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多篇文章的综合，是写给我们党的。也供大家参考.
历史是在曲折中运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当自觉把握曲折规律，走在社会运动的前头，引导它。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出现后的一个较长时间里，是靠社会主义政治的强力灌输、推动——在爬高坡中前进的，后退（受下滑的惯性力作用）的可能性还很大很大的。此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长期淡忘，疏离，而只突出物质利益的作用，就极有可能助纣为虐——让旧社会的意识形态（本来就相对强大）卷土重来。
列宁甚至说：当我们对明显强大于我们的旧势力斗争时，中庸者显其高雅的姿态而不屑于“介入斗争”，而使我们“落单”，这些中庸者其实不是中立的,也不是中庸的,这些人是在帮助旧势力。
这方面，毛泽东是极清醒的。他在世时，一直念念不忘地教导、领导人们从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统帅的路上走来。我们党的今天，以应进一步总结以往了。以下，即是本网民这几年来写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
出于对人类社会的最终解放运动,尤其是中国社会发展辨证法的科学把握;以及政治、思想对军事、业务和经济的反作用的正确理解。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活动中，形成了一整套以政治为先导、进步的思想精神为推动力的工作战略。不可否认，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毛泽东始终是把政治、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第一个重要战略来考虑的。在毛泽东自己的认识里，他一生中的成功、成就源于此；而所遇到的曲折──主要是建国后──不少亦同此相连；与一些战友的某些争论──有时他甚至感到同这些战友们无“共同语言”，也同此相关。
一、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领先战略的形成、发展
把思想政治领先称之为毛泽东的工作战略，既不出自毛泽东本人之口，也未见之于当今名流大家之笔下。然而，它实际是一种战略。因为毛泽东从来都认为，思想政治领先对无产阶级政党在落后基地上推动人民走上主人地位，获得全面解放，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的作用。从实践上说，毛泽东把思想政治领先，作为最为突出的方面，贯彻于一生的领导活动中。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顺着毛泽东革命活动的足迹，研究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言论和实践。
──在井岗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那时明确提出用正确的思想去组建党和群众组织，以及瓦解敌军。他说：“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 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投机分子的操纵。”(2)“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3)在组织措施上,毛泽东在“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 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4)。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他说：通过教育，提高红军士兵阶级觉悟，使革命军队明确正确的政治目标，从而使红军在艰难困苦中而无怨言，斗争艰险残酷而不溃散。30年代末，毛泽东较系统也总结了政治同军事，政治同党，政治同军队的关系，深刻而具体地揭示进步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军事的统帅作用；正确思想对党和军队建设，对完成党的根本任务的作用。他毫不含糊地强调说：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此外，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初步探索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得更加明确。他认为：“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5) 在政治与军事、经济以及人和物的关系上，他看到了“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物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6) 由于有了一定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毛泽东已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的原则。他说：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在党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下，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正是我们通过积极进步的思想政治灌输,团结了全国的老百姓；我们的抗日军队也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最终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无坚不摧的强大军队。毛泽东自信而又自豪地说：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抗战８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确实具有这样的一往无前的精神，最终打垮了强大的日本侵略者。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作用由此可见。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思想政治的认识、指导更为具体化和深刻化了。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时间、形式和方式，均作过说明。他指出：通过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提高人们觉悟，加强革命军队的团结。在时间、形式上，他要求军队要利用战争空隙，进行大规模整训，清除不良倾向，明确战争目的，激发战斗热情。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性地说明：“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7)
