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地，周恩来与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从防止冒进走向了反对冒进。
　　 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从1956年1月下旬开始，周恩来集中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告诫有关方面：“基本建设一多，就乱了，各方面紧张。”1月20日，他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1月30日，他又在政协二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为了预算指标的问题，一向尊重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争执。
　　 那是4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20个亿，毛泽东话音一落，会场里顿时嗡嗡地小声议论起来，多数委员都表示反对，周恩来发言最多：“追加基建预算将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
　　 虽然周恩来依然温文尔雅，说话的声音也不大，但在毛泽东听来却相当刺耳，难以接受。尽管他一向乐观地看待孤立，相信“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但真的陷入孤立，其思考多时的远大目标得不到响应时，其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当他最后一次提出的意见仍然得不到委员们的支持时，他宣布散会。大家不欢而散。
　　 会后，周恩来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的怒气未消，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周恩来解释着自己的意见，希望能改变毛泽东的设想，但毛泽东认定的事物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周恩来有些伤心，叹道：“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
　　 这句话极大地触动了毛泽东，他的烟头在指缝间凝住了，好像望着一个陌生人。他疑惑尖锐的目光分明是说：恩来，干革命，搞建设，难道能靠“良心”？！毛泽东讨厌“温良恭俭让”。不久，毛泽东就离开了北京。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分歧，表现为“冒进”与“保守”之争，但这与两人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毛泽东讲辩证，也讲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但更多的是大刀阔斧，有重点论强于两点论；他不喜欢两只拳头同时出击，当两只拳头同时出击时，他总觉得是一个拳头掩盖了另一个拳头，或者说是一个拳头扰乱了另一个拳头，而使出击者本身莫衷一是，所以他喜欢“一个拳头打人”，为了更有力哪怕先缩回拳头，但决不两个拳头同时出击。所以毛泽东的讲话中，不常说“既要又要”什么；或“一手”什么“另一手”什么，而喜欢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讲“东风压倒西风”；主张打破平衡，先破后立，不破不立。
　　 然而经济的许多规律恰恰要求平衡。
　　 周恩来努力寻求的正是生产上的平衡。他指定薄一波和计委的张玺负责平衡工作，要求把群众的建设热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结合起来。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再次指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
　　 在周恩来、陈云等的坚持下，195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了当年的预算问题，这次会议还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会后，刘少奇要求中宣部就反对“两个主义”代《人民日报》拟一篇社论。这就是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
　　 6月1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他认为2月会议压缩后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仍是个冒进指标。6月4日，中央开预算会议时，周恩来介绍了上半年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提出了准备继续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紧缩开支的意见。
　　 6月10日，在刘少奇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后经修改，其中涉及主导方针的几句话成为：“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对于上述提法，在党内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认为这是同去年夏季以来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方针相背离，会引起思想混乱。6月1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高声说道：“去年12月以后冒进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读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认为预算报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这是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得来的结论”。社论在指出急躁冒进的几种表现后说：“希望全国各级组织和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认真地重视这一个警号，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文章虽然很重要，也许是题目不鲜明，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注意到另一篇文章，即刘少奇委托中宣部起草的社论，这篇社论用了鲜明的标题：《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文章在发表前，经刘少奇、周恩来等审阅修改，刘少奇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已经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毛泽东将自己极大的情绪压抑下来。“不看了”三个字是毛泽东婉转的反对，是他保留意见的一种方式。
　　 虽然毛泽东表示“不看了”，但社论中一些论断却深深地刺激了他，比如文中提到：“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毛泽东是否认为这个“上面”就是指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