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人口方面并不错
1949年中国人口5.5亿，解放后中国人口迅速增长，1953年，中国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1,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千分之二十。历史上一直缺乏的人口一下子变成社会问题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论”，他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他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虽然他一直说他的“新人口论”有别于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89年的《人口论》，但事实上仍然不过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变种。1959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
中国人口1959年6.6亿，1979年9.709亿。《光明日报》1979年8月5日有一文章标题是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意思是毛泽东1959年“错批”马寅初，从而“误增三亿”人口。就是说依照马寅初的理论到1979年中国人口只能在6.7亿左右，中国人口在寿命延长的情况下零增长。“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谣言从此广为流传。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谣言从此广为流传。
有人将中国人口问题归因于毛泽东的昏庸。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经历大乱后都会有一个人口快速增长时期的，二战之后的世界各国包括美日苏欧莫不如此。1949年以后，由于战乱的结束，并因为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建设(袁隆平认为70年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是历史上最好的)和建立农村医疗体制(经过2003年SARS的流行，中国政府重新认识到农村医疗体制的重要性，痛定思疼，决定重新建立农村医疗体制)，人均预期寿命由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点不容易呀；世界平均只由1949年的47岁延长到1976年的58岁。这些足以说明当时中国的医疗体制的正确性)，新生儿死亡率也大为降低。在妇女生育率(两百年来中国妇女终身生育率一直在6.0左右)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急剧增长。因此1949年以后的人口快速增长不完全因为新生人口的增加，更大程度归因于寿命的延长。中国人口由康熙时期的两千万增加到乾隆后期的四亿左右；毛泽东时代寿命从1949年的平均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而解放后30年人口还没有增加1倍，说明当时是适当控制了人口的，1971年开始符合人性的计划生育，允许生育两三个孩子，1979年时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从两百年一直维持的6.0左右降到2.75了。在适当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毛泽东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把对教育的投入看成了一种国家长期性的战略投资，即使在文革时期，中国基础教育仍然做得令人刮目。每个公社(现在的乡)都有高中(而现在每个县才有几所高中，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初中毕业生上高中的比例一下子降低了很多，国家对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见，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比非洲穷国都少，低于世界平均5%的水平，低于联合国要求的6%，导致现在还得靠出卖廉价劳动力)。一定要将现在的人口压力归因于毛泽东的话，那只怪他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寿命增加得太多了，以至于很多二、三十年代出生的都还没有去世。请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德中的《毛泽东人口思想再评价》（http://www.mzdthought.com/wz/110zn/mzdrksx.htm）和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农村离免费义务教育有多远？》（http://www.zgjjzk.cn/document/2004/200445/fmwz.htm）。世界银行推出报告，高度赞扬中国1960、1970年代的医疗状态：
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ese/content/BN3_cn.pdf
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ese/content/BN5_cn.pdf
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ese/content/BN4_cn.pdf
换句话说，1949年后人口增加过快，更大程度是因为“死的太少”，而不仅是“生的太多”。