──在建国前后直至60年代，毛泽东针对我党历史任务的转变,党的地位的变化，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他把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到一个更引人注目的高度。
首先，他针对建国后共产党人掌权做官，从事经济建设，物质生活的改善，有一部分共产党人可能出现根本目标失明，根本宗旨和理想淡化，追求个人享受思想的滋长的情况，向全党发出了“警防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的告诫，并三番五次地提醒人们；一而三再而三地要全党和广大干部，不要忘记无产阶级政治，不要放弃人类的理想。号召人们做革命到底、走完万里长征的英雄好汉。并于1951年到1952年初，发动了一场全国化的“三反”“五反”运动。
后来，毛泽东确实发现一些共产党人和群众在经济建设中，放弃了党的理想和宗旨的教育，轻视进步思想精神的生产的情况，严肃地批评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8)并且，还特别强调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他要求：“……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务，党的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9)
当毛泽东逐步发现，进城以来,一些党员干部不联系群众,不民主，搞一言堂；不艰苦奋斗，追求享受；骄傲自满，搞官僚主义，甚至有些人贪污腐化、蜕化变质，他便苦口婆心地警告说：如此下去，放弃政治理想，脱离群众，总有一天要出现“霸王别姬”的悲剧。
──在60年代中后期至1976年，毛泽东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阴影方面，尤其是党和广大干部中的以权谋私、脱离群众、官僚主义、政治方向失明、革命斗志蜕减等阴暗面，看得比以前更严重。他便把思想政治领先战略，运用到了“极限”。在一些人看来，也只有这一段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政治领先才是作为一种战略出现的，──因此犯的错误也最大。在这一段时间里，思想政治领先，无论在理论上，无论在实践上，都以完整而系统的形态出现了。整个社会开展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开展了紧锣密鼓的政治斗争，进行了广泛的认识和涤除中国历史文化沉滓的思想教育。后来，实施这种思想政治领先战略的具体形式发展演变成最为特别的方式，即“文化大革命”。
在这段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领先的基本观点──依据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新情况，有了较大的发展。首先他认为：工厂里头，相当大的一个多数，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些人中有好人，但是他们跟错误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他还认为,少数单位的领导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此，他重申：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所以,他强调性地号召：要加强思想政治路线教育，要学习马列，要坚持马列，坚持社会主义。他要人们懂得：资本主义不是不能高速度，而我们要的社会主义高速度，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在克己利人的思想下，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努力艰苦奋斗，而形成的高速度（这实际上出发于无资两个阶级完全不同的文化、道德基点）。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思想言论还体现这么一个思想，中国的封建社会时间很长，人们的旧习惯势力还比较大，如果不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旧习惯势力有可能造成旧社会得以复辟的恶果。具体地说，当代的人民革命，如果不使革命的领导者和主体力量──广大工人农民──跳出旧文化思想的巢穴，中国共产党就可能成为“第二个李自成”，甚至出现“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10)的历史丑剧。
上边我们已论述,毛泽东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就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谓“李自成”之说，“宋江、方腊”之喻，旨在告诉人们，在人民革命取得某种成功后，在有利可得，有名誉可争时，本来革命的人们如果不最终摆脱历史思想的沉滓，放弃人民革命的政治目标，就可能顺着旧文化的自然斜坡，理直气壮地──甚至是甜甜蜜蜜地──向下滑，又滑向自己的反面，仍会去重建（恢复）自己当年深受其害而决心推翻的社会。这就是毛泽东理解的资本主义复辟。不过，在这些本来的革命党人手里恢复的旧体制的社会里,这些本来的革命党人则成为剥削压迫他人的人了,而不再是以往的受压迫者。
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的农民革命常常如此:不断起义又不断陷入旧周期之中。不是起义胜利后自己做皇帝，成为新的剥削压迫者，而骄奢淫逸，就是利用起义队伍为政治筹码，同统治者讨价还价，到朝廷谋官求职，封妻荫子，又去打别的起义者，又去压迫别的农民，如同宋江。应该说，这种在旧周期中循环的状况，在新的生产力出现之前，是有一定必然性的。而在近、现代以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新生产力出现之后，这种循环就应打破，也就能打破了。
