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毛泽东与彭德怀

1999年2月25日，《大河报》有《彭德怀的脊梁骨》一文，首先讲了彭德怀同志在革命战争中的丰功伟绩，和毛主席在井岗山会师，在一起打仗，一处休息，同桌吃饭，促膝聊天，党的亲密战友，这样生死之交，何苦一朝反目，就要置之死地呢?共产党是最讲人情的，一旦连人情都不讲了，把亲密的战友交给一批不懂事的红卫兵，往死里整，天理良心何在，党的威信何在。

此文阅后，枕被难安，愤懑之情，莫之获释，一直闷在心里，讲还是不讲，事关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代表了一个时代，如果以讹传讹，影响后人?思前想后，还是讲几句。

从全文看，作者是秉着讲天理良心，讲人情党性，敢于坚持真理，是个难得的大好人。但像这样有关党史的重大问题，一个有理智、有知识的良心人，决不会不经过调查和考证，而信口雌黄。

我想根据有关史料谈一点看法，希望作者也能找些；有关史料，辩证地、全面地去认真认识和理解当时发生事件的时代背景。当时是国际上美帝对我国进行封锁，苏修又逼还债，国内残存的反革命势力配合台湾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这一切都说明了形势严峻和党内团结战斗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在严重的形势面前，也就是自1958年7月以来，毛主席曾先后召开两次郑州会议，一次武昌会议，一次南宁会议，力求尽快纠正在工作中所犯的“五风”错误，同时，以个人名义在59年4月29日向全党发出了党内通迅六条，此件不以中央文件层层下达，而是直接下到生产队，这种形式在我党是少有的，只要是一个稍有理智的人，一定会要想到这是为什么?

1958年6月后形成了“公社化”的超前速度，但事后不久毛主席过调查，很快发现刮五风的极左势头，就马上采取措施予以纠正。本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历来也是有“左”纠“左”，有右纠右，因此在郑州会议上，提出要研究学习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并点名拼评了陈伯达的极左思想。

毛主席下决心纠正五风，但毛主席的想法不一定马上就取得全党的共识。如刘少奇同志当时在河北省徐水县蹲点，工作组长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这个点也在刮五风，山药蛋亩产150万斤，小麦亩产4万斤，谷子(小米)亩产4万斤，籽棉亩产5000斤，这些只要稍有些农业知识的人，也知道是办不到的，但出现在少奇同志的点上，能够说少奇同志不知道吗?少奇同志虽然不是农民出身，但从小在农村长大，起码的农业知识还是有的，只能说也被当时的浮夸风刮昏了头，随着潮流转罢了。

少奇同志还热衷于办公共食堂，1958年9月10日，少奇同志到郑州视察太康人民公社时进：“搞好食堂、幼儿园、缝衣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此文原载郑州晚报98年11月21日，作者李红霞)。不管主观意识如何，起码当时在理论与实践的认识是有过程的，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头脑里固有的，事后诸葛亮都好当，何况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借鉴，是人类社会最伟大最彻底的一次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革命呢?苛求古人?是没有道理的。

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有其不足之处，就是没有提到毛泽东在纠正五风中所制定的一系列指示政策，为什么得不到认真落实，这样给党内一伙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所利用。本来毛主席是批评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而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接过手来对彭德怀进行个人攻击，以达到破坏毛主席和彭德怀的关系的目的，因此庐山会议结束以后，接着又在北京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批判彭德怀，在会上林彪重算历史旧帐，刘少奇也亲自出马带头批彭，给彭德怀扣上四顶帽子，即里通外国、搞军人俱乐部、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庐山搞突然袭击等等。大概这就是你文中所讲的里通外国的来历，但应该说这不是毛主席给彭德怀戴的，而是林彪、刘少奇给彭德怀戴的。这四顶帽子中只有一顶还有个边，那就是彭德怀赞成高饶反对刘少奇背着党中央、毛主席违反党的总路线、宣扬资本主义。此事毛主席曾在1953年5月10日《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选第五卷八十页）。党的总路线是全党的决议，作为党的副主席，个人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要服从组织，更不能把个人意见以中央文件下达，这是起码的组织原则，而少奇同志这样做了，理所当然遭到高饶、彭等部分党员同志的反对，这也是自然的。

经过两次会议以后，彭德怀同志进而提高了路线觉悟和对毛主席在路线斗争中策略性的认识，认清了一些人，也加深对毛主席的了解。从下面两封信就可以理解到这一点。

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彻底地揭发的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的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诚恳的批评，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三十余年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毛主席接阅此信后即作如下的批示。

此件即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会议各同志。

我很高兴接到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还建议全党同志对彭德怀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评他的错误，一面对他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了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报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从上面的两封信中，我们应该看到两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大是大非的面前是怎样从维护党的团结出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和正确对待自己。