18世纪全球人口快速增加的时候，欧洲妇女平均生育8、9个孩子，中国妇女平均只生育6个孩子，说明中国妇女现实极限生育率（不是生理极限生育率）只能在6.0左右。有人将中国人口问题归因于毛泽东时期鼓励生育政策。其实中国只在1953年之前鼓励过生育（战后大多数国家都这样）。但1950年到1953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这几年分别为5.81，5.7，6.47，6.05），与1949年之前没有差别，也与当时的韩国、越南、泰国、巴西、印度、新加坡、中国台湾没有差别（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生育率都在6.0左右；即使美国当时也平均生育4个左右孩子）。难道这些国家和地区也鼓励生育了？可见中国当时鼓励生育起效不大（因为当时本身就接近极限生育水平，再鼓励也没有用）。在1971年中国开始计划生育之前，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与印度、韩国、越南、泰国、巴西仍然没有明显差别。1971年，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为标志，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开始，允许生育两三个孩子，中国生育率从1970年的5.8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与现在印度差不多）。
此外，医学条件也不允许中国在1950年代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当时中国连避孕套都不能生产，绝大多数妇女都是靠接生婆接生，只有顶级医院能做人工流产手术，总不能将育龄妇女都置于生命危险之中？总不能将生下来的孩子都掐死吧？在1970年代中国医学条件才开始成熟，避孕设施才有条件普及，才能比较安全地实行计划生育。
即便当时中国没有毛泽东，而是一个西方式的议会，马寅初的提议既违反西式的“人权”法则，又违反中式传统道德，有一丝一毫通过的可能吗？所以将人口问题算在毛泽东身上加以谴责是十足的诬蔑。
我想马老先生肯定不会屠杀老年人的（因为他本人在他提出人口论的1957年就已经75岁了），马寅初关注的是人口数量和增长率而不是人口结构，是通过减少新生人口来降低人口总量，实现人口的零增长，他主张每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马寅初“人口论”遭批判始末：http://www.mlcool.com/info/if002258.htm）。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他那个时候提倡的生育两个与现在生育两个意义完全不一样，建国初婴儿死亡率为20%(现在2.55%)，孕产妇死亡率为1500/10万(现在50.2/1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25-30%（2003年2.99%），我国人民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加到现在的72岁。马寅初在1957年提出每对夫妇只生两个，比现在的1.5的政策生育率的政策还要严。马寅初的主要思想是维持人口总量不增加，后面的计划生育政策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除了马寅初外，当时主张计划生育的还有劭力子，劭力子见到人家生了一个孩子后，就说：不要再生了。马老先生提出的生2个，在当时是错误的（当时高婴幼儿死亡率、高孕产妇死亡率），在现在也是错误的（现在至少12.5%不孕，并且单身和丁克很多，只愿意生一个不少,总和生育率连1.7都难以达到）。
在马寅初提出人口论的40年前孙中山担忧亡国灭种，在马寅初提出人口论的3年后中国人口还接近负增长。马寅初只看到1949年以来几年的快速增长，提出限制人口增长；而毛泽东却从历史眼光看到中国自1800年以来人口增加缓慢(中华民族占全球比例自从1800年以来下降一半)，而没有立即限制人口增长（并且当时国际形势不容乐观，谁也难以断言今后没有战争）。
第4次和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均显示1959年到1979年共出生4.57亿人口，按照光明日报的说法，不批马寅初的话，人口会少增加三亿，就是说要是依照马寅初的观点，其中3亿是不应该出生的。换句话说，现在26到46岁之间人口应该为1.57亿而不是现在的4.57亿。这3亿人口大都已经结婚，1959年左右出生的妇女生育高峰在1984年左右，统计局资料显示1984年总和生育率为2.35；而1979年左右出生的妇女除了少部分没有生育外，大多数都已经生育，平均生育率可能还不到1.3。粗略假定这个群体平均生育率为1994年水平（当时总和生育率为1.56），就是说假设这3亿人口中的1.5亿妇女平均每人已经生育1.56个孩子，那么共有2.34亿孩子。就是说多出的那三亿加上他们已经出生的子女总共5.34亿人口，虽然只占中国目前总人口的41%，但却占了中国26-46岁人口的65%，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多出的3亿26到46岁之间的人，都是各部门各行业的主力呀！意味着现在劳动骨干有一大半本来是不应该出生到这个世界的。没有这三亿年轻劳动人口，现在中国怎么发展？经济实力还能排世界第七？没有这“多出的”3亿及其2亿子女，中国确实达到某些人理想的8亿人口，但2005年60岁以上人口同样有1.45亿（都是1959年以前出生的），比例高达18.1%！现在国家只承担城市人口中四千万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并且由全国人民纳税来支付（农民通过廉价劳动力支持国家基础建设，并且是义务兵的主要来源，要是没有2.5亿农民工所创造财富政府财政就无法运转）。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透露—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相当于我国近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没有这65%的劳动人口，老年人怎么活？总理怎么当？中国今后怎么持续发展？现在46岁以下的人在唠叨“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时，可曾想到要是当年没批马寅初的话，你们中的一大半都不可能出生的。想到这里，背后冷嗦嗦的，有遇鬼的感觉！毛骨悚然！我不清楚当年批马寅初的具体动机是什么，但不论如何是歪打正着。不批马寅初人口论，天理不容！