为了对中国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在他认为“马列也被一些人打得粉碎”的历史背景下，还以“反潮流”的无畏气概，不怕自己也被“打得粉碎”，以最大的魄力，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推给这个有古老传统的中国，努力对它实施政治性改造。实际上，他决无奢望，──决不以为自己没有失误。他是尽一个责任：首先把保守、懒散的人们刺激得跳腾起来。
思想政治领先确是毛泽东贯穿一生的重大举措。至于其是非功过，自留后人评说。我这里仅着如实的述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笔政治遗产，当让后人在实践中，在认识选择中持是涤非，扬功改过。
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领先战略的成因及依据
实际表明，毛泽东时刻不忘用进步的思想政治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导向。那么坚志执意，那么明确深刻，那么忠实忘情。可算是古今中外，无人可比。不少研究者现在已开始实事求是地分析毛泽东这一战略举措的形成原因。固然其认识观点，差异很大，但从互促互补的角度讲，这些认识都是有作用的。
这里，我们试从以下三点进行论述。
第一， 马列主义关于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理论，为毛泽东思想政治领先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时经常强调：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毛泽东个人的成长，成熟过程来说,是马列主义引导他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 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并在他完成这一系列转变之后，在后来全部革命实践中，他又都自觉地接受马列主义指导。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毛泽东完成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之后，在他深刻的哲学世界观上，就始终把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政治与经济、利益和信念等一系列关系，辩证看待了。他既承认物质、经济基础、社会存在等对精神、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等的决定作用，又承认后者的反作用。在这方面，他不但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自觉地运用这些辩证关系,还有专门的研究，并有一系列的论述。在1937年,他在著名的《矛盾论》中就说：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11)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观点，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观点完全一致。恩格斯在1890年8月说过：“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12)后来不久，恩格斯在一封信中，针对一些青年人只重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认为这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恩格斯不无自我批评地写道：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斯大林根据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和自身长期的革命实践，进一步论述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他认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产生的,但这不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只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漠不关心的。相反地, 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在具体的精神力量、观念、意识和意志作用方面，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提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3)
在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结合了古今中外革命的历史,他清楚地看到了：落后的民族,被压迫剥削的赤手空拳的工人、农民，无法凭借──也没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技术手段、丰厚的物质利益等，去战胜自己的敌人。革命和新型阶级革命振兴的规律是，在菲薄的物质条件下，在艰难困苦中，在仅有劣器陋具的情况下，革命政党和亿万群众只能依靠先进的，有着巨大生命力的文化思想，涤除落后思想，焕发人民的精神力量，团结起来，一往无前，万难不屈，不顾惜个人的利益以至生命，从而战胜敌人，夺取政权，从一穷二白的基地上建设新的富裕的国家。
这就是说，马列主义使毛泽东懂得进步思想政治的特殊作用。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始终认为，一切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及其最终目标的达到，不能不依靠先进文化思想和政治的推动，──尽管这一革命的最终成果通常以经济、财富、生产力来衡量。列宁说得好：由经济有首要基础作用的观点，决不可得出在革命中只有经济起决定作用的结论，因为经济有时必须以政治去开辟道路。
第二， 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重视人的正确思想的能动性作用的一系列优秀思想，以及对中国社会曾发生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的深刻认识，是毛泽东形成思想政治领先战略的根据。
