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色一瞥 ]
毛泽东是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他一生都在坚韧不拔地探索进取，直到晚年也没有减弱追求真理的锐气。从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毛泽东矢志不渝奋斗的一生中，我们不难窥见其中闪烁着一种强烈的开拓与创新精神。这种开拓与创新精神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无疑将永远名留青史，垂范后人。
（一）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以惊人的才能、非凡的智慧、深邃的洞察力和独特的创造力，对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种贡献无不凝聚着毛泽东的开拓与创新精神。虽然毛泽东未曾专著论述这一精神，但在他那卷帙浩繁的著作、文稿和书信中，却始终贯穿着一条“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的主线。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人类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毛泽东的开拓与创新精神集中体现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与不同阶段，毛泽东以集大成、创造性地提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思想和理论体系。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冲破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禁锢，开辟了第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一条“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这一时期，他还先后创立了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和原则，以游击战为主的红军战略战术以及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剥削制度的土地革命政策。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独创性地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领导民主革命的三大法宝，首次提出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以及“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高屋建瓴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在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对党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都有独到的建树。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创立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以雄才大略指挥了三次伟大的战略决战，开创了中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的空前范例。这一时期。毛泽东独创性地系统提出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远见卓识地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及党在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基本政策与策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毛泽东创立了党在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顺利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独创性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构想，开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先河。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和理论，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在外关上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缓和了中美关系，实现了中日建交。
显然，以上择要列举的毛泽东创立的一些科学理论及观点，难免挂一漏万。其旨在表明，事实上，由于毛泽东的不断开拓与创新，才使他具有独辟蹊径的真知灼见，才使我们党形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
(二)
毛泽东的开拓与创新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他那矢志不渝奋斗的一生中。他之所以长盛而不衰地弘扬这种精神，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追溯他的思想动因与动力。
首先，毛泽东具有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不懈的探索精神。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期就不囿于传统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束缚，“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如饥似渴地追求真理，当他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就一直为迫求真理而奋斗终身。正如他自已所说：“我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其次，毛泽东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坚定的革命责任感。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深受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影响，他“身无半文，心系天下”，发起“新民学会”，立志救国求民。不久。投身参与了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他“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新中国将要诞生时，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若不发展生产，“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脚，我们就要失败。”以后他又提出了“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开除球籍”，“中华民族将不复存在”的著名论断。这些警世之言先不凝聚着毛泽东对国家兴衰和中华民族的一片拳拳之心。
再次，毛泽东具有远大的抱负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毛泽东青年时代就豪迈地宣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直到古稀之年，他仍然胸怀“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情。正是毛泽东深信自己所从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宏伟使命和祟高价值，才使他思维不静止、不保守，敢于弃旧图新，别开生面，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果敢的决断力和惊人的创造力，即使他面临重重障碍，甚至在遭到挫折的逆境中未曾动摇过。
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的开拓与创新精神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他的这种开拓与创新精神不只是他个人所独有的，它集中体现和代表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毛译东作为党的领袖，按照列宁的说法，是无产阶段政党内“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不但要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要建设一个新世界”，体现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亿万群众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时代特征。显然，由于当时国际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由于长期历史所造成的经济文化基础落后以及传统习惯势力和体制弊端的制约，毛泽东的开拓与创新精神难免不曾受到一定的历史局限。
（三）
毋庸置疑，毛泽东固然有开拓力、创造力的天赋、智商和灵感。他具有丰富的经历、渊博的学识、强烈的好奇心理、深邃的思维能力和独特的钻研精神。毛泽东这些超出常人的条件，是他开拓与创新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而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开拓与创新精神的精髓所在。归根结底，正是立足于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使毛泽东形成了独特的创造力，才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这种实事求是的开拓与创新精神，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主要特征：
