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38年后的1965年，毛泽东重返中国武装革命的摇篮——井冈山。40年后，本书作者沿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之路，采访了近百名接触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领袖人物的亲历者和知情者，以毛泽东二上井冈山为主线，生动讲述了1965年春毛泽东从武汉经湖南到井冈山的数十天的所历、所思、所讲，以及当时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从中探寻毛泽东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文化大革命”深刻而复杂的初衷。
常委扩大会议上不点名批评刘少奇
1965年3月，毛泽东专列沿着京广线风驰电掣般地向南方驶去，在京城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新年镜头。
元月3日，北京。
备受世界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第一号公告，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国家副主席。
同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毛泽东激动地说：
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1月6日，各地省委书记来到北京，讨论修改中央工作会议（1964年12月14~28日）通过的“十七条”（12月31日停发），将其最后定稿为“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和“十七条”最大的不同，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认识，“十七条”表述了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十七条”对前两种提法没有持可否，“二十三条”则明确指出，前面两种提法什么社会什么党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以用，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
元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结束。
元月17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接见了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会议、干部工作会议、公安部队政治工作会议、铁道兵政治工作会议、空军训练工作会议代表和两次击落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有功人员，以及来京参加汇演的解放军战士业余演出团，出席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四届二次会议、中华全国学生第18届代表会议、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中国农业银行全国分行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
老战友信上作批示，赞赏干部搞“三同”
元月29日，农历腊月二十五，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陈正人给薄一波“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一封信，毛泽东对这封信作了重要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老战士，1928年江西遂川县委书记，新中国第一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1964年10月上旬，时任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龄大、身体有伤、蹲点时间较长，安排他住宾馆，他不同意；住招待所，他再次拒绝，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们住在一起。白天以装配车间工段作为劳动基地，一日三餐和工人一道排队吃大食堂，没有丝毫的特殊化。一年过去了，陈正人学会了开拖拉机、操作和修理机床，交上了不少工人朋友，深得工人们的爱戴和拥护。从亲身经历中，陈正人感悟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毛泽东批示时间是1965年元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
毛泽东深深赞同这位老战友的认识，一针见血地批示：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毛泽东强烈要求干部深入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这几年，他感到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做起了老爷……
召集华东地区党政军联席会议
毛泽东的重重忧虑和思绪随着专列的滚滚车轮，驶过河南郑州、许昌、信阳、鸡公山，向湖北省境飞奔而去，又驶向浙江。
毛泽东专列于5月31日下午六点多钟到达杭州。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及省委其他领导迎接毛泽东一行去了汪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全程负责毛泽东在杭州的保卫工作。
汪庄在杭州西湖之畔，是毛泽东多年常驻江南的首选之地。1927年9月，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秋收起义第三团团部也是在西湖边上。一样的称谓，不过一个在江西边界小城铜鼓，一个在浙江名府杭州。
毛泽东下榻汪庄后，工作立即全面展开，他用较多的时间了解取消军衔后各界的反应。意料之中的是大报小报舆论一概称赞，老红军、老八路纷纷撰文拥护。