谁也不应否认，在中国流长源远的文化长河中，确有其精邃独到、辉煌灿烂之处，尤其是儒家的“积极入世”观，以社会群体为本位的伦理道德观，以及由以上两点，自然阐发开来的重视人的自觉性、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至善精神的自修自省自悟，对自身、社会有巨大作用的观点，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可以说，这种提倡和强调好的、善的、公的……思想，对自身的改造，进而达于“去私心，行公义”；达于老子的“无不为”之境；达于大圣大贤之境，等等，其主体方面是积极的，是人类理性的顺向发展。这一理性境界的达于者，就必然能无往而不胜。因此，居于庙堂，必泽惠四海；处于江湖，则忠民利国，造福于世，是中国历史上决大多数仁人善士的追求。比如孔子讲“克己”“仁义”，要人们关键时刻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孟子要人们加强自我修养，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14) 从而在困境中有意识地经受磨炼,使信念至诚，意志至坚，决心至强，就能担大任，成就大事。后来一些儒家思想家，大都抱定重修养、重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观点，教诲人们凭借高尚的道德境界、善良的思想、优秀的人格情操,激发出“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精神力量去成就事业。尽管这些历史思想中，有过分看重和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唯心主义倾向，但崇“公”，认为进步优秀思想对人们从事各种实业、治理国家，有巨大推动作用的观点，是正确的，科学的。
正因为如此，这些思想观点实际上哺育和鼓舞了我国历史上一代一代的革命者，──就是那些对儒学采取一概否定态度的“起义造反”者，也无一例外的受过这种思想观点的激励。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就已接受传统文化中这些精华的哺育, 立志救国救民，并终身贯彻。早年，他把中国的落后原因归结为“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15)解决的方法，自然也在拯救国人的思想。他说：“要得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16)在个人改造上，他首先认为，人要立志，要有远大目标，崇高的理想；他相信，经过学习和艰苦磨炼改造后的有坚强意志的人，必然能抑制和克服个人情欲之横姿和利己杂念之陋态。
这一切说明，毛泽东确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批判地接受了其中重视人的思想、人的自觉能动性的部分。受此影响，他后来的革命生涯中，十分强调思想精神的作用，总把各项工作的开发点放在首先改造端正人的思想，纯洁人的思想，统一人的思想上，这是十分自然的事。人们聆听毛泽东的讲话，阅读他的著作，都会感受到，号召人们斗私，利人，奉公，出以公心，立党为公，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一类语言和思想，出现的频率是十分高的。在此基础上，他最喜用心无私，精神顽强、战胜一切困难的思想。如他要人们保持革命战争时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拼命精神；要人们‘斗私'，做到大公无私；要人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他永远年轻的头脑里，常常流溢出这样一种豪情: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他也常以希腊哲人的口吻，不断诱诲人们懂得：精神、意志、信仰、气概和决心，尤其是生长勃发在民族长远目标和崇高理想下的精神意志，是十分宝贵的。
人们大都承认，这种熔古今重视人的观念意志作用为一炉的思想,确实是毛泽东本人思想中重要成分。事实上，除毛泽东外,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中的很多人都曾接受过这些传统文化中优秀思想的初哺。所以，从观念性存在的角度说，毛泽东的思想政治领先的战略，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批判性继承。
问题的有趣，还不在于说明毛泽东思想政治领先战略受传统文化中优秀思想的影响，而在于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消极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又从反面启发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思想政治领先的重要性的认识。
在这一方面，限于我们对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资料掌握的不全面，我们现在还难以从毛泽东本人的言论观点中，直接找到这方面东西。但是,从逻辑上分析，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产生, 包括他的思想政治领先战略，不可能离开对传统文化的另一面的把握，即对国情的阴暗面的把握。
人们大多会承认：象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存在矛盾一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也存有精华和糟粕两个方面。近年来的文化研究者，不少人都认为，这个糟粕，从思想反作用上说，亦是造成中国社会千年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面，我们得把话题引到消极面产生的原因、过程上来。
在本网民关于“人是不是应该自私自利”的的诸多文章中，通常具体分析到：
我们民族较世界其他民族而更早的看到了“公”的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代中国地域的相对封闭，炎黄子孙在相对封闭稳定的地理环境下生产、生活，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人们在生存争斗中，不可能象地域相对开放的欧美居民那样发生高频率的分散聚合，迁转活动，故而较早地看到个人对群体、集体和社会的依赖性，也较早地从社会总视角下，找到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所以，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和优秀思想家，在社会思想发展中，一下子抓住了个人与社会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本质，而倡公去私。这一思想的巨大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也因此，它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部分，难怪有人称中国文化是伦理文化，中国传统经济也是道德经济。