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惊雷]
在建国前后直至60年代，毛泽东针对我党历史任务的转变,党的地位的变化，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他把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到一个更引人注目的高度。
他针对建国后共产党人掌权做官，从事经济建设，物质生活的改善，有一部分共产党人可能出现根本目标失明，根本宗旨和理想淡化，追求个人享受思想的滋长的情况，向全党发出了“警防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的告诫，并三番五次地提醒人们；一而三再而三地要全党和广大干部，不要忘记无产阶级政治，不要放弃人类的理想。号召人们做革命到底、走完万里长征的英雄好汉。并于1951年到1952年初，发动了一场全国化的“三反”“五反”运动。
后来，毛泽东确实发现一些共产党人和群众在经济建设中，放弃了党的理想和宗旨的教育，轻视进步思想精神的生产的情况，严肃地批评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1)并且，还特别强调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他要求：“……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务，党的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2)
当毛泽东逐步发现，进城以来,一些党员干部不联系群众,不民主，搞一言堂；不艰苦奋斗，追求享受；骄傲自满，搞官僚主义，甚至有些人贪污腐化、蜕化变质，他便苦口婆心地警告说：如此下去，放弃政治理想，脱离群众，总有一天要出现“霸王别姬”的悲剧。
在60年代中后期至1976年，毛泽东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阴影方面，尤其是党和广大干部中的以权谋私、脱离群众、官僚主义、政治方向失明、革命斗志蜕减等阴暗面，看得比以前更严重。他便把思想政治领先战略，运用到了“极限”。在一些人看来，也只有这一段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政治领先才是作为一种战略出现的，──因此犯的错误也最大。在这一段时间里，思想政治领先，无论在理论上，无论在实践上，都以完整而系统的形态出现了。整个社会开展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开展了紧锣密鼓的政治斗争，进行了广泛的认识和涤除中国历史文化沉滓的思想教育。后来，实施这种思想政治领先战略的具体形式发展演变成最为特别的方式，即“文化大革命”。
在这段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领先的基本观点──依据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新情况，有了较大的发展。首先他认为：工厂里头，相当大的一个多数，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些人中有好人，但是他们跟错误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他还认为,少数单位的领导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此，他重申：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所以,他强调性地号召：要加强思想政治路线教育，要学习马列，要坚持马列，坚持社会主义。他要人们懂得：资本主义不是不能高速度，而我们要的社会主义高速度，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在克己利人的思想下，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努力艰苦奋斗，而形成的高速度（这实际上出发于无资两个阶级完全不同的文化、道德基点）。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思想言论还体现这么一个思想，中国的封建社会时间很长，人们的旧习惯势力还比较大，如果不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旧习惯势力有可能造成旧社会得以复辟的恶果。具体地说，当代的人民革命，如果不使革命的领导者和主体力量──广大工人农民──跳出旧文化思想的巢穴，中国共产党就可能成为“第二个李自成”，甚至出现“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3) 的历史丑剧。
上边我们已论述,毛泽东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就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谓“李自成”之说，“宋江、方腊”之喻，旨在告诉人们，在人民革命取得某种成功后，在有利可得，有名誉可争时，本来革命的人们如果不最终摆脱历史思想的沉滓，放弃人民革命的政治目标，就可能顺着旧文化的自然斜坡，理直气壮地──甚至是甜甜蜜蜜地──向下滑，又滑向自己的反面，仍会去重建（恢复）自己当年深受其害而决心推翻的社会。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资本主义复辟。
不过，在这些本来的革命党人手里恢复的旧体制的社会里,这些本来的革命党人则成为剥削压迫他人的人了,而不再是以往的受压迫者。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的农民革命常常如此:不断起义又不断陷入旧周期之中。不是起义胜利后自己做皇帝，成为新的剥削压迫者，而骄奢淫逸，就是利用起义队伍为政治筹码，同统治者讨价还价，到朝廷谋官求职，封妻荫子，又去打别的起义者，又去压迫别的农民，如同宋江。应该说，这种在旧周期中循环的状况，在新的生产力出现之前，是有一定必然性的。而在近、现代以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新生产力出现之后，这种循环就应打破，也就能打破了。
为了对中国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在他认为“马列也被一些人打得粉碎”的历史背景下，还以“反潮流”的无畏气概，不怕自己也被“打得粉碎”，以最大的魄力，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推给这个有古老传统的中国，努力对它实施政治性改造。实际上，他决无奢望，──决不以为自己没有失误。他是尽一个责任：首先给保守、懒散的人们一点刺激——即如在“猫的屁股上擦辣椒”——使之跳腾起来。于是就有文化大革命。
思想政治领先确是毛泽东贯穿一生的重大举措。至于其是非功过，自留后人评说。我这里仅着如实的述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笔政治遗产，当让后人在实践中，在认识选择中持是涤非，扬功改过。
毛泽东这种辩证看待得失，把住长远目标，权衡利弊，而取利大者，不为懦弱的善良、平庸的同情挡住前进道路的一贯想法，马克思也曾表露过。
马克思于19世纪50年代，曾以不无矛盾的心情，描述经济和思想上落后国家在社会革命和政治斗争冲击下（不过，当时马克思讲的是资本主义的革命冲击），出现的混乱、惶恐和痛苦。他说：从纯粹的人们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亲眼看到他们的成员在丢失自己的祖传的谋生手段后的痛苦，是会感到悲伤的……
但是，马克思不是徒有善心的慈善家，他从来都认为政治革命带来的混乱和痛苦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他接着说道：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旧的生活、生产方式，这些旧的观点，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即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们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我们不应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在表达了这一系列思想之后，马克思仍希望以革命的形式，促成古老社会的崩溃。他明确而坚定地说：“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高唱：
‘即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4)
马克思、毛泽东考虑问题，衡量得失的方法，也完全是可以用来衡量毛泽东的思想政治领先战略的。
事实上，历史已经在悄悄地做评论性结论：东欧和往日的苏联已成为资本主义的今天，基础本来较东欧和苏联差得很多的中国，仍在顽强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有效抗击着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潮，不正说明毛泽东思想政治领先战略的作用吗！
注：
(1)毛泽东：1955年在《严重的教训》一文上的按语
(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3)《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第353页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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