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北京市召开公审大会,对七名大贪污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原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因非法所得旧币23亿元被判死刑,原中央公安部行政处科长宋德贵因贪污6.4亿元也被判处死刑,另有三人被判有期徒刑,其余二人免于刑事处分。
中央带头处理了一批人,其中一些人如宋德贵,毛泽东、周恩来都熟悉,也算是老革命,有过战功,杀了他们,对领袖们来说真有点“挥泪斩马谡”的味道,但又不得不如此。
中南海内的人们也不能不有所震动。
江青从延安时期就不喜欢参加整风运动。在“三查”“三整”运动中,她还跟毛泽东发生一次大争吵,从那以后,凡是运动,她能躲就躲,很少参加。这次“三反”“五反”运动起来,她又躲出去一段时间,不参加组织活动。机要秘书徐业夫很纳闷,就问李银桥:“为什么运动一来,江青就走?”李银桥顺口说了一句:“躲风呗。”不知这话怎么传进了江青的耳朵。她就趁打牌的机会,把恼火发泄到李银桥身上。群众运动一起来,总会有过火的行为。尤其毛泽东发出有关限期和指标的指示后,就有些“草木皆兵”了,连周恩来身边一些工作人员也惹起嫌疑。
有人怀疑到总理的厨师桂怀云头上,说他家高级瓷器不少,又精致又漂亮,一个厨师哪来的那么多精瓷,肯定不干净,便把目标集中到桂师傅身上。众人议论纷纷,被周恩来听到了,他对大家说:“解放前一个名厨师家里有点高级瓷器算得了什么?你们太不了解情况了。”这样,对桂师傅的猜忌才被制止。
还有一个“受到保护”的是何谦。
何谦是走过草地的红小鬼。从延安跟随周恩来到重庆办事处,当周恩来的警卫。解放后,任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周恩来访问苏联时,何谦随代表团到了莫斯科。何谦长得英俊,在苏联,毛泽东戏称他是“拿破仑”。中央给驻苏大使馆捎去一笔巨款。钱装在一个大箱子里,一天,周恩来把他叫去,嘱咐他:“何谦,你把这笔款子送到苏联大使馆。”按照周恩来的叮嘱,何谦把箱子交给了大使馆专门负责接收的同志。款子送到,何谦心里也就放松,没把它放在心上。没想到,过了挺长时间,外交部向总理反映,说何谦送的那笔款子,他们没有收到。这下“拿破仑到了滑铁卢”,急得何谦嘴上起泡:这么大一笔款子,说没收到,不是等于说我私吞了?那几天,何谦吃不香睡不安,一闭上眼,就是装钱的那个大箱子在眼前晃,明明交给了大使馆……
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他让何谦在他面前坐下,静静心,说道:“何谦,你不要着急,好好回忆回忆,你交给谁,在什么地方,怎么交的……”
正在搔耳挠腮的何谦,被周恩来的一句话提醒,眼前似亮起一盏灯,当时送钱的情景重又浮现。他回到屋里,静下心来,一步一步地回忆,把来龙去脉写个清清楚楚。根据何谦的回忆,外交部查清了款子的下落,何谦得以解脱。这事要放在“三反”中,何谦岂不成了“大大老虎”?所以,直到今天,何谦说起这件事,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叹:“总理真是很会做工作,既不打保票,何谦决不会干这样的事,也不暗忖,何谦说不定干了这事。总理对此心中没有疙瘩,而是设身处地地替我们着想……”
不过,有些事情周恩来心里也有些着急,有些地方的三反运动已经影响到正常经济生活。
1952年2月14日,天津市委就三反期间维持正常经济生活问题,曾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在不影响三反运动的条件下,公营部门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和干部照顾业务;请中央各经济部门继续拨给加工订货任务;给资本家中问题轻微的都作结论,使他们好做买卖;市政建设中该办的事要照常进行。2月15日,毛泽东复电天津市委并转各中央局,指示各地在开展三反和五反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鼓励守法的工商户照常营业,对半违法半守法的工商户应分批作出结论,安定他们,以孤立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资本家。
据周恩来与陈云、薄一波交谈,发现许多地方的业务停顿现象仍很严重,毛泽东有关指示还有值得补充的地方,周恩来于当天又给毛泽东写了信,说明自己的意见:主席:
今日政务会议散后,我与陈云、一波两同志谈到“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我们认为照中央级“三反”斗争的目前情况看来,每个机关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留下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继续“打虎”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这里所指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是每个机关的各级领导同志,并非指一般科员和勤杂人员而言,但各部门业务如果没有各级领导同志来管是无法进行的。
回后,读了主席复黄敬(天津市委书记、市长)的电报,觉得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主席所指示的办法是主要的一面;同时,机关业务的恢复,也是必须解决的另一面。没有这一面,黄敬所提有关经济工作的四点意见,便有三点因与此相关而得不到解决。这正足以证明国家经济的领导作用。顷又与彭真同志通电话,他认为目前各机关抽出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是可能的,到二十五日以后便可抽出二分之一的人来。我想,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这样做,在全国至迟三月一号也可以这样做了。我们这种想法,如主席同意,请予批示,以便先在中央及京津开始执行。
周恩来 二月十五日
而毛泽东则希望中国的革命化进程快些,再快些。在“三反”、“五反”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又提出许多有益的设想。比如,他在1952年6月的一封信中说:周总理:(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毛泽东 六月十四日
毛泽东严格要求后代,以艰苦奋斗为本的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在与其女儿李讷的多次交谈中,我发现她讲起父亲,最深刻的印象也是这一点:“父亲没给我们留下什么钱,也没有留下什么‘官’;他只给我们留了四个字:艰苦奋斗。小的时候我们也不理解,但是大了,到了现在,才渐渐懂了他的意思:钱再多,会有花光的时候,官做得再大,也有到头的时候,只有艰苦奋斗这四个字一辈子也用不完。这也才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对我们那样严格,其实他是爱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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