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公”及以“公”为核心的全部精神文化，最终要求的物质条件是生产的社会化和产品的丰富，而这一物质条件在封建时代又不可能具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要出丑，即使是早熟的正确思想也是这样。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公的思想确实存在而被人追求，但它是只能作为纯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悬浮在思想的太空。这样，它又不可能不发生形变。历史就是这样，越是被人崇奉的东西，──只要它缺乏坚实的基础,越容易被人曲解。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 “公”的思想,便在实际的社会矛盾中发生扭曲，或被人架空, 或被实用主义地发挥。在官方，它成为统治招牌，在民间则演化成为各种的保守中庸思想,各种各样的做巧投机的处世哲学, 各种各样的近视狭隘嫉妒心理等。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陷形成了，不必讳言，由此，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系统地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人们都会看到，历史之手在中国唐宋时期造就了一个举世无双的封建大帝国后，便渐渐地无所作为了。在此后止19世纪初的千余年中，中国人尽管还是勤劳的，一代一代人仍在辛勤耕耘；中国的环境条件虽然依旧是好的，有温湿宜人的亚热带气候，有富庶的长江黄河哺养；社会经济基础条件是优越的，经济强盛，科技发展，西方一些科学家们甚至认为封建时代的科技中心在中国，因为有举世公认的四大发明；中国人尽管对国家的进一步强盛、经济腾飞梦寐以求，没有一个朝代不为发展生产倾注巨大力量；中国人在十分难堪的停滞之后尽管也曾一次又一次起义造反,几乎每一代帝王都曾受过农民起义的冲击,农民起义也不是没有取得过胜利……，可是，江山改号，本质依旧，一直无长足进展。原因是什么？不能简单地仅从经济中寻找落后的原因，这就是结论。从20世纪初开始，当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不少进步的人们才逐步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面，是造成千年停滞的主要原因。当人们去接触中国本世纪初后的历史，去了解当时西方文化──后来是马列主义──对中国的冲击，去研究1919年“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会明确而具体地看到：中国人在近千年的历史中，缺乏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和认识，──甚至没有研究勇气；缺乏在认识根本的长远利益基础上，对进步思想政治的运用；缺乏坚执、坚韧的几代人持续奋斗牺牲的精神。
毛泽东，这个来自湖南乡村的教书老师，他以那个特殊的时代和环境特别铸就的伟大拖负和高度热情，极其认真严肃地研究了这个国家，使他对国情的了解，胜过农民了解自己的土地。他不能不看到传统文化消极面所造成的民族的惰性、迂腐性、保守性和奴性，正是这些消极面，使不少中国人一方面失去真正的去私奉公，舍己忘我的斗争、牺牲精神，失去坚定的原则性，失去对长远目标把握的眼光；另一面思想方法上因循守旧，简单片面和形而上学较为严重。这两方面的旧因素，以文化观念的巨大力量，不是在社会的活动家中造就宋江，就是造就李自成；而这种力量在群众中的作用是，人们一方面积极希望得到解放和地位的提高，然而由于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的影响，使他们目光相对浅近，目标不清,且缺乏百折不挠, 永无追悔的奋斗决心。往往在获得一点实惠、一点解放之后，就容易满足止步，开始固守自己的利益，从而重新落入旧文化的圈套，导致旧制度的复归、旧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抬头。明确地说，在中国的近代每次革命激动之后，每次局部成功之后，往往在眼前局部利益面前，总有人不思前进；或在继续前进遇到新的巨大困难面前，因受旧文化中浅俗思想影响而心灰意冷，力图抓住既得利益而得过且过。这时，尽管有些高瞻远瞩的革命者呼吁告警：不要停顿，停顿就会倒退，就会导致旧制度的复归，但由于旧习惯势力的强大，人们一方面总是不理会这种告警，以为这是危言耸听；另一方面总是幼稚地形而上学地理解和想像旧制度复归、旧人物抬头的情形，以为那必然是充满恐怖的，亿万人民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势下受一种明火执杖的邪恶力量的威逼倒退,且有千百万人头落地……等,以为这才叫旧制度复归。其实,所谓旧事物、旧制度、旧派人物的回归,是在亿万人进军上坡的岔道上,人们的惰性和自利性,对上气不接下气的革命攀登的疲倦懊丧性反应，从而不自觉地“修正”前进方向,从而走上──开始显得平坦、继而才逐步下滑的──回归道路上去的；而一旦回复之势形成，不久就形成一种势不可挡的涌浪，就会直奔历史的旧制度中去。所谓千百万人头落地，是这时候的事。但大多数人头又不是反动派用钢刀斩杀的，却是旧制度造成的慢性毒杀所致。
毛泽东谈过李自成，他当然不会不了解洪秀全，更不会不了解近代一些先是革新后又保皇的半截子革命党。他不可能不在这些历史中找到应有的答案。
对历史文化潮流的认识，对真正国情的把握，一个是中国人总体上崇尚“公”理，重仁重德，重视人的纯洁观念和进步思想的能动作用，另一个是历史文化传统中的消极方面，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阻碍，使毛泽东认识到进步的思想、政治的重要作用,从而使他形成坚定的战略决心：在哀鸿遍野的大黑暗里,给灾难深重的民族中的相当一部分民众添进他们缺少的东西：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和政治。
有的人已经注意到毛泽东在1921年这样的一句话: “……不要政治，政治就偏要来管你们……。”(17)
第三，毛泽东的个人生活、成长和斗争经历，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思想能动性的一次次充分发挥和取得的成就、胜利，强化了这一战略思想。
毛泽东逝世以后，随着介绍毛泽东各方面情况的书籍的增多，人们越来越注意到毛泽东特殊的个人经历对其思想产生的影响。显然，从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上说，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只是不能孤立地看待毛泽东的个人经历,而应把他的个人经历, 置放在中国革命和世界潮流的大背景下，并切实把握其中的多方面的联系。