据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回忆，为了深入了解真实情况，196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有上海、安徽、福建、山东等省市的书记及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参加的会议，过去毛主席召开会议，一般都是地方大员参加，这次特别邀请了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政委肖望东，毛泽东在地方召集党政军领导同志联席会议，在王芳记忆中不多，印象比较深刻。
其实在井冈山时期，每一个重大事情的决定，都是前委领导下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作出的，1928年6月，不同意部队去湘南的永新会议是联席会议；1929年1月初，决定红四军下山红五军守山的柏露会议也是联席会议。杭州这次联席会议又将发出什么重要信号？
杭州的6月，杨柳依依，暖风习习，随处可见江南秀色的飘逸之美。它与井冈山的巍峨刚毅，截然两种自然风光，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依然是一种风采一种情愫。
主动拜访老朋友胡志明
6月13日，毛泽东到谢家花园看望了刚至杭州休养的胡志明。毛泽东这次是车到门前再通报，以免胡志明的谦让拜访。仅隔长沙会见一个月，两位老友就有那么多的话相互倾诉。
两位老人沿着谢家花园九曲石径一边走，一边聊，胡志明感谢中国共产党安排他上黄山疗养，黄山的乱云怪石给了他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则向老友胡志明谈了谈他重上井冈山的某些思考。虽然胡志明比毛泽东仅年长3岁，但毛泽东对他一直很尊重，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有什么重大决定，毛泽东都习惯地听一听胡志明的看法。
这次毛泽东一如既往了解了越南的最新战况，也通报了中国取消军衔制、在国际舞台上可能遇到的问题。中国是世界唯一取消军衔制的国家，是敢于依据中国军队的历史和现状，向传统挑战的国家。显然在这个问题上，胡志明给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毛泽东离开后，胡志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很伟大，做中国人真幸福。”
6月15日中午，周恩来到达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他和陈毅准备前往阿尔及利亚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之事。亚非会议是当时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反对世界霸权的重要国际性会议，毛泽东一直极为关注。这天他对周恩来说，对这次亚非会议，我们要做好两种准备，一个是如期召开，当然很好，一个是会议被霸权国家破坏，开不成。果然，毛泽东一语成谶。
不赞成“三五”计划的一些高指标
当天下午至次日凌晨，毛泽东在汪庄听取了余秋里等人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相关事宜的汇报，周恩来、彭真、李先念、陈毅、罗瑞卿等人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对这个计划的某些指标不赞同，毫不留情地说，三线建设也要压缩。从四五百亿压到三百多个亿；三线建设战线不要拉得太长，项目不要搞得那么多。建设就像打仗，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
余秋里汇报：“1970年粮食搞到4800亿斤。”
对计划中提出的粮食指标，毛泽东有怀疑：“粮食4800亿斤能达到吗？订计划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又说：“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减下来，搞化肥我不反对，但还要养猪、养羊，搞绿肥。猪还要发展，一头猪等于一个化肥厂嘛。”
毛泽东告诉余秋里：工业布局不能太分散了。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钢的产量能达到1000万吨就可以了。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这是个原则问题。1959年3月郑州会议本来是反“左”的，以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结果搞到经济上也反起右来了，把我也搞糊涂了。证明一个人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是常有的。总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毛泽东反复说：
订计划第一是老百姓，是我党我军的一贯宗旨。上个月我去了井冈山，井冈山精神说到底，第一还是老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不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这是我党我军的宗旨，是井冈山精神的宗旨，也应该成为我们订一切计划的宗旨。1927年冬在井冈山，我们没有吃的，吃点儿野菇子明确规定不能采大的，要把大的留给群众。
毛泽东最后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1961年我上庐山开中央工作会议，那里小菇子我很喜欢吃，厨师可能觉得稍微大一点儿的菇子有营养，给我换了换，我说，我还是吃小的，为什么？小菇子有特殊记忆嘛。
大家都笑了，刚才挨毛泽东批评的紧张空气缓和了许多。
毛泽东看见罗瑞卿身穿新军装正在认真地记笔记，笑了起来，说：罗长子的新军装是特制的吧。罗瑞卿不好意思地笑了，说：主席对我什么都了解。
抵达上海时，现代戏观摩热火朝天
1965年6月16日凌晨，在杭州汪庄，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一个访井冈山热正在全国兴起。继承发扬井冈山优良传统、以井冈山精神推进全国各项工作已成必然之势，与全国蓬勃兴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相互呼应。毛泽东不以为然。
汇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略微休息了一下，于6月16日晚到达上海。当时江青已在上海，华东区六省一市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正在上海热火朝天地举行。