减少那三亿人口真的能让中国富强吗？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历史趋势。减少那三亿人口后，中国人口总数仍然不少（到现在还会有近8亿），还是不能象中东那样靠出卖原始资源致富，还得靠廉价劳动力起家进行原始积累，比如前些年的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建设。城市化和工业化就会滞后，就业率不一定比现在高，经济就无法起飞，整体国力肯定是下降的。国际劳动力市场并不太受影响，但没有那三亿壮年劳动人口，中国就没有劳动力优势，外国企业也不会象现在这样涌向中国。就算人均劳动力收入会有所增加，但与现在一样多的老年人需要赡养，人均养老比增加近三倍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一定比现在高。人均养老比增加，意味着有相当部分劳动力时间需要花费在侍候老人，创造财富的时间是减少的。
有人因为现在的农民工收入不高，以为他们创造的财富也不高。事实上这不过是由于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罢了。但作为国家，农民工创造的财富是计算进了GDP的。没有那些农民工，现在的“富人”不会富，国家也不会富。
另外，如果真的采用马寅初少生3亿人的政策,就算从1959年开始的计划生育由于老龄化的原因从1979年就停止，由于经过20年的计划生育，生育观念已经不可逆地改变了很多，生育愿望肯定下降不少，而扶养比又显著增加，生育愿望就更加下降，1979年就难以达到2.1的更替水平了，现在就已经进入人口萎缩阶段了，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人口就会从接近8亿的高峰持续下滑，人口结构一步步老化，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在全球的份额也一步步下降。
就是说没有那3亿“误增”出来的人口及其子女，中国现在确实达到了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的8亿，但这8亿却是老年化的8亿，是不可持续发展的8亿（能够生育下一代的人口比例已经很低了，并且生育愿望已经很低了）。
要想为马寅初辩护，首先得推翻光明日报的“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结论。
计生委资料（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1420，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1421）显示：200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1.45亿，65岁以上老年人1.01亿分别是1945和1940年以前出生的；2015年的1.35亿65岁以上老人、2.13亿60岁以上老人是在1950年之前出生的，与毛泽东没有关系；2024年的1.95亿左右的65岁以上老人、2.9亿60岁以上老人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的，与毛是否采纳马寅初的理论控制人口没有关系。同理，2045年及以前的65岁以上老人都是1980年以前出生的，不受1980年代开始的极端计划生育所影响，我将另文分析没有1980年代开始的极端计划生育会怎么样。
虽然作为一个近八旬的老人（对人口学也是半路出家的）当时提出那个可以导致亡国的“新人口论” 从学术上并不为过，但马寅初在接受了计划生育先驱者的名誉的时候，就注定了要为这个事情承担历史的责任。历史表明，马寅初的所谓的人口理论是错误的，以马寅初理论为依据的80年代以后的严厉/极端计划生育政策更是绝顶荒谬的。毛泽东的直觉胜过马寅初的学问！
马寅初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象征，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要是仅仅因为是在人口问题上用一个错误的理论与毛泽东的争执，那只能说明中国自由主义的浅薄。
李熬谈“自由主义”把马寅初给翻出来是一大败笔。
要是顺着一些人口学家的理论，你会承认中国人口真的应该降低到7亿甚至3亿。“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我偏偏不钻进计生委和一些人口学家的理论套路，才能看出计划生育的荒谬性。
人口学家将重点放在“耕地、粮食、淡水、能源”，这些固然非常重要，但正如孔子所说 “尽美矣，未能尽善”。比如1981年多位学者提出中国最适人口为7亿，为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学者甚至提出无婴年的方案。那么如何将人口降低到7亿？当时中国总人口10亿，其中1950年以前出生的有3亿，就算一个小孩都不生，也要等2023年左右1950年以前出生的人基本去世才能降低到7亿。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最适人口不断增加，2023年时候中国最适人口早就远远超过7亿了，这个时候最年轻的人也已经42岁了，有生育能力的妇女比例微乎其微，中华民族也即将灭绝。1981年中国最适人口为7亿时，政府无力降到7亿；以目前1.3的生育率到2070年人口真的降到7亿的时候，人口容量已远超过生育能力，老年化程度早就超过了社会承受力，人均抚养比已经创历史纪录，生育愿望已经非常低了，政府使尽一切鼓励措施都难以提高生育率了。古代有庸医治驼背，治好驼背的代价是让驼背人死去。
要想证明马寅初理论是正确的，就得说明如何养这么多老年人。要是按照马寅初的理论是根本养不了这些老年人的。