人所共知，毛泽东出生在殷实的富裕农民的家庭里，而专制、粗暴的家长对他的管制和压迫，恰好使毛泽东本人同当时全社会受苦受难的工人农民的命运有相似之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20世纪的中国，中国社会的各方面矛盾均已十分尖锐化了，确似处处堆放着干柴，一有火种，即会燃烧为漫天大火。在社会矛盾和反抗的氛围里，毛泽东以其强烈的精神意志，展开了格外有力的反抗，也实际取得成功和胜利。压迫造成了反抗的精神意志，而反抗的成功，又进一步增强了毛泽东对精神意志作用的认识。难怪年轻时的毛泽东即发出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人生宣言。今天的不少传记作品，生动地记载了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开始在家庭中反抗家长压迫，尔后在家族中反抗族长封建专制的一系列斗争，以及实际取得的胜利。胜利后的毛泽东和多少年后回忆这种胜利的毛泽东多次豪迈地说：水出潼关有华山阻抗而增其奔猛。他看到了精神、意志的力量。可以说，第一个培育磨炼毛泽东精神意志，并认识人的精神意志作用的摇篮和“功床”，就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他的家庭和当时的毛氏家族。
培养毛泽东认识精神意志作用的第二个学校是自然和他自我设计的复杂环境。“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毛泽东步出韶山后的座右铭。在整个求学年代，他实如孟子所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在狂风暴雨中攀登高山，在寒冷天气里游泳，在闹市里读书沉思，在人为的饥饿中坚持跋涉……，这些近似自我折腾的活动，使毛泽东大大领略了精神意志的作用，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固然不是禽兽，但人虽视不如鹰，跑不如鹿，力不如牛，人靠的是大脑思想，精神和意志，才使人成为万物之灵长。尤其是后来他逐步接触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时,便开始直接倡导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革命精神。他极赋鼓动性地向人们宣传：“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18)“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9)儿时的毛泽东，已成了相信进步的思想、精神、相信文明而坚定的意志可以战胜一切的革命改造论者。
决定性地使毛泽东形成并坚定运用思想政治领先战略的因素，是1921年后，他的艰难多曲、不屈不挠、惊妙连篇的革命实践。毛泽东的特别的敢于斗争的个性，实际上是同他重视思想意志作用完全一致的东西。他蔑视强敌，藐视黑暗，无惧一切拦路虎，遇高险必攀，逢艰难必上；在他强烈坚定的个人意志下，总是那么欢欣于斗争，甚至可以说欢欣于有困难，欢欣于对手、敌人出现。他发自心底地说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李银桥的回忆录，给我们说明这一问题提供了极有力的佐证。1954年4月，毛泽东在北戴河游大海，因风大潮涌，他被大浪三番五次打个嘴啃泥，此时，身边的人员都吓坏了，本想劝他回去，然而他却漫不经心，但又显得认真地说：“还是个对手呢！”听到这句话，身边的人员都傻了眼,无不放弃劝他回去的念头,而跟他游下去。因为他们深知毛泽东,一旦将对方确定为对手,那就非征服不可了。果然，毛泽东从容镇定，再次向大海深处游去，直到自己自由驾驭大浪为止。这种行动，十分典型的说明毛泽东在掌握事物规律后坚信人们思想意志力的作用的观点。可以想知，这种事如在于别人，可能是徒有奇想而不敢干；或毛泽东本人的行动因别人强行中止而终无战胜海浪的实践，只留下征服大海狂潮的空头誓言，那么，今天的人们也许会以此作为批评毛泽东夸大主观能动作用的另一个例证。然而，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斗士,他胜利了。他确是十分强调思想、精神、意志的作用, 不过他们强调是有其科学根据的。
在毛泽东完全确立马列主义世界观后，他即由一般的革命改造论者，成熟地发展为坚定使用思想政治领先战略，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伟大战略家。就是说，他不但个人实践着精神、意志的能动作用，并推及到整个社会。同他的社会主义追求同根通脉，在理论上，也系统阐发了一整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理论，提出了一整套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他个人风格的宣扬进步思想、文明精神意志作风的锦言精句，如“要当拼命三郎”“要有革命英雄主义”，要“立党为公”“风物长宜放眼量”“不可沽名学霸王”“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等。
实践表明，在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受阻时，他都更为坚定地提倡进步的思想，运用无产阶级的政治对社会实施改造。这时，他的基本目的十分明确，要努力更新我们民族思想中存在贱庸、懦下、近视、奴顺、苟安、保守、迷信的一面，力图以此切断人们在获得“一碗绿豆汤后,出卖长子权”,不思明天，不思别人，又不自觉地回到昨天的通道，改变中国近千年来循环运动的恶性周期。
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尤其是晚年，他十分坚执地认为，中国需要开展生产, 需要发展经济（当他手里拿着农民吃的黑窝头时,他深情地念叨着：要想个办法呀！），需要有变弱为强的愿望（实际上，这一点也不缺乏），但更需要有长远眼光，更需要时代已造育的高尚精神和顽强的革命意志，更需要有科学的政治导向。在建国以后，在他自己认为：我们党推动生产，推动改造，推动整风，推动社教……，又每每都离开初衷，发生变形、扭曲、变味时，他总进一步认为中国人思想精神上的遗产太多，历史包袱过于沉重。于是更加坚定了他发动社会进行先进思想政治改造的决心。因为──重复地说：一是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优越的物质条件，但发展缓慢，反而落后于他人；二是建国后的实践，说明旧文化思想又在阻凝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在他看来, 今天如仍循着“埋头发展生产”这条路走下去,就不一定奏效。甚至会回到昨天去。
所以，毛泽东必须树起来的新旗帜，新口号必然是：思想精神的陈旧东西必须仍用新的思想精神去摧毁。
三、评价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领先的科学态度的方法
