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读后
王恕焕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这部文集，包括毛泽东的《关于读书的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由邓力群同志编辑整理而成。这是一部极为珍贵的重要文献。正如邓力群同志在“后记”中说的，“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又一次重要的探索。结合苏联四十二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十年的历史与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汇集本书中的毛泽东独创性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
笔者有幸读到这部文集的“清样本”，反复学习，认为这部文集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红线，它的中心点是：试图突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探索中国走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点探讨。
一、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提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要进行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斯大林在1936年过早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消灭阶级。1939年他又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斯大林于1946年提出一国可以建成共产主义。斯大林之后，苏联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长期还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1961年苏共二十一大还宣布苏联进入全面共产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同时制定了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斯大林和苏联党认为，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即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开始，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很快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短暂的过渡社会。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时间，只用了19年就进入共产主义建设。那时和那时以后，苏联的领导人和理论界都把苏联这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看成惟一的模式，它在国际主义运动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刘少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对宪法草案序言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当时，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认为完成“一化三改”，就建成社会主义。1956年我国提前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宣布进人社会主义社会了。1957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国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随后在12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辞，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15年在钢产量和其他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又掀起“共产风”，企图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这年10月，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等省农村，觉察到许多地方出现过早地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和刮起“共产风”的尖锐问题，企图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的思想和错误倾向。
为了纠正“左”的错误，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以下简称《教科书》）。在10月9、10日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带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边读边谈。以后，他又多次建议读《教科书》。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他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在杭州、广州读《教科书》。
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提出要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肯定我国现阶段是社会主义，明确指出无论是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是必须有一定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并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应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批评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的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是他关于我国现阶段还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思考。
毛泽东在开始读《教科书》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一章时提出：“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后来，他在读书中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一个重要思想。他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我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这一重要思想，实际上是突破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之日，即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开始，把社会主义建设看作是一个短暂时期的形而上学观点，突破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成论”框框，它触及到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的重大理论问题。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中还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60年代初，他又作出了“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的判断。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终彻底消灭阶级向共产主义过渡、“甚至要几百年的时间”。“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待容易些，宁可看待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而较少受害。”对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毛泽东曾深刻地说过：“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由上可见，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其成熟阶段现在还不能预见。共产主义的目标由近变远，社会主义社会的时间则由短变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问题上，毛泽东由原来设想的十几年到几十年，一百年，变为几百年，而且他总把建设和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最后胜利也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这是他思想认识上的一次飞跃，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一大突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发展。近年来，理论界有的人抓住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中谈过的某些话，采取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方法，断言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犯了空想论的严重错误”。有的党史专家认为：“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犯的错误，一个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再一个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空想性错误。”有位学者则说：“晚年的毛泽东终于成了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还有的学者说什么“1957—1978年推行比苏联更‘左'的模式”。这难道符合历史事实吗？毛泽东这部文集本身是对这些说法的最有力的反驳。
二、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它还存在不存在矛盾？它的发展动力是什么？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历史理论课题。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作过某些原则的论述。列宁在1920年说过：“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灭，矛盾仍将存在。”斯大林在这方面形而上学，犯了严重错误。斯大林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他不承认矛盾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偏离了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坚持了唯物辩证法，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社会矛盾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他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提出社会主义存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出“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矛盾仍然提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创立了社会主义矛盾的学说。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彻底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观察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动力的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他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差别，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他还说：“先进和落后是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生产多和生产少是矛盾。这里生产这个，那里生产那个，也是矛盾。”他从政治层面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又从经济、思想文化层面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并多次明确地指出：“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从来不是人问的天国，不是不费力气的空想，不是《礼运?大同篇》和康有为《大同书》里的大同世界，不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的世外桃源，不是“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了，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他指出：“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就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弃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
