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和公私合营进行得比较顺利。“五反”历时半年，到1952年6月基本结束。
　　 然而令一党主席和一国总理真正担心的，并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商人，而是来自内部的威胁，即所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共产党的力量在于团结、纯洁，就像热核聚变放出极大的能量；分裂、腐朽，则无异于原子核的裂变；按物理学的解释：裂变一般须由中子轰击，例如铀的原子核受中子轰击分裂成溴和镧……有的元素也可自行裂变……
　　 人们不禁联想：轰击共产党人的是什么？受轰击裂变出来的莫不是“臭”和“烂”？
　　 正像毛泽东曾经预料的，有些人没有被钢铁炮弹打倒，却被“糖衣炮弹”击中。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这种新的情况下，部分党员沾染上了官僚主义的流毒，他们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饱食终日，言不及义；有的虽然辛辛苦苦，但在进城以后丢掉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逐渐失去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同样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更有少数党员在人民群众的一片赞扬声中，在资产阶级施放“五毒”的袭击下，丧失了政治警惕性，甚而有的竟蜕化变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人民的罪人。
　　 中南海是警惕的。
　　 那段时间，毛泽东也是满脑子这方面的问题。就连散步的时候，他会突然冒出一句，问李银桥：“你有贪污没有？”
　　 李银桥一愣，主席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急忙回答：“没有。”毛泽东还不满足：“你现在不贪污，你以后贪污不贪污？”
　　 为了让毛泽东放心，李银桥提高了嗓门：“不贪污。”
　　 毛泽东还是不满意：“我在的时候你不贪污，我不在了你贪污不贪污？”
　　 李银桥大声说：“我永远不贪污！”
　　 这下毛泽东高兴了：“这就好。我们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搞贪污，要经得起考验！”似乎毛泽东一定要问出个究竟，话头一转，又问开了：“你不贪污，你有浪费没有？”
　　 李银桥真想笑，不知主席为何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但还是极认真地摇了摇头。
　　 “不贪污，也不能浪费。勤俭节约是共产党人的美德。做不到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我一定努力做到。”
　　 “要节约。比如洗衣服，袖口领口多擦些肥皂，这些地方容易脏。其他地方揉揉搓搓，一捋就行。这样可以节省肥皂。”李银桥仔细听着，回想着自己有无过错。他忽然觉得毛主席又高又大，可心却极细，什么事都难逃开他的眼睛。
　　 北京的11月，常起风沙，气温骤降，室内也是干冷干冷的。
　　 周恩来来到陈云的办公室，一瞧，没人。哪儿去了？周恩来朝陈云的卧室走去。推开房门，只见陈云背上围着一床被子，腿上盖着一床被子，膝盖上搁着块木板，正坐在床上专心致志地看文件。周恩来很感动。他知道陈云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怕冷。可是离生火取暖还差几天，天气不饶人，房里没火真够呛。他对陈云说：“陈云同志啊，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我批准了，你生火吧！”
　　 陈云见总理进来，急忙掀了被子，下床来，笑笑，说道：“不行。”
　　 周恩来又劝：“你身体不好，不要冻坏了，冻坏了更不合算。”
　　 陈云还是不依：“我不能破了自己立的规矩。”当时，陈云负责经济计划的制订，为了节约用煤，规定每年11月15日前不能生火。陈云一直守着这个规矩。
　　 “陈云同志，你可真是好当家，铁算盘。我们党的同志要都像你这样遵纪守法，什么乱子也不会出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嘛。”周恩来很是感慨。“主席在会上多次提出要反对贪污浪费，很有道理。这是我们建设祖国的基础。”
　　 北京开始生火取暖的第五天，毛泽东根据东北地区的经验，首次提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十天之后，毛泽东再次提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
　　 1951年12月1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号召党内外广大群众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7日政务院举行第11次政务会议，周恩来作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精简节约、增加生产、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重要发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8日党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
　　 可以说党于1951年12月开始的“三反”运动和1952年1月发动的“五反”运动，是前后交错，同时在两个战场上展开并使两者互相配合、互相推动，给予当时的资产阶级的进攻以一次沉重打击，同时也是改造国家机关、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
　　 1951年12月13日凌晨，毛泽东在一夜的批阅和思考后，在给各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写下：“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中央方面委托薄一波同志负总责，北京市由彭真同志负责，现已全体动起来了。”
　　 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薄一波的汇报，甚至坐镇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导工作。毛泽东要求每三至五天，薄一波要与各大区负责人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
　　 毛泽东确立的“三反”方针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
　　 进入1952年1月，毛泽东对“三反”的内容更加具体，进程更加急迫。要求各级党委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习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
　　 中直总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打“老虎”阶段。所谓“老虎”，即指贪污犯。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1亿元以下，1千万元以上的叫“狼”（当时是这样说的），当时的1万元即后来的1元。
　　 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上作了报告，9日又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大会上讲话，对“三反”运动的方针、政策、步骤等问题作了明确指示，号召全国人民和国家工作人员，从自己的社会生活和工作岗位上，迅速地、彻底地、无保留地开展一个“三反”运动，反对资产阶级的侵蚀，来洗净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