一是“注重调查研究”，“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事实上，千百万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毛泽东开拓与创新取之不尽、用之不渴的智慧源泉。毛泽东从参加革命活动伊始，就十分注重群众的社会实践和调查讲究。他指出：“使党员们注重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在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批评那种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只靠共产国际决议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教条主义错误。他再三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历来倡导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正确的领导方法。毛泽东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是由于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群众路线，从大量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中获取了丰富生动的、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归纳、演绎、分析和综合，由此发现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才上升到独创性的理性认识。诸如：从首次肯定农民运动“好得很”的正确结论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科学论断的提出，从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论十大关系”到被誉为“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等一系列思想观点的创立，无不渗透凝聚着毛泽东注重实践、注重调查研究的心血和成果。
二是“被除迷信”，“不搞盲目崇拜”，“不照搬外国经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毛泽东毕生为之倡导的一个信条。毛泽东认为：“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活人也好，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毛泽东历来强调独立思考，反对盲从。他指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物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具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由此可见，毛泽东反对迷信权威，并不是不要权威；反对迷信名人，并不是不要名人；反对迷信外国，并不是反对向外国学习。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学习外国经验上，毛泽东历来主张采取科学扬弃的辩证方法。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和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对一度出现的照搬前苏联经验的倾向，毛泽东强调：“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搬的也搬过来了不少。那些搬的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显然，这种反对迷信、独立思考、批判继承、绝不盲从的科学态度，赋予了毛泽东敢于向一切权威和“大人物”挑战的铁骨铮铮的“虎气”和“猴气”，赋予了他强烈的开拓与创新精神，使他以大无畏的革命创造胆略冲破了号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路残的压抑，开创了井岗山“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天地；拒绝了“铁腕人物”斯大林“划江而治”的指令，指挥百万大军追究寇，一统天下；顶住了赫鲁晓夫以“老子党”自居的强权，领导全党独立自主地探索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三是“相信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不随波逐流，不轻附众议，对全新的事物、对真理追求持有独到的见解、敏锐的判断能力和强烈的自信心，这是毛泽东开拓与创新的一个显著特征。毛泽东深信：“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俐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时期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初步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等正确思想，就曾经遭到陈独秀等人的反对。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历史作了公正的裁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才为党内大多数人承认和接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正确领导曾几次受到排斥，他创立的正确思想和战略战术一度被王明“左”倾盲动主义所取代，但他仍然坚信“边界的红旗子始终不倒。”在经历了惨痛的挫折后，全党在遵义会议上开始了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终于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和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总之，在毛泽东漫长的领导生涯中，他提出和创立的独创性的科学思想，也不乏一种不人亦亦云、独辟蹊经的“反潮流”精神。
四是“戒‘左’与戒右”。毛泽东的开拓与创新，并不是随心所欲，凭空设想，盲目蛮干，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相一致。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多次审视总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教训，一再告诫全党，即要反对“左”，也要反对右。以后，他多次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他认为：“超越时代，超越当时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时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以坚定的政治毅力和巨大的理论勇气，突破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思想禁锢，创立和倡导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排除来自“左”和右的干扰。例如，他在领导延安整风运动中，在指导思想上清算了王明“左”倾教主义的错误，使全党获得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又如，五十年代未，他在领导纠正已经察觉到“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运动“左”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具有创见性的科学思想。他在戒“左”戒右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政策策略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开拓与创新，探索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除了以上所列举的一些主要特征以外，其他诸如：抓主要矛盾、学会“弹钢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领导与群众、个别与一般相结合；一切经过试验，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以及博采众议，善于吸取不同意见等等，都是他不断开拓与创新的显著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纵观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矢志不渝奋斗的一生中，在他晚年犯严重的“左”的错误之前，实事求是是一以贯之的。这正是毛泽东“认识和改造世界”，不断“破旧立新”、“除旧布新”、“推陈出新”的精髓所在，也是毛泽东的伟大之所在。
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开拓与创新精神是全党和中华民族的瑰宝。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弘扬这种精神，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拓性事业。在新旧体制并存和转换的过程中，我们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教条来束缚自己的手脚，又不能无条件地、原封不动地照搬国外模式，也不能把国内实际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是凝固不变的，唯一的抉择在于进一步弘扬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按照“三个否有利于”的标准，勇于实践、大胆开拓，敢于闯险区、破禁区、探盲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