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于1965年5月25日在上海正式开幕，魏文伯代表中共华东局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主要宣传了“写十三年”的初步成绩。随后，华东区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分别在上海徐汇剧场、共舞台和中国大戏院进行，有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和上海六省一市的京剧工作者及有关人员两千多人参加，演出了24个剧目。大型剧目有《江姐》（江苏）、《黎明的河边》（山东）、《丹枫岭》（安徽）、《花明山》（浙江）、《大渡河》（江西）、《南海长城》（上海）、《龙江颂》（上海）等12个。小型短剧有安徽的《老电工》，江苏的《就是他》、《枫林渡》，江西的《五岔口》、《雪地红心》，浙江的《追蛋》、《传家宝》等12折。
这次观摩剧目清一色的革命传统教育和歌颂英雄人物，反映了华东地区在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两次极为严厉或问题扩大化批评后新的改进。
勉励两位学者不怕批评
1965年6月，毛泽东没有正式出面观看华东局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6月20日，他临时约见复旦大学周谷城和刘大杰两位著名教授，本来还要邀请写《中国哲学史》的杨荣国，后来得知他在中山大学来不了，便和这两位教授及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漫谈起来。那天，江青在座，没有插言。
刘大杰比周谷城先到一个小时，开始比较兴奋、紧张，不大敢讲话。毛泽东和蔼地说：“随便谈嘛！”刘大杰才敢提出些问题，围绕着学术、教改、文艺（主要是京剧改革）三个方面进行了随意交谈。
1964年随着文艺界整风的进行，全国各大报刊对《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谢瑶环》、《怒潮》、《红日》等小说和电影进行点名批评和政治性批驳。对文艺界比较流行的“写中间人物”论、“写真实”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也作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观点公开反对和批驳。这种政治性批驳和过火斗争1964年夏季开始又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提倡的重视利润和价值规律的经济思想；史学界开始点名批驳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
在这种上层建筑学术问题政治化扩大化的氛围中，社会上也出现了批评周谷城的文章，1965年春，《人民日报》学术研究版连续发表过几篇大块文章批评周谷城的学术观点。在周谷城未到时，毛泽东向刘大杰了解周谷城情绪怎么样。刘大杰实话实说，周谷老现在好一点儿，不像前一时期话很少。不过，批评周谷老的文章似乎太多了一点儿，批评到后来讲来讲去还是那几句话。
毛泽东听懂了刘大杰的言下之意，笑着说：“不要怕批评，不要紧张，经过一次批评，虽然自己不觉得，总要比过去有所提高。每次提高一点点就好，提高就是螺旋式上升，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现在发表的文章虽然有毛病，但是比解放初期的文章总是大大的不同了，思想观念不同了。你们不要怕批评，有批评才能进步。”
赞成将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分开
毛泽东此时讲了一段非常风趣的话，他说：
你又不是党员，又不怕开除党籍，批评一下有什么可怕？我们党内斗争比对你们的批评严格得多、厉害得多。过去历史上有一个时期，我们党内还搞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陈独秀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又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在井冈山还被传说开除了党籍，书记当不成了，当师长，我又不会打枪，也不摸枪，处境比你们现在要尴尬得多，也难得多。现在不同了，我们不搞那一套“残酷斗争”了，我们现在搞的是团结—批评—团结，这还有什么可怕呢？
周谷城这时赶到了。6月16日是星期天，他早上不知毛泽东约谈，出门散心去了。上海市委和复旦大学费了一点儿周折才找到他。周谷城坐下刚喝了一口水，毛泽东开门见山对他说，不是我们叫人家来批评你，而是群众性讨论所发表的不同意见。目前你暂时且慢写文章，等他们不再“骂”你了，你再把他们的文章拿来好好地看一看，做一些研究，他们讲得对的地方，你应接受，做些自我批评。有些地方如果你觉得可以辩论，你还可以再写文章同他们辩论。
毛泽东又对周谷老说：“在逻辑问题的争论中，我同意你所主张的要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分开来的意见，我倒不同意把两者混淆起来的论点。”
毛泽东认为群众性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以帮助作者提高，批评并不等于打倒。这也是他在“文革”中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观点。
鼓励恢复摩尔根遗传学研究
关于学术讨论，主席说：只要方向不错，可以允许不同的学派存在。他问了谈家桢近况，意味深长地说，摩尔根学派可以研究，米丘林、李森科学派也可以研究，为什么只许搞一派？
毛泽东对谈家桢摩尔根研究一直非常关心和重视。摩尔根是美国著名的遗传学家，谈家桢是中国唯一的摩尔根“入室弟子”。建国初期，苏联李森科派提出否定摩尔根，被我国各界接受，各大学停止教授摩尔根遗传学，谈家桢被迫“检查”。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谈家桢大胆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总理汇报给毛泽东。1957年3月，谈家桢被邀请作为党外代表出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指名约见谈家桢等人。毛泽东握着谈家桢的手说：“过去我们学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来搞嘛！”1958年1月6日深夜，毛泽东在杭州还派专机到上海，专程邀请谈家帧、周谷城和赵超构去杭州，在刘庄共进晚餐，一起商讨科学赶超大计，诚恳谈到：“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1961年的五一节前夕，毛泽东第四次接见谈家桢。同年年底，复旦大学成立了遗传学研究所，1965年多项研究成果接近和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毛泽东对自然科学鼓励不同学派都要研究，对社会科学研究，那一天也提出重要的哲学观点。刘大杰生前回忆：
