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反冒进遭到指责和批评，但是周恩来等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反冒进已经被毛泽东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他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从1958年开始的。
　　 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十分欣赏各地掀起的生产高潮，并对两年的经济工作表示不满，向周恩来发了一通脾气。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指柯庆施）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毛泽东对着周恩来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为什么军队多了几十万人，招收工人学徒多了100多万人？我说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后来还说过：“你们那个时候（指反冒进）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虽然毛泽东在会上发了火，但仍然意犹未尽，并且主张召开再大一些范围的会议解决反冒进问题。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亲自起草了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要求包括他自己在内的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日完毕。
　　 11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向与会代表分发了21份作为受批评的材料。其中就有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度计划的报告》节录。
　　 当天晚上，毛泽东发言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12日上午，毛泽东一上来就讲他建国八年来一直为工作方法而奋斗：“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六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毛泽东接着批评说：“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的。……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为了说明什么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泽东特为讲到《登徒子好色赋》这篇古文，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成语的出处。
　　 这篇古文说的是战国时代楚国文人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故事。登徒子向楚襄王告状，说宋玉此人“体貌娴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建议不让他出入后宫。不料有一天楚襄王竟然把登徒子告状的事给宋玉本人说了。宋玉争辩说，“体貌娴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也就是一口否定自己好色。楚襄王就问他，你说你不好色，有什么根据？宋玉回答说，天下的美人都比不上楚国的美人，楚国的美人都比不上我东边邻居家的美人。这个美人美到什么样子呢，“东家之子，增长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这么倾国倾城一个美人勾引了他三年，他“莫之许也”，没有答应她，可见不是好色之徒。接着宋玉倒打一耙，说你看登徒子，他才好色，他老婆头发蓬乱，耳朵也有毛病，豁嘴尖牙，驼背弯腰，身上又是疥疮又长痔疮，难看得要命，登徒子还那么喜欢她，跟她生了五个孩子，大王比较比较，看哪个好色。毛泽东说，结果宋玉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办法赢了官司。他还得意地写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赋》流传世间，搞得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第二天，毛泽东又把宋玉这篇赋印发给与会人员，以便大家更了解反冒进的人用的“错误”方法，即是只讲冒进的缺点，不讲冒进的“成绩”。关于“平衡”问题，毛泽东讲了一大段哲学，强调平衡的相对性，不平衡的绝对性。他指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提法是非常错误的。
　　 这时，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吴冷西才恍然大悟，毛泽东为什么点名让他参加会议，并把他的名字写在了第一个。散会后，吴冷西马上找胡乔木，问他主席指的《人民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胡乔木说他也不完全清楚。两人商量后，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回北京，要《人民日报》编辑部把6月20日社论的全部过程稿送到南宁，并要他们写一个关于社论起草与修改、定稿过程的简单说明。
　　 经毛泽东圈点批划，6月20日社论的摘要印发与会有关人员，他在摘要上批示：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这印证了毛泽东那三个字“不看了”的真正含义。
　　 南宁空气湿润，窗外时常是轻风细雨，而会议室内空气紧张。毛泽东尖锐地批评道：《人民日报》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五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引用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的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是在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会上，他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这是方针性错误。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积极反对“右倾保守”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十分欣赏。1月15日，毛泽东夸奖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做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16日他又在大会上拿出柯文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诚恳地说：“我写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