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准备

李　伟

[摘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做好了、做足了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从而当历史的转折一经出现，就准确地把握住它，带领中国共产党把新民主主义革命顺利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期奋斗的结果，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是一个革命自然史的进程。

[关键词] 毛泽东 社会主义 历史准备

一

中共党史研究中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所以发生这样那样的曲折、失误，是因为理论准备不足而造成的。这一观点含着这样一种潜台词，应当事先把理论准备好了，理论准备足了，这样干革命和搞建设就会顺利了，就会避免失误和曲折。

我们认为，这个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观点是不科学的，不符合理论建设和革命斗争的相互关系和实际进程。经验告诉我们，革命是需要理论的指导，但是历史上没有哪一次革命是在先研究好了一套理论，事先准备好了一套理论，然后再依照这个理论按部就班地进行，革命的理论决不同于工厂里生产产品的图纸。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绝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坐在屋里一门心思研究出来的，而是他们积极进行革命活动的记录和总结，所以马克思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些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恩格斯公开申明，马克思主义没有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过“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不要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 他还说，他们关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列宁主义也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理论准备不足这个观点所以不科学，是因为它经不起这样的追问，即所谓理论准备是什么，准备什么，怎么准备，准备到什么程度就算准备足了？革命斗争史上有理论“准备足”了的案例吗？况且，既然提出了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那么请提出这个观点的人自己把今后所需要的理论给准备出来，能做得到吗？显然这种观点是行不通的，是违反历史常识的，完全是书生之见。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本本主义的一种很隐蔽的形式。

毛泽东早就批评过这种情况：“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在实际生活中，那些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人眼里所认为的“本本”，就是他们自以为已经“准备足”了的理论。毛泽东没有这样的观点。在毛泽东看来，我们欢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是：“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的观点是多么的明确和彻底，回答了理论是从何而来的问题，说明了理论是怎么“准备”出来的。
著名理论家胡乔木这样评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达到政治上成熟和推动革命新高涨的时期……对于中国革命的今天的胜利，是完成了最重要的政治准备和干部准备。” 毫无疑问，所谓理论准备足了，就是思想成熟了，这只能是政治上成熟和实践上成功的理论表现。这样的思想理论只能在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培养出来，形成起来，并推广开来。

二

随着中国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全面胜利，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头。在这个历史的关头，存在这样两种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把革命依然保持在民主主义的范围，一种是书写中国革命的“下篇”——社会主义革命。这与其说是历史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实现愿望的机会，不如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几十年的革命中造就了一个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但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机遇是一回事，能不能成为现实是另一回事。历史的机遇往往稍纵即逝。自觉地抓住它，造成有利于本阶级的社会变革，只能是那些有准备的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那时国际国内许多方面都有利于他们。但是中国大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但不联合一起抗日的中共战友共同实行社会改革，反而恩将仇报，失败于自己发动的反革命内战中。对于斗争的双方来说，一方失去机会，往往意味着对方得到机会，这是历史上常有的事情。——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把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变成了实现社会解放的人民革命战争。

革命转变问题是革命进程经常发生的事情，换言之，就是在敌情、国情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候，在历史转折的关头革命向哪里去、阶级向哪里去、国家向哪里去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转变问题有大有小，提出的问题自然也不相同。比如，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就是个老问题了，又总是个颇有争议的新问题。民主革命时期讨论，新中国建立时也讨论，直至改革开放以来仍在不断地讨论。1979年，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发表了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到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又谈到这个这问题。可见这不是个小问题。无论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民族，在历史的关头，看不清前途，不知道方向，不明白结局，稀里糊涂，如同盲人骑瞎马，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负责任的政党，一个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一个敢做敢为的政党，是一定会向她的人民阐明这个问题，从而带领他们不断前进。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多次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革命转变问题，总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及时调整战略策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走向胜利：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失败了，怎么办呢？毛泽东果断决定，队伍不散，上井冈山，建立“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红色政权”；

——1935年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预见到“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果断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与资产阶级联合抗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红军今后如何作战呢？毛泽东迅即调整红军的作战方向，要求全部红军坚决“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 发挥红军做群众工作、创建根据地的特长；在中国革命战争的二十二年里，在中国共产党内，只有毛泽东提出了“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问题；

——1942年、1943年，毛泽东做出了全党整风和军队大生产的决定；历史证明，“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个根本性质的效果”， “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影响着革命的全局，就不是个策略问题，而是个战略问题了；

——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尖锐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 1945年8月抗战一结束，毛泽东立即提出了“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的问题，“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提醒和告诫全党“一场很严重的斗争”就要到来，“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 开启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