科学地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政治领先战略，及其得失，这也是一个需一定时间才能完成的问题。原因不仅在于“当朝人不修当朝史”的顾忌，而主要在于这些重大的问题的因果得失，不经过历史几次反复漂洗,是不会十分清楚的。当然,这一观点不会妨碍当时和当今的人们对这一战略作出自己认识和评价的努力。因为真理性的认识从来不是一次完成的；也不是因为有了一下子便可正确认识的保证后，才去认识的。相反，人们的认识是在认识过程中逐步达于正确和完善的。
也许人们已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的思想政治领先战略的理论和实践，在两类人的心目中是被认为“是十分不幸的悲剧。”并且这两类人的认识之间又存在矛盾。一类是一些纯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以自己研究设计的“四平八稳、井然有序和万无一失”的理论，去衡量毛泽东的这一战略，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战略缺乏理论的彻底性，经验主义成分太重，在实施过程中，容易掺杂着各种非理性的强制、专断和独裁。这一类人的根据是毛泽东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不少人受到不应有的伤害，甚至毛泽东的不少战友也难幸免的事实。
而在极少数职业政治家看来，毛泽东的思想政治领先战略，其目标实际是“乌托邦”，理论上过于教条和理想化，是左倾的根源。这一类观点的根据是——这些人认为的——建国以后，特别是60年代中后期，社会生产发展不快，有时甚至使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在本段的一开头我们就从侧面说明，我们不打算就毛泽东这一战略得失作直接的评价，而是谈谈评价这一战略问题应有态度和正确方法。
第一， 避免用简单化的观点看问题。历史是复杂的，它常常和人们开玩笑，有时近似“恶作剧”。它有时把蜜饯涂上黄连的苦涩药衣，冷冰冰地陈列在历史货柜上,却把真正的苦果, 藏在逗人食欲的──由鲜明色素点缀的──粉团面包之中。正因为如此,战略家才在这里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写作”体裁,引领人们循着认识的曲线，先走进历史迷阵，主动地以适当的不可避免的牺牲，换取最终的──走出迷阵的突破，获得全线的胜利。
历史表明，每个民族在自己的发展中，都毫无例外地被历史玩笑捉弄过，譬如19世纪法国政治小丑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成功；本世纪70年代，代表真正工人农民利益的智利阿连德政府被由工人农民支持的军队推翻；以及今天俄罗斯的叶利钦，仅是抓住共产党以往的腐败现象和社会主义的暂时困难，许诺给广大群众“一大堆财富和民主”，就赢得了部分群众的支持，并于1992年，轻而易举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颠覆下去……。不过，在达于较高文化境界的民族里,在被历史捉弄之后,能较快的形成理性共识，奋力摆脱这一捉弄，走出迷阵，步入坦途。而文化思想相对落后的民族，这种被历史捉弄的情形是十分难堪的。人们相对严重的近视和卑俗，弄不清，也不愿看清历史的来龙去脉；人们相对普遍的健忘和容易满足，有了今天，就忘了昨天，很多人甚至根本不愿回忆昨天；人们的政治神经相对普遍的衰弱，明明知道突破今、明天,或后天的困难,顶住暂时挫折，顺利的局面就可以开辟，但怎么也忍受不住眼前的困难，不愿意迎难而上。甚至遇有一点挫折、一点失败，马上就怀疑起昨天才建立起来的信心，唉声叹气、怨天怨地，呼爹叫娘地跑回昨天去。相反，在后退的运动中，──这是必然会遇到更离奇的荒唐的，然而人们对那些明显的荒唐（因为自己不听昨天的惠言劝告所致）,反而能忍气吞声地认接下来,虽有时不情愿，也无可奈何地走下去。在这样文化思想相对的落后民族里，蜜饯常因外表苦涩而被抛弃，真正的苦果却一再盛在碗里被人们痛苦地吞噎下去。不必掩丑护短，这种历史教训，我们已经历达多次。今天，我们应该也有希望避免它。
对毛泽东思想政治领先战略的认识，人们是否可以借助这一点,──从以上道理中受到启发。不以眼前成败为结论,不以一时一事之是非定是非。我们要跳出简单的“欧几里德平面”, 从社会的多维空间，从历史的全过程中，完善我们对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的认识
第二， 要辩证地看待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的得与失。一般地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展现为两个方面，即毛泽东通俗比喻的“一分为二”，好与坏、善与恶、得与失并存共举。并且在事物运动的曲线上，在一定条件下，好可能转化为坏，坏亦可能转化为好。这就是说，即使是最为完善正确的路线。在执行过程中，也必然有消极面出现。这种消极面，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执行某一路线开始时，主客观，理论和实践，结合过程中一时不适应、不完全一致而出现差错。二是作为正确路线的运用结果，那怕成绩特别伟大，也存在某种不足。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战略家，他的思想政治领先战略，当然是建立在对事物发展的辩证曲线的认识基础上（起码他自己认为是这样）。特别是毛泽东的晚年，他自认为明显看到了我们民族深重的历史陈孽，并看到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只通过发展经济的自然手段，无补于事。他甚至认为一般的正面的政治思想教育也无法解决问题。于是加大实施思想政治领先战略的力度，开展了中外皆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纵观毛泽东实施思想政治领先战略的全过程，基本形式和手段有三种，一是确立日常工作中的无产阶级思想和政治的指导作用，使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自然贯穿于一切工作之中。二是必要的相对独立的(局部的影响实务性工作)政治学习，诸如学习会、讨论会，政治报告会，政治学习班，使人们定期较为系统地接受马列主义、党的一系列政治理论，政策观点。三是对经济实务有一定冲击的政治运动，开会整顿思想、组织，批评、批判错误观点，揭发坏人坏事等。50年代初的三反五反，1957年的整风反右，6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均属第三种形式，而文化大革命则又是第三种形式中最具典型性的一种。老实说，现在一些人对运用第三种教育形式，之所以用一种审慎的态度去对待，决不是他们闭而不见这里的荒误和混乱，而是因为历史运动从来都不是直线, 从来也不曾不出现差错的原因。
