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和探索过程及其态度的科学性（简述）
从已显示的资料看,毛泽东个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接受,以及他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确认，有如下的过程和理论表现：
一是五四运动前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毛泽东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 毛泽东在《谈政治》的文章中说：“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场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那时, 毛泽东还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中，宣扬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坚信它将“普及于世界”，希望中国人也应该仿效十月革命。毛泽东自己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使本来落后的苏联产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当代无产阶级的决定人类命运的力量，看到了人类光明的前途已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共识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形成了。毛泽东对此的理论说明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前途”。这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是指的什么呢？毛泽东在另一个地方指出，由于国外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失去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可能，我们历史的新选择是：不是倒向资本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而中国百年来到处找出路，曾向西方学习，然而先生老是欺侮学生的现实，使中国人警醒并认识到，世界上那些已经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希望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以，中国只能走向社会主义。
三是在本世纪的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前半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毛泽东为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文化、民主和建设提出的一系列的探索性观点，其中突出之点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理论的系统化。
四是毛泽东的晚年，在他号召学习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提出了要“社会主义的高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号召人们认识列宁所提的时代的问题。列宁说：我们面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是由历史规律所决定的必然出现的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切民族的解放运动，都不可能不打上社会主义的烙印。
由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以深刻的历史见解和现实运动为依托的：
首先，封建专制在中国已穷途末路，它导致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和腐败，由此招致了帝国主义的入侵。
其次，在封帝官三座大山压迫下，中国曾进行若干次反抗斗争，从太平天国到戊戌维新，然而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来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虽取得局部的胜利，终因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窠臼，后来又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基地上。这一历史结局，符合私有制条件下的世界性竞争逻辑。因为以竞争利己为本质特征之一的发达资本主义，它的战略谋图是绝对排斥别的大国也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的（即不培植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正象人类出现之后，地球上其它高级动物进化为人的道路被人破坏一样（起码是其它动物不可能再沿着猿进化为人道路前进）。只不过前者是人为自觉的，后者是自然自发的。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本来落后的俄国通过十月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并促进了苏联社会的深刻变化。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历史和现实发出强劲的呼喊，中国人民不能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人们：时代需要的人物，它自己即能产生出来；时代需要的思想和理论，也会应运而生。就这样，时代也给中国先进分子铸就了社会主义灵魂。无疑，受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些先进分子及其社会主义灵魂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完全科学的。
从唯物主义反映论上说，感觉是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但感觉到的东西不可能一下子理解和认识。不过，感觉达于理解和认识，不是坐而待之，它是通过实践的桥梁过渡的。就是说，感觉到的东西，人们可以也可能通过实践──开始是模仿──继而深入实践，去理解和认识它。无疑，模仿、摸索的过程，可能是充满缺失和错误的过程（人类的历史主动性实际是允许这种缺失的）。不过，只有通过这一过程，人类的认识才能由感觉达于理解和认识。而一旦正确理解和认识形成, 人们则能进一步感觉它，从而进入新的认识领地。
中国的社会主义选择、实践和认识正是循此规律进行的。
20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以及50年代后的探索实践，因其主体是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的，它虽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但对其带有自身特点的必然性的论证，以及一般理论和自身实践完全结合的科学理论，仍显得缺乏，即缺乏“具体的抽象”理论。这种缺乏，不但为50年代后社会主义建设困难的实践所证明，也为迄今还有人对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会主义，持否定态度所证明。毛泽东是不隐瞒这一事实的。建国后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没有先知先觉，没有天生的圣人，对社会主义，说我们什么都懂了，没有的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严肃地看到，社会主义在中国还不巩固，还有极少数人总想颠覆它，并且这种状况将长期存在。
毛泽东的这一态度是科学的，他所承认的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仍有认识不够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但毛泽东确定的总体指向，却是十分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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