在1959年采纳马寅初理论后，即使到1979年后也一直依照马寅初的生育2个的理论，那么考虑到至少15%的不孕、单身、丁克等不育人口（其实光不孕家庭就占12.5%，并且正不断上升），不考虑婴幼儿和孕产妇死亡情况，那么生育率也只能在1.7。这1.57亿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人口中有妇女7700万，生育孩子1.3亿。以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为25岁计算，那么1954年到1958年出生的妇女生孩子也在1979年之后，这个年龄段妇女4363万，以1.7的生育率计算，生育7418万个孩子。就是说以马寅初的理论，从1979年到2004年只能出生2.05亿孩子。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从1979年到2000年出生4.239亿，加上统计年鉴显示的2001年到2004年这几年出生的五千多万，共出生4.8亿左右，比马寅初理论要求的2.05亿多出2.75亿。现在13亿人口，扣去这2.75亿，也扣除1959年到1979年多出生的3亿，等于7.25亿，就是说按照马寅初的2胎理论， 中国现在只能有7.25亿人口，确实是零增长（中国人口1960年6.5亿）。那么现在中国60岁和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分别为20%和14%（目前实际分别只有11%和7.8%），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高于美国目前的12% （美国养老金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相当于日本（现在为15%）1996年水平（日本在1996年时候人均GDP为38555美元）。
即使在1979年之前依照马寅初理论控制人口，而在1979年之后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到2025年也不会达到8亿，如何养活25%的65岁以上老年人？即使退休年龄延迟到75岁，社会也无法运转。
19世纪初中国占全球人口比例为40%，在20世纪初降低到25%左右，现在降低到20%。要是当年依照马寅初的理论，现在中国人口只有7.2-7.6亿，只占全球人口的12%；而世界人口1却仍然会增加到90亿之后才会停止增长，今后全球人口平稳后，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不到9%。泱泱大民族就这样沦落为小民族了。
马寅初人口论错就错在在战后寿命延长的情况下谋求人口零增长。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和现在的72岁，在这种情况下人口零增长意味着什么？等寿命平稳下来后人口结构会是什么样? 马寅初提出生育两胎的时候是在人均寿命不长、高死亡率的情况下；毛在1971年提出的生育两三胎是在人均寿命已经延长到六十多岁、婴幼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都降低了之后，意义完全不一样。马寅初提出生育两胎，人口不会增长（要是反对的话，找光明日报说理去）；毛泽东在1971年提出生育两三胎，人口还在增长。这就是本质差别！同样，马寅初提出人口零增长（在寿命显著延长阶段），我也不反对人口零增长（在寿命延长已经很缓慢的情况下），但是由于人口结构和寿命情况不一样，意义完全不一样。现在提出开发月球，今后也提出开发月球。现在开发月球的话，中国举国之力都不行，今后开发月球的话是在能力范围内。这就是理论的时限性。
任何一个命题都是靠历史鉴定的。打个比喻，一个工厂要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就必须老中青三结合。师傅教徒弟时，要费心费时，甚至影响师傅的工作效率。要是只考虑当年的生产的话，就根本没有必要招收新徒弟。但要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必须不断吸收新的力量。否则人才结构会断代，那时候再招收徒弟就晚了(一方面有经验的师傅退休了，另一方面新手需要多年的训练才能真正成材)。
计划生育一方面省一笔费用(养育小孩的费用)，另一方面母亲减少养育小孩的误工时间，用这个时间工作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暂时肯定是有利于经济的，但却是透支今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现在计生委就是用这几年的“实践”来“检验”计划生育政策，说计划生育是何等的“正确”。十年育树百年育人，人口问题本身是慢性问题，等真正的检验官“时间”来到的时候，计划生育的决策者和计生委官员已经享受完荣誉和利益后在另外一个世界“管他洪水滔滔”了。
北宋政治家和史学家司马光在写给他儿子司马康的一封家书《训俭示康》中，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著名论断。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反而是下降的，总抚养比是不断降低的，生育愿望是不断降低的，这也是发达国家不要小孩、家庭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计划生育暂时地使中国由俭入奢，人为地增加社会培养成本。经济越发达，养育小孩的相对成本越高，计划生育使中国在低成本时候限制对未来劳动力的培养，等今后高成本时候中国又无力鼓励生育小孩。
总和生育率反映的是年龄结构，生育率在2.1才能保证下一代相对这一代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1971年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有5.8左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5.8个孩子），国家计生委多次调查的结果显示九十年代末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左右，2000年国家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金指标）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22。5.8的生育率意味着我们这一代是上一代的2.76倍；以计生委的1.3的生育率计算，我们下一代只是我们这一代的62%；以国家统计局的1.22的生育率计算，我们下一代只是我们的58%。可以看出现在老年人多舒服，而我们的晚年又多么凄惨。