——1949年3月，毛泽东展望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号召全党“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放眼中国革命的进程，毛泽东领导全党做了多少次战略调整，是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其中在两个方面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前进的道路，一是在民主革命斗争中，毛泽东自觉地培养中国共产党“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在斗争中教授中国共产党“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的本领， 这是为后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做的最切实的、最全面的历史准备。二是我国一定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不是像有的人说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才做出的“选择”，而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必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革命， 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脚踏实地地把这种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工作与现实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

那么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做了怎样的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呢：

——1928年底，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上井冈山一年了。他多次与红四军和红五军的领导人交谈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而造就这样基础，首先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创建赣南根据地。为了培养红军和地方干部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毛泽东决定从做好社会调查入手，写作了《调查工作》即现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教导他们在当前的民主革命中一定要树立起社会主义革命的远大目标：“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1935年12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告诫全党在当前的民族民主革命中不要忘记其中蕴含着未来的革命转变问题，“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成为全党关心的大问题。1937年5月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专门指出，“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在中国革命这篇大文章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

在毛泽东为革命转变所做的准备中，不仅有政治方面的内容，还有哲学方面的内容。1937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做了《矛盾论》的哲学讲演。其中就中国革命转变的问题，做了哲学上的分析和论证。毛泽东向抗大的学员们指出，“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用这种哲学的思维看待当前的革命斗争，那么“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因此，共产党人应当在当前的革命中创造条件，做好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各种准备，使“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请读者注意“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这句话，特别是其中的“直接联系”四个字，这对我们思考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类似这样内容的文章、报告、讲话，在后来起伏变化的对敌斗争中，直至革命胜利，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其中尤以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讲得更透彻，我们不一一列举。读者只要认真翻阅毛泽东的著作，就不难发现，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关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即在革命转变这个总题目下的论述，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刻，文字之量大，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的一个主要内容。其中，毛泽东做出的一系列著名的论断，至今读来依然是那么的精辟：

——“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别为中国革命这篇大文章的“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在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为了革命的转变，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所做的准备不仅是理论上的，而是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深入到革命根据地的社会生活里。

在三十年代的江西中央苏区，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时候，为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制定这样的政策：“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在1943年的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在劳动力的组织和调配方面，有意识地培养和推广有利于合作经济和集体劳动的习惯和手段：“边区今年来了一个革命，全区三十五万个全劳动力，经常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变工队、扎工队中的有三万余人，即占全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临时性组织的，就延安县说有百分之七十，明年一年还会有所发展和提高。边区绝大多数的县，应向延安县看齐，要将劳动力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形式中，其中临时组织的占大多数，经常组织的要根据各县情况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达到十万人左右。”毛泽东所以能够主动培养和推广这样的劳动习惯和生产方式，完全是因为他清醒地用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把现实和未来结合在一起：“边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是过去的封建剥削关系，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在有一半的地方经过土地革命已经完全破坏，另一半的地方经过减租减息也受到打击。这就是土地革命，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 就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号召所有抗日根据地的农民“组织起来”，毫无隐瞒地告诉全体农民，组织起来的一个目的，就是“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

从毛泽东的这些自觉的有意识的历史活动中，我们不难看出，建国后蓬勃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不是毫无历史准备的、偶然的、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它的良种不仅早已深深地播种在民主革命的广大沃土里，而且已经是破土而出的幼芽。它到社会主义社会茁壮成长并获得大丰收是必然的事情。如同毛泽东后来所说，“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的是社会主义，就不能长出资本主义。有一分耕耘，必定会有一份收获。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有心人。中国革命的走向，写完革命的“上篇”就写革命的“下篇”，早就在这样一系列的情况中敲定了。

三

用“主观意志论”、“人为加速论”、“翻版论”、“生产力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超阶段论”怀疑或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观点，其思维的根基就在于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是缺乏，甚至没有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准备。

毛泽东为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打造理论准备，并把这一理论准备落实到当前的民主革命中，集中地表现在这样一个问题上。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即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这次讲演里，毛泽东开篇即向与会代表提出了一个尖锐而醒目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马克思说得好：“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每个历史时期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就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在抗日战争的年代，毛泽东提出“中国向何处去”是个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和将来阶段的关系问题”。 无疑，“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那个民族民主革命时代的最根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里，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那个时代的呼声，是时代精神的写照。那么谁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呢？就是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向社会公开宣示的：“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

什么叫理论准备？就是在事情还没有清晰地出现，还比较模糊的时候，就预见到它必然的发生，不仅做出科学的说明，而且用来指导社会革命的走向。这就是那时毛泽东向全中国宣告的：“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毛泽东怎样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呢？

第一，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和国际环境决定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由于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另一方面，由于“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不容许”的；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企图使中国成为类似“基马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已无历史的可能，“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出现。