毛泽东批评《教科书》“实际上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矛盾”，“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他还说：“列宁死后，苏联的辩证法少了。是说少了，不是说没有。他们有时强调斗争不讲统一；有时强调统一不讲斗争。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缺少辩证法。他们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这本书的缺点就在这里。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
对《教科书》关于发展的动力问题的几种形而上学的不正确的说法，毛泽东还作了进一步的批评。
其一，说“团结一致，十分稳定”，“精神上政治上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指出：教科书“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
其二，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中指出：“这一段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其三，说“物质刺激”、“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一种决定性动力”。毛泽东批评说：“前面说基本经济规律是决定社会主义生产发展方向的规律，这里又说个人物质利益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一种决定性动力'，这不是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吗？而且后一种说法把消费品的分配问题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就以分配问题来说，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分配当做决定性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种很大错误。”
其四，说“社会主义竞赛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大动力”。毛泽东在读到《教科书》的“这种分配方法使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提高同他们的劳动成果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接联系起来。因此，按劳分配就成为发展生产的强大力量”和“社会主义竞赛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大动力”这两段时，画了两条横线，写了这么—个批注：“究竟什么是动力，前后说法不一。”并说，“这一节的缺点是没有讲政治。他们还有这样的意思，竞赛所以能成为最大的动力，还靠物质刺激这一条。他们老是提物质刺激，原因是政治太弱。”
毛泽东关于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依据。它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果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进行改革，不正确处理我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不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大量的、突出的、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民内部矛盾，就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停滞不前，人们的思想意识就会僵化，整个社会就会停顿不前，甚至还会出现严重倒退的现象。
三、走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面临一个如何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暴露出斯大林的错误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一些弊病，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暴露出一些缺点和问题。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找出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大课题。毛泽东在1956年4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着重点是引者加的）“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也回顾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5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1956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1946年选举演说，苏联在1921年钢四百多万吨，1940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的一个基本原则。毛泽东提出的“第二次结合”，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经过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大试验”的挫折，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教科书》的着眼点和基本思路，也是“第二次结合'问题，着重思考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中国应该接受苏联的哪些经验和教训，应该在哪些方面与苏联不同，应该怎样突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这部文集中具体提出下列几点。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战略目标和艰巨任务。在1964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有计划、分步骤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向全国人民提了出来。
第二，“关于工农业的关系问题，要说工业向农业要求扩大市场，也要说农业向工业要求增加各种工业品的供应。要保证农民得到更多的工业品，保证农民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工业是由农业有剩余产品开始的。”“我们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一基本情况出发，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他辩证地论述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提出要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60年代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做法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的不平衡。他批评说：“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视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不只是局部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农业、轻工业是长期落后的。”他还说：“斯大林对农民总是不放心，把农民卡得死死的，用拖拉机站控制农民，结果吃了亏。”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提出了一条与苏联有别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第三，“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并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工农业并举之外，还提出大中小、洋土这样几个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统计局的材料，说我国日用品销于农村的占百分之六十三左右。不实行工农业并举，这怎么能行？我们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工农业并举，到现在已经四年了，真正实行是在1960年。”毛泽东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坚持工农业并举、大中小和洋土并举，坚持一整套“两条腿走路” 的方针，其目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他还强调要以发展的辩证法来看待大中小、洋土的关系。他说：“许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许多中的会变成大的，同落后的会变成先进的、土法的会变成洋法的一样，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毛泽东指出，苏联“为什么他们不两条腿走路？为什么他们的工农业关系、轻重工业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他们对发展重工业过分强调，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一向不重视，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供应还很紧张，使人民不能从建设中看到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结合。这是一条腿走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手扶拐杖，比较偏颇”。“没有群众，没有政治，只讲技术，只要专，又是一条腿。”
