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领导集体，周恩来也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一样，一开始也是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的。他也曾认为，《农业十七条》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也受到很大推动，变化很大。他和一些部门的领导人商议后，还改变了一些原先比较“保守”的指标，比如钢由1800万吨修改为2400万吨，原来设想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中基本完成的工业化，周恩来也觉得可能会提前完成。
　　 然而他的步伐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大踏步地前进，和刘少奇、陈云等人一样，他们和毛泽东的距离拉大了，时常处于一种被动的跟进状态中。他们和毛泽东对工业化速度的估计相差甚远，毛泽东此时甚至已经在描绘赶超美国和苏联的蓝图了，而周恩来等估计这个美好愿望的到来，至少要15年。
　　 正当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等在京的中央领导都讲到工业化需要15年的设想，在杭州的毛泽东有关建设改造的速度问题，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三天以后，接到周恩来通知的有关省委书记，冒着南方少有的严寒，齐集杭州，和毛泽东再次研究农业发展问题。浙江的山区已经有几处落雪了，几夜寒风，西湖的水面已经结起一层薄冰。没有什么取暖设备的会议室里，省委书记们也不讲究什么礼节了，都紧裹着大衣开会，手里紧握着茶杯，想从杯壁上取点暖。毛泽东似乎不觉得冷，也许是他心里太热，也许他是靠那不熄的烟头取暖，总之，他情绪高涨，不时和坐在他身旁的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开着玩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从家乡的文化局调来了新拍的黄梅戏影片《天仙配》，毛泽东和会议代表们欣然观赏。看完影片已是深夜12点，毛泽东仍兴致勃勃，对曾希圣说：“拍得不错，拍得不错。”他又联想到农业：“男耕女织，夫妻勤劳和睦，不错嘛！”
　　 1955年12月5日下午，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由刘少奇向在京的122位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周恩来在座。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工业部门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现象。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诚然，周恩来也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刚刚兴起的生产建设高潮，特别是1955年第四季度的形势是欢欣鼓舞的。从刘少奇的传达中，周恩来已经感到毛泽东对国务院有些部门设想的长期计划指标不满意，认为偏低了；对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也不满意。在这次座谈会上，当刘少奇传达完毛泽东关于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指示精神之后，他立即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批评意见，认为是自己认识落后于实际。
　　 根据毛泽东讲话的意思，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毛泽东对“多、快、好、省”这四个字很感兴趣。以后写出了“总路线”。其实，这几个字的提出有个过程。1955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毛主席提出在“多、快、好”的原则中，还要加上一个“省”，要节约。《人民日报》社论将其做了文字上的调整，以“多、快、好、省”的次序发表出来。这四个字成了“大跃进”时期人人皆知的口头禅。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主旨，也同刘少奇传达的12月份的讲话内容相仿，突出一个“快”字，也表现了一个“多”字。严寒中的人们心口却极热，头脑更热。虽然只有几天，农业的“十七条”已经扩充为“四十条”，拟出了从1956年到1967年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农业四十条》所规定的各项农业指标都很高。其中，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这就要求粮食、棉花的产量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就是40多年后的今天也还没有达到，可见其目标是何等超出实际。
　　 如果仅仅是一个农业指标，也许事情不会像后来那样严重。中国的事情向来有滚雪球的毛病，容易一哄而起，连锁反应。于是，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的指标被一次次刷新，中央原先确定的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一下子被突破，连正在编写的各项指示也因不断加码而难以制定。
　　 周恩来着急了，面对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他感叹道：“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他审视着各方面报来的计划，两道浓密的剑眉愁云紧锁。作为一国总理，他清楚地知道，尽管“一五”计划的头几年经济形势较好，但新中国毕竟底子薄，国力弱，一开始猛冲一阵可以，但按这样的规模和速度持续下去，难免要翻车。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随着1956年初基本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经济工作中的紧张形势开始出现。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中财委主任的陈云，也是心急如火，他时常来向周恩来汇报，每谈到当前的经济过热，两人都颇有同感。他跟总理说：“这个事情我看要提醒大家，经济建设要稳步进行，要注意综合平衡。”
　　 周恩来点头：“你的意见很对，你要对有关部门讲，我也要讲。”
　　 陈云讲了。周恩来也讲了，而且讲得很诚恳：“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毛泽东和周恩来强调的重点，显然有很大的差异。周恩来在国务院讲话（2月8日）的近一周后，从2月14日起，毛泽东在34个部委相继汇报工作时，不时有些插话，仍然要求加快发展速度，例如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在谈到这个速度时，还提出了“一空二白”即后来说的“一穷二白”。他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这些不切实际的论点，一经传达，不能不起到鼓励冒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