第二，中国革命的巨大力量正在为中国走向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扫清道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是由于它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为建立社会主义而创造前提。既然不能走欧美资本主义的老路，又不能走土耳其式的资产阶级道路，那还有什么道路可走呢？中国只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

第三，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把中国推向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从而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现实表明，“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因此“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事物运转就是这个道理。

第四，“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毛泽东把握了列宁主义的这一革命原理，运用它观察中国革命，坚信“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真正掌握这个原理，懂得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不平衡，引发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互相争斗，从而成为“革命的间接后备军”，可以巧妙地利用他们的矛盾，推动革命的转变。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中国革命也吃这一碗饭”。 这个原理是中国革命转变的理论基础之一，指导了革命。

所有这一切，使毛泽东坚定地相信：“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通过科学回答“中国向何处去”，毛泽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地指出了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 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各阶级、各政党公开亮明了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前途的态度。

在上面的马克思论述问题的一段话里还有这样一句：“任何一个时代的反动分子都是反映时代精神状态的准确晴雨表。” 事情就是这样，“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经提出，就在中国政坛激起了强烈反响，各党派纷纷著书立说。1943年，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的著作，就像书的名字一样，公开阐明中国的未来要按照他的政纲做安排。可以说，争夺战后中国之命运的一场大较量，在这时，首先从思想上理论上就开始了。

这场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关于中国前途的大论战，大交锋，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影响立竿见影，源远流长，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道路之争，就这样针锋相对地拉开了局面，并一直延续下来。这场争论的意义和影响是什么呢？毛泽东当时就指出，“两党的争论，不是如有些人们所说不过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或甚至是意气用事的争论，而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 尽管那时鹿死谁手尚未分明，但是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以一清二楚的语言，叱咤山河的态度，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人改朝换代的意志：“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不论怎样迂回曲折，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任务总是要完成的，而且这种时机已经到来了。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实现，谁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这场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大争论，就是为未来中国做出的最好的理论准备、思想准备和精神准备。它不是产生在大学教授的课堂和书本里，而是直接发生在执政的国民党和在野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直接发生在中国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之间。正是这场大争论，正是这样的大争论，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直接地、面对面地、毫无保留地、深入地、具体地争论了未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几乎所有的最基本的问题，使他们之间有了全面透彻地了解。难道还有比这样的思想争论更好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吗？这样一个不是某个自以为是的道学家主观臆造的理论准备，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

在民主革命中，毛泽东就为中国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做好理论准备，并坚持不懈地向全党宣传，要求全党必须做好革命转变的思想准备，是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由此也在当时和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发挥着巨大的力量和巨大的作用，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对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种最基本的最经常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教育。只有这样的思想教育，才能使全党坚定地树立起远大的必胜的革命目标，使全党清醒地认识到革命任务是什么，我们的革命目的在哪里。这样的理想信念，才使中国共产党人在那么艰苦卓绝环境下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没有这样的思想教育，共产党人就无法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严格地区别开来， 就会在思想上软弱无力，麻木不仁，就不能抵御和清除来自党内外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侵蚀，完全可能堕落为第二国际那样的社会民主党，成为国民党的思想俘虏。无疑，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队伍的人，正是在这样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下成长起来，他们一定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和阻止不了的，一旦历史的机遇出现，他们就会把伟大信念转变为伟大的现实。

第二，为什么说“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左”的倾向“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时，就过早地实行取消一切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社会主义措施。右的倾向是“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在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不懂得当“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

第三，这样的理论是思考和制定民主革命时期各项政策和策略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阐明了这样一个基本原理：“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毛泽东是真正领会并成功运用这个原理的典范。由于树立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所以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政策和策略才能保持坚定性、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不是左右摇摆，朝令夕改；更没有那种只顾眼前利益的、随机性的实用主义东西，真正把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结合在一起，在解决当前具体问题时也兼顾到未来，往往取得了退一步进两步的战略效果。毛泽东不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大师。由于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和策略具有前瞻性，因而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兼顾到未来的伟大历史结果——“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准备是中国革命在实践方面的思想表现。因为在中国革命的“上篇”和“下篇”的关系里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总结，揭示了中国革命转变的内在联系。

毋庸置疑，在建设革命根据地的长期斗争中，毛泽东在党的建设、人们军队、统一战线等方面扎扎实实做出的具体工作，实际上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未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职能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制度上的准备，培养出了一大批坚信社会主义道路的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应当说，人的方面的准备是最根本的、最有效的准备。正如邓小平坦言的那样，“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 “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 有了这样坚定信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国安能不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通过科学地回答“中国向何处去”，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为后来的革命转变做好了、做足了理论的准备和历史的准备，从而当历史的机遇一经出现，就能准确地把握它，顺利实现社会革命的转变。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期奋斗的结果，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是一个革命自然史的进程。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