在批评中有些过头言论也是难免的，但从毛主席的批示中，并未提到里通外国等事。试想如果是里通外国毛主席认可或置疑，彭德怀同志还能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吗？只能是毛主席完全不相信，因此才马上作批示，并要发到全国党支部，也明显地看到在那种批斗气氛中，毛主席的头脑是冷静的，对彭德怀同志也是爱护的。事隔两年后，毛泽东同志又坚持要彭德怀同志事关国防大事的三线建设的总指挥，这不是说明了他俩的革命感情和毛泽东对彭德怀同志始终如一的信赖吗？

这里也必须提示一个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和彭德怀同志写给毛主席的信，并未发至全国党支部，其原因何在呢？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也应该是有原因的。

事隔八年，在文化革命中受到“少不更事”的非人虐待，这样对待一个战功显著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每个革命同志感到痛心和义愤的，但据了解，斗彭德怀同志“少不更事”的红卫兵，是二十多岁的大学生，能说是“少不更事”吗?对彭德怀同志的迫害也算文攻武卫吗?不，他们只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狂徒，是文化革命的破坏者。

当然问题的起因要归结到文化革命，像我们这些七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共产党里当了几十年干部，大小是个领导，是很难幸免的，什么三反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某某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数不清的批斗，挨不完的惩罚，喷气式、挂黑牌、跪砖渣、坐牛棚、下放劳改、群从专政等等，这一切的一切，我都领教过，算是劫后余生，回首往事，不寒而栗，确实有一段时间我是这样想，为了人民的事业，勤勤恳恳作一个人民勤务员，作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主义战士，就是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也是在实践中难免的。怎么能够与我那个地主家庭挂在一起来找根源呢？来批来斗呢?我有什么罪?我惆怅过、苦恼过，但随着时间的转移，改革开放的步伐在前进，经济在发展，腐败的现象的数与年俱增，工人要做工要吃饭，社会治安混乱，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群众与党越来越疏远。对以上的现象，中央也从多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收不到立竽见影的效果。就连讲了十几年要制止的腐败还越反越腐，怎么得了，我惆怅，我傍徨，—幕幕的往事不断在脑海里浮现，恶劣战争环境中没有流过泪，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丧失信心，理想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在毛主席领导下就是像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困难都能克服，又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理论是实践 的先导，但理论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共产主义社会在人类社会中并未实现。 我们能够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真理吗?爱国斯坦是先发明“相对 论”还是先有核裂变，如果没有“相对论”的指导，只能在实践中摸索。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三系育种，如果没有杂交第一代优势的理论，就会长期停留在高产栽培的选择中，实践检验过去，现在的理论政策、方针路线也应该接受 实践的检验，人们如何力求正确的指导未来，这就是人要在社会实践中需要得 到的回答。理论的科学性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个思维过程中也是真理发现的过程。从毛主席1945年在延安与黄炎培的谈话和四九年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提示的糖衣炮弹，以及苏联变修的反面教员，毛泽东所提出的理论和采取的措施，是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进行社会革命和建设考虑的。

文化革命中我是身受其害的。但我认为问题的发生也是很复杂的，有“形左实右”和右的极左的干扰，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同时也有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利用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实现个人的野心等因。面对三十年后今天的腐败现象，应该如何解决，需不需要继续革命？致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革命？对文化革命是彻底否定还是认真总结，历史将作出回答。

曾在庐山会议遭到批判的二号人物黄克诚同志在1980年11月有一次会议上谈了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对于毛泽东的错误，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如果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身上，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到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大家来分担应当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据我所知，抓“右派”我们都有份，历史证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我党可能还在黑暗中徘徊。这位自1959年起就受到“左”倾错误迫害的老共产党人，这位在庐山会议受到毛泽东错误批判和处理的领导人，仍然高度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检查了自己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他语重心长地说：“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仅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

黄克诚同志的讲话，是代表彭大将军的，也代表了吃过苦头的真正共产党人和人民的。为什么对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人，有的崇敬、有的爱戴、有的仇恨、有的辱骂，这不足为怪，无非是各人的理想、立场、观点有各种自我表现，蒋介石骂共产党是共匪能奇怪吗？我们还可以把眼光放远一点，看看国外的朋友是怎样评价毛泽东的，英国剑桥大学出版《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序言中写道：“毛泽东是一位远远超越了地区限制的世界性人物，他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占本世界四分之一的时间中，在世界上实现了各种国际关系平衡，在国内领导了九亿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在这个为期不短的历史时期中，他既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师，又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杰出的实践家和改革家，没有人会否认毛泽东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新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我们这个世纪的任何人，在他逝世以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

当今，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研究中国问题权威《毛泽东传》，美国作者R——特里尔对毛泽东曾作如下评价：“毛泽东第一次把农民置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计划的中心，他把帝国主义当作他所处时代的世界政治关键，这甚至是超过了列宁，以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毛之所以伟大是由于他的影响在现代中国历经接连不断的种种动摇，仍经久不衰，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将马克思列宁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

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指出：一个领导人济身于伟大领袖之列的可靠公式，有三个要素，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事业，毛泽东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成就伟大的事业。

人所共识的是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在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有了英雄而不认识英雄的民族，是一个愚昧的民族”。

历史在前进，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会认真总结过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再继续战斗，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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