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冒进的工作，在6月的人大之后仍继续着。
　　 这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反冒进，主要是围绕着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进行的。编制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1956年7月开始的。那时，国家计委管长期计划，刚成立的经委管年度计划。经委是不赞成冒进的，然而各部、各省市自治区报上来的指标还是偏高。报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共计243亿元，比1956年的140亿元多了103亿元。1956年的计划已经“冒”了，1957年不能再“冒”了。经委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主张高些的，认为压到150亿元就可以了；一种是认为150亿元太高了，主张压到100亿元。在薄一波拍板时定为125亿元，各种意见相持不下，只好报周恩来和陈云了。
　　 周总理的意见是：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压到150亿还不行，而应明显低于1956年的实际水平。他强调，把过高的投资额压下来，是1957年全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投资总规模下不来，过高的积累率就下不来，预算会继续出现赤字，物资供应缺口会继续存在甚至扩大。
　　 根据周恩来和陈云的意见，经委最后定案为110亿元。
　　 对此，周恩来还是不放心。在10月20日到11月9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夕，他一连开了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研究1957年的主要控制指标。在11月9日的会上，他说我们国家很大，很落后，人口多，要建设，又要注意人民生活，现在的速度已经是很了不起了。陈云提出：“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到三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
　　 周恩来纠正道：“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盲动，右了就投降。”
　　 11月10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开会。当刘少奇联系波、匈事件教训，说：“我们应该注意把工业建设速度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还高兴，还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报告结尾时，他专门引用了上述周恩来、陈云关于左倾、右倾的谈话，说：“究竟是左倾一点好，还是右倾一点好？”
　　 毛泽东对此有看法，脱口而出：“看是什么右。”
　　 刘少奇解释：“是快慢中慢的右。”
　　 毛泽东：“这种右可以。”
　　 刘少奇接着说：“对阶级敌人，你右了，人家就进来了，你让，人家就进来了，那个就让不得，那个右是不许犯的，快一点慢一点不是失掉立场问题。昨天有一位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
　　 周恩来也联系波、匈事件的教训，谈1957年的建设方针：“毛主席近几个月常说，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我们搞工业化，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你不关心人民的利益，让人民过份地束紧了裤带，重工业搞起来还得停。东欧的教训值得我们注意。……八大前设想的远景计划：1967年生产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现在看来不可能实现，我们的步子可以放慢点；八大建议的一些指标，如果综合平衡起来有困难，算不上去，可以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是建议，而且还是一个草案，在执行中如果跟不上增长，不要勉强，实际上某些数字已经勾掉了……今年生产建设成绩很大，但有些方面‘冒’了。因为今年‘冒’了，明年的计划安排就非常困难。‘冒’了就要收缩一下，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不然站不稳，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价、劳动工资等各方面。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几万人或者几十万人站在街上请愿，那问题就大了……”
　　 毛泽东在小组会上提出七条，想用来挡“水”，挡一挡反冒进之水。他在大会发言时仍然坚持：“现在还看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830项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包括今年预算中用得不当的20亿到30亿在内。前进不是突然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有退有进，但主要还是进。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反冒进的主题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当时没有提出批评，而且还同意1957年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后来毛泽东把这次全会说成是反冒进的“集中表现”。
　　 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之后，反冒进仍在继续。
　　 关于预算，1957年1月，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陈云到机场送行回来，就打电话给薄一波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三次，要我转告你，基建投资不能超过100亿。因陈云的上海口音较重，薄一波听成了110亿，后来就按这个数作了决定。
　　 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坚持，1956年反了冒进，1957年的经济建设全面发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但毛泽东对这一年的发展速度不满意。
　　 1957年11月2日上午8时，毛泽东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苏联政府派来的一架图-104大型客机，飞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大会。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宋庆龄等。临行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前往机场送行。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莫斯科，离第一次出访已近八年了。
　　 由于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社会主义阵营的腰杆硬了起来。赫鲁晓夫在会上说：“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他还在内部约定，从1959年算起，在12年内达到共产主义。在这种气氛下，富于战斗精神，并对赫鲁晓夫心存看法的毛泽东当即表示：“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然而想到中国的落后，毛泽东于心不安。他很清楚，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来讲是个大国，但从经济上讲现在还是个小国，我们这个国家，吹起牛来，了不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炎黄子孙，等等，但就是钢赶不上比利时，粮食亩产很低，识字的人只那么一点点，因此，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一些人，比如美国的杜勒斯等，也不把我们放在眼前。所以毛泽东的心中总有一把火在燃烧，他向往一夜间火树银花，中华民族站立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他的愿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仍在操持国内的事情，他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叫做《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指责1956年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社论中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这些话无疑都是有所指的。
　　 回国后，毛泽东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