政府的职责是引导民众发展经济，尽量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要是通过编造人口过多的谎言，降低人口的增长，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人都可以当政府领导，明朝末年的张献忠在四川就当过一次，他就是通过杀人来减少人口、利用已有财富。客观上中国的人口已经很多了，不可能象切蛋糕一样把现有的13亿在保持年龄结构不变的情况降下来，应该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找出提高生活水平的办法（无论从人均土地还是人均耕地，中国都不比日本、韩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少）。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西方各个领域学术研究的一本重要工具书，大约有3300万字，10多万个条目，记载了世界各国的重要科学人文的发现、概念解释和杰出人物。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有当代很多中国文人和科学家，却根本没有马寅初这三个字，因为马寅初人口论无非就是抄袭了一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却被树为什么伟大的英雄。对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克思批判过；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批判过；毛泽东也批判过。但中国1980年代还是采纳了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
有人说：马寅初仅仅是一个学者，学者的理论是否会成为国策，取决于决策者是否采纳。如果采纳了，由此产生的功劳是决策者的，过失也应当是决策者的；让学者来负责，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学者的理论，只要不违反法律，就应当让人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要求学者的理论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发表，那以后谁还敢说话？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仅仅是一家之言，过去批他，是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不正常的表现，现在，为什么又拿他当替罪羊？
这些话确实有些道理，但决策者不是全才，对很多事情是外行，需要一些严谨的学者作参谋，需要一些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允许学者犯错误，但不等于纵容犯错误。在涉及民族长远利益的学术需要非常严谨，至少方向不能错，但划生育的几个理论连人口结构都没有考虑，老年化都没有考虑（就更没有考虑改变全球民族构成的问题），能算严谨吗？这些人能算人口学家吗？都让决策者承担责任也不太公平，学者就没有责任心了。
我说的是批马寅初人口论，不是马寅初本人。事实上，毛泽东也只批了马的人口论，批马寅初是在1959年，马寅初于1960年自己到教育部提出口头辞职。这个时候的马寅初已经78岁了（哪个大学有80岁的校长？），后面一直仍留下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马寅初仍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比老帅日子还好过），1980年代实行极端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马寅初担任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享年100岁。
国际上人口学都还属于幼稚学科，远没有完善，比如联合国对于人口预测就从来没有准确过，说明人口学界缺乏新思维。中国在1980年代人口学起步时候将马寅初搬上神龛，采纳的是马寅初、马尔萨斯的观点而建立起的中国的人口学科，导致中国人口学先天不足，一开始就走向了错误方向。导致现在民族急性自杀的1.3的生育率，中国人口学界吃不了兜着走！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人口学如此贫瘠的土地上，还是涌现了一批有良知的学者（如蒋正华、于学军、蔡昉、李建新、张翼、王广州、郭志刚、曾毅等）。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这里的小鲜指的是鱼。不该翻动的时候（比如1980年代就不应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用继续七十年代的允许生两、三胎的宽松计划生育政策），老是把锅里的鱼翻来覆去，检查是否熟了，其结果只会把鱼煎烂；该翻的时候（比如现在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就要翻动，否则鱼会被烧糊，并且要翻就要一次翻成功，否且三、五年又得翻（民众无所适从）。
既然马寅初作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象征，不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澄清事实，就不会有为人口政策伸张正义的那一天。
附：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
“百年前有一个英国学者，叫做马尔萨斯，他因为忧世界上的人口太多，供给的物产有限，主张减少人口。曾创立一种学说，谓：‘人口增加是几何级数，物产增加是数学级数。'法国人因为讲究快乐，合他们的心理，便极欢迎马氏的学说，主张男子不负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们所用减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这种种自然方法，并且用许多人为的方法。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