现在人们可以了解到，毛泽东在实施思想政治领先战略，并采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先由上而下，又由下而上的全面的大发动形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表现在:他估计到社会的混乱和震荡。考虑个人遭到非议和反对（所以他说还准备自己被打得粉碎），甚至他承认自己也可能在其中犯错误。但他对中外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使他认为：非如此中国社会就无法走出旧的周期。高度的无可匹比的历史责任感, 使他决心不去当一个虚静的听人“山呼万岁”的领袖, 而以惊人的魄力和胆略去捅“乱子”,用强烈的政治灌输方式,用激烈的斗争形式，用酷似暴风骤雨式的运动，一方面在全社会实施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一方面寻觅敌人（毛泽东从来都认为，这是极少数）。再一方面在斗争中驱除中华民族的千年来形成的顽固惰性，并把中华民族的其它弱点在风雨中显露和鼓凸出来；另一方面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净化个人和民族的灵魂。并以利用“个人崇拜”为开端，有系统地毁灭连同“个人崇拜”在内的一切迷信和自卑等。这一点，一些局外人，也都看到了，其中一个是外籍华人韩素音。
人们不难想象，作为开国领袖的代表，毛泽东如果稍微有一点个人歇足之望，他完全可以在政权稳定牢固后，以任何人也不敢挑战的权威，利用建国后的群众感恩戴德的心情，稳扎稳打地推动经济建设，制造一个──通常是封建开国君王也能制造的──相对安定昌盛的岁月，为自己辉煌的一生，添上一个更为灿烂的句号，甚至惊叹号。至于新社会出现的新问题，他完全可以凭借威望和小施计策，留在他身后去暴露，留让后人解决，以不影响自己一生的光辉。甚至用后人的困拙烘托他的历史辉煌。可是，毛泽东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不是封建君王，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教导别人要有彻底革命精神，不能躺在历史功劳簿上，要有无畏的斗争精神，要有不怕犯错误而勇敢探索的精神，要敢于反潮流，他自己当然应首先做到，而把他自己一切荣辱安危置之度外。
而在人民群众方面，毛泽东自己的丰富斗争经验，也使他必然想像得到，在由广大群众参加的思想教育和政治斗争中，会有迷误，会再现当年农民运动中一些人在地主小姐床上打滚式的荒唐，会有脱胎换骨的痛苦，也会有因主客观种种因素所造成的不公正而带来的牺牲，会有一些群众因“打破坛坛罐罐”而出现愁苦和沮丧(这是令人惋惜、怜悯的)。这一切在毛泽东看来，这也是为实现政治战略，为坚持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所迫不得已的。否则，他认为无法帮助中国人甩去旧文化观念的包袱。
毛泽东这种辩证看待得失，把住长远目标，权衡利弊，而取利大者，不为懦弱的善良、平庸的同情挡住前进道路的一贯想法，马克思也曾表露过。
马克思于19世纪50年代，曾以不无矛盾的心情，描述经济和思想上落后国家在社会革命和政治斗争冲击下（不过，当时马克思讲的是资本主义的革命冲击），出现的混乱、惶恐和痛苦。他说：从纯粹的人们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亲眼看到他们的成员在丢失自己的祖传的谋生手段后的痛苦，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马克思不是徒有善心的慈善家，他从来都认为政治革命带来的混乱和痛苦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他接着说道：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旧的生活、生产方式，这些旧的观点，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即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们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我们不应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在表达了这一系列思想之后，马克思仍希望以革命的形式，促成古老社会的崩溃。他明确而坚定地说：“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高唱：
‘即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20)
马克思、毛泽东考虑问题，衡量得失的方法，也完全是可以用来衡量毛泽东的思想政治领先战略的。
事实上，历史已经在悄悄地做评论性结论：在东欧和往日的苏联大踏步地滑向资本主义的今天，基础本来较东欧和苏联差的中国，仍在不倦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顽强抗击着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潮，不正说明毛泽东思想政治领先战略的作用吗！
我们现在的任务应当是：正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及时总结改革开放的新情况，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的问题。由此，推动人们尽快完成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完善人们对政治和经济、物质和精神等辩证关系的把握，从而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更为灿烂的明天。
注：
(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6页
(2)同上,第71页
(3)同上,第66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0页
(5)同上,第500页
(6)同上,第459页
(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8页
(8)毛泽东：1955年在《严重的教训》一文上的按语
(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10)《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第353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4页
(13)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14)孟子:《告子》下
(15)转引自1917年9月22日《张昆弟日记》
(16)《毛泽东的语文艺术》第190页
(17)《湘江评论》创刊号
(18)(19)同上，第4号
(2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68页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