，毛泽东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他的目光转向胡乔木：“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三天睡不着觉。去年4、5、6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个办法，才找人给作帮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毛泽东又转向吴：“当时我对你说过，如果在《人民日报》呆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但是还要努力，不要翘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当毛泽东问过吴冷西最近有没有到各地去走一走，吴冷西答说忙于内部工作时，毛泽东严肃地说：“你不要老呆在北京。北京官气重，只能作加工厂，没有原料，原料来自下面。你的位置应该活动一些，经常到各地跑跑。”在谈话过程中，胡乔木主要谈了他在去年初没有抓紧宣传主席讲话，并说主席批评他浅、软、少是对的。他只简单地谈到1956年6月那篇《人民日报》社论的大概情况，并说他那时正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无暇顾及此事。毛泽东说：“这不关你的事。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毛泽东对那篇社论误解很深。
　　 17日深夜1点多钟，空军雷达部队发现了国民党的一架飞机由海上朝广西方向飞来。当时台湾海峡不平静，两岸对峙严重。随毛泽东一同到南宁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廷一一惊：莫不是国民党军探知了毛泽东的行踪，探知了南宁会议的安排？
　　 不容多想，他要秘书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那里的空军歼击机，要他们立即起飞，无论如何也要拦住敌机，把它干掉。
　　 南宁城全部断电熄灯，以防空袭。卫士们请毛泽东去防空洞躲一躲。
　　 “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毛泽东手一挥。
　　 有人劝说道，我们要对主席的安全负责。毛泽东正言道：“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又回来了。他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说完，他吩咐李银桥：“把蜡烛点着。”他要继续工作。
　　 李银桥劝道：“主席，还是防备万一，去防空洞吧。”
　　 “我不去！”毛泽东有些不耐烦了。
　　 “把蜡烛点着！国民党把炸弹扔在我门口它也没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毛泽东联想起他在最后撤离延安面对逼近的胡宗南部队时的情景，再次表现了他的勇气和胆略。
　　 蜡烛点燃了，仿佛精神也点燃了。毛泽东又沉浸在他终生喜爱的那本《楚辞》中。
　　 默默地承受毛泽东等人批评的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当天起，几乎天天都约请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开始准备检讨反冒进的“错误”。19日，他飞广州会见泰国外宾后马上折回南宁，未及休整，便在晚上8时召开的会议上作检查。周恩来的语调是沉重的，他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革命派是左派。在这个意义上，左比右好”。周恩来重复了毛泽东批评中的主要几点：“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最后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会场里很静，在周恩来检讨完后，多数人都保持沉默。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发这样大的火，周恩来又要做这样的检讨。在弄不清意图的情况下，人们也很难对周恩来的检讨说什么，他们只有听命于毛泽东的判定。有人担心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意见会冲突起来，至少周恩来可能要解释一些什么，毛泽东可能会发更大的火。好在一切都没有发生。一生中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再次将一颗苦果咽了下去。
　　 尽管会议的气氛得到缓解，事态没有继续发展，但是，南宁会议所营造的急躁冒进情绪却在全党急剧膨胀。薄一波对此曾评论说：南宁会议在我们党内是一个转折。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就是从这个时候迅速发展起来的。
　　 自此，周恩来便处于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一方面，他要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保持一致，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并不时检讨反冒进“错误”；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深入了解中国现状并熟悉经济建设规律的领导者和具体指导者，他要尽可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