第四，“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这里只讲了政治环境要求高速度，没有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许可高速度，这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有需要，而没有可能，那怎么能高速度呢？”毛泽东在谈到《教科书》的“中国亚洲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一节时说：“这里没有正确反映我们的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思想。因为我们实行这样的方针，不只是电子技术落后，人口众多，要求增加就业。我们在大型企业的主导下，大量地发展中小型企业，在洋法生产的主导下，普遍地采用土法生产，主要是为了高速度。”毛泽东在读到《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的实现”一段时，写了“应加上发展的高速度”的批注。发展的建设问题，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极为关注的一个带全局性的尖锐问题。历史实践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不但需要而且可能高速度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还提出大跃进的问题。他说。“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他在读到《教科书》用了“大跃进”这一概念时，写道：“他们也有大跃进，大跃进上了教科书就好办了。但是，新的增订本又改成了‘巨大的发展'。”1964年12月13日、29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先后做过两次修改。他写道；“我国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过十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毛泽东所提出的大跃进思想，我们应从历史的大视角来正确理解，不能因1958年“大跃迸”的挫折和失误，就简单地否定这一思想。
第五，“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那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过去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事不当做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一切企业专门由条条来管，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我们现在中央直属的企业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他的都归各级地方管，就避免了这种片面性。我们的教育也由中央和地方分管，现在的问题是，地方管的高等学校太少，科系不完全。”毛泽东在1956年已经看出那种过分集中，一切由国家计划来安排的经济体制，不足以动员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因而是不可取的。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说：“不能像苏联那样，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把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或者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他在读《教科书》谈话中，进一步提出要调整改革生产关系，实行分权，把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一级一级地下放，企业要有“独立性”，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试图建立有别于苏联那种高度集中的中国自己的管理体制，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六，“我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在我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1959年3月30日，毛泽东批转山西省委一个文件中说：平调的‘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编者）。”“现在我国有人不要商品生产，不对。在要不要商品生产的问题上，我们还要搬斯大林，而斯大林是搬列宁的。斯大林说，列宁主张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怕这个‘鬼'什么？不要怕。”毛泽东明确提出我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深刻地阐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必要性，肯定价值、价格和货币交换、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尖锐地批评了陈伯达等人取消商品生产的错误，并突破了斯大林关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并限制其消极作用的思想，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
第七，“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毛泽东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要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比例的失调，还有生产的自发性和自流性，承认社会主义生产的波浪式前进，他批评教科书的形而上学看法，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毛泽东说：“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好平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一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第八，“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惟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不注意私的。现在走到反面，又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大注意集体利益。这样强调下去，又一定会走到自己的反面。”“赫鲁晓夫一直到现在强调物质刺激，可以预计，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他开了很多支票，高薪阶层当然满意，广大工人农民要求兑现不能兑现的时候，就会被迫走到强调物质刺激的反面。”“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毛泽东认为，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也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坚持公与私、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批评“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性、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
第九，“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国则差得更远。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的作用。”毛泽东对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极为关心，当教科书谈到这一问题时，他多次画了线作了批注，写道：“好”、“对”。他认为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方面靠科学技术，要认识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革命力量，提出要技术革命。他说：“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不提高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另一面，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教育工作，提高劳动者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充分发挥精神的作用。他反对技术决定论，批评斯大林“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别于资本主义的道路，也有别于苏联的具体道路。
第十，“列宁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这里把群众的斗争只看做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联共中央1928年11月全会决议里面这些话，很好。我们现在就是执行这个决议。斯大林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指靠，只有靠群众，所以他们要求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后来有一点东西了，就不再那么靠群众了。”“我们这里实行群众路线，他们那里不实行群众路线。”毛泽东反对斯大林的杰出人物决定论，他批评斯大林：“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建设和生产、技术发展，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不是只依靠一批少数专家。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这是毛泽东关于革命和建设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
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中明确指出：“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他还说；“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反对斯大林的杰出人物统治论，试图突破苏联的官僚政治、中央集权制、等级制和经济命令主义等特征。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与现实表明，劳动者管理国家，民主参与决策过程，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不是空话），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根本的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努力认识、研究、掌握和学会熟练地应用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客观的必然性，要研究它。”他在批注中写道：“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学会熟练地运用了这个客观法则（指国民经济有计戈发展的法则——引者）？我们的计划是否完全反映了这个客观法则？”他还指出：“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教科书没有讲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1960年6月 18日，毛泽东《十年总结》一文说：“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
综上所述，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教科书》的批注和谈话，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又一次重要的探索，确是“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提出了许多与苏联不同的观点，在突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走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会显示出其深远的意义。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还不成熟，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不到十年，毛泽东的探索在客观上还受到社会主义实践的一定局限，其中某些论点，还只是理论闪光点，还不可能完全成熟，有的论点还值得商榷，甚至还有错误。这是无可厚非的。应当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实现“第二次结合”比原来设想的要艰难得多，较之“第一次结合”所需的时间可能更要长得多，必须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认真研究，才能逐步完成这一伟大艰巨的任务。把它说得太简单了，看得太容易了，或者认为已经找到了“答案”，都是不合乎实际的，都是无益的。
（《环球视野》摘自《导师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