这天，周谷老又对主席讲他的“无差别境界”。他说：“我讲‘无差别境界'原来还以为是照主席的话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否则我们还革命干什么？”主席当时就指出说：“当然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又产生。”
毛泽东说，做学问一定要找对立面。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要怕碰，不研究唯心主义的东西，唯物主义怎么能发展啊！研究过去的唯心主义著作，把它当做对立面，才有助于今天的学术研究，古今中外都应该研究，都要找对立面，有对立有斗争才有发展。
关注现代戏会演，推动上层建筑改革
毛泽东对上海正在演出的京剧现代戏是比较关注的，问两位教授最近看了戏没有？说《红灯记》、《沙家浜》不错，其中有些小地方可能还要斟酌，再把它提高一步。《红灯记》赴宴斗鸠山一场中，鸠山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李玉和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觉得不妥，特别是后两句。但是，四句话都是佛经，很难改。从这次漫谈中，江青知道了毛泽东对这几句台词的看法，曾专门找人多次修改，都没有改成。
在谈京戏改革中，毛泽东展现了一个有关上层建筑改革的初步思路。他说，京剧改革的事要搞下去，目前先搞几个好的剧目出来，到处去唱。唱来唱去逐渐使它们成为传统剧目，逐渐使现代剧占领舞台。关于教育改革，主席很关心，强调少而精和启发式的教育。
1965年6月，毛泽东从井冈山下来，对上层建筑一些他认为不适宜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领域，希望以一种井冈山精神贯穿的群众性批评批判—教育—提高、群众监督方式的政治民主模式，推动上层建筑领域各条战线改革。它与取消军衔制、订计划的原则、选拔无产阶级接班人五个条件、“二十三条”初步整合为毛泽东希望以井冈山精神不断推进解决党内、军内及社会各种矛盾（包括干部体制问题）的第一种思路，抑或是毛泽东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防止修正主义的第一个版本。
严厉批评医疗卫生战线忽视农村
毛泽东对卫生战线的严厉批评也基本体现了这种初衷和思想框架。
毛泽东与周谷城、刘大杰漫谈的第二天，1965年6月21日，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结束了最后第六轮的汇报演出。其间北京京剧团特地到上海演出《沙家浜》。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也是希望在全国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京剧现代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6月25日上午，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
1965年6月下旬，上海卫生战线召开了一次巡回医疗队报告会。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我国上层建筑整体状况忧心忡忡，对医疗卫生不为工农兵服务，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干部保健制度多次提出批评，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非常担心。在这种背景下，有些省以及上海市委派出巡回医疗队到基层和农村，为工人和贫下中农送医送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第六人民医院当年派出了以各科科主任和副主任为主要成员的巡回医疗队，上海第六医院妇产科主任胡志远在农村巡回医疗队中，还发明了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治疗农村妇女多发病，受到当地好评，也成为上海巡回医疗报告会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可能联想到上个月重上井冈山及红军医院在建设根据地斗争中的作用。最初红军医院设在茅坪，后来搬到小井，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那时候药比较少，一点阿司匹林都是宝贝。有药，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为他们治病；其次，才是战士、党员；最后是党的干部。战士们死不同意，要把药留给干部，相互谦让，那种场面让人流泪。现在，共产党掌权了，怎么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农民忘了，怎能把井冈山的传统忘了？不能忘。6月26日，毛泽东有感而发，说了下面这段话——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段话一年后被称为光辉的“六二六指示”。
毛泽东身边的医护人员下放农村
在毛泽东这次讲话前一个月，1965年5月27日，刘少奇在北京同卫生部负责人崔义田、史书翰、计苏华等人谈话，说：现在的医药卫生工作只是面向一亿左右的城市人口，全国70％的医务人员集中在城市，占五亿多人口的农村中医务人员和药品都很少，为了解决卫生工作面向农村，药品供应要研究，如何把供应点深入农村。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1965年前后，主席身边的医务人员都轮流下放到农村工作了一段时间，送医送药到贫下中农家里。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随后在杭州、上海等地放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需要变革、需要革命的三把火。6月27日离开上海路过南京，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江渭清等江苏省主要负责人。6月28日深夜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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