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拔干部的标准和识别干部的方法
――论毛泽东干部思想的现实性之三
杨连旭
（2006年4月）
毛泽东指出，干部主要来源于“愿意并且实行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知识分子和在人民群众中涌现出的骨干分子。
那么，怎么样确认群众化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化的群众骨干是干部人才呢？
换句话说，以什么样的标准、怎么样从中选任干部呢？
（一）
关于干部的标准，毛泽东的总原则是：才德兼备、又红又专。
1937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
“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277页）
1938年10月，毛泽东又明确强调：
“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7页）
1943年6月，毛泽东再次规定：
“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9页）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仅早已对共产党干部人选的政治素质、品德素质和工作素质的标准都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而且他所规定的干部人选的原则，又分为最高标准和最低标准。
所谓最低标准，就是作为党的干部起码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即一是无限忠心，包括富于牺牲精神，在困难中不动摇，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二是联系群众；三是独立工作能力，能独立解决问题；四是遵守纪律，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
所谓最高标准，那就是党的干部所能达到的最高素质。即在基本素质的基础上，还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和阶级的英雄！
（二）
为什么毛泽东要为党的干部规定出最低和最高两个标准呢？
因为现实中，能够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首先从理论上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形成政治远见，而后自觉地主动投身于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并为之牺牲一切而在所不惜的人终究还是少数。
大多数人首先是由于生存的原因或朴素的感情加入事业的，他们只有在而后再经领袖们的教导才能逐步成长为自觉献身于事业的、大公无私的、民族的和阶级的英雄。
既然是逐步的，那么就不可能以一个标准进行统一要求。
尤其是对多数普通党员和基层干部，突然要求有多么高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远见，实现大公无私，更是不现实的。
对此，毛泽东表现出了浓浓的人情味，他指出：
“把共产党员为着供给家庭生活（农村党员）和改善自己生活（机关学校党员）以利革命事业，而从事家庭生产和个人业余生产，认为不光荣不道德的观点，是错误的。”（《毛泽东选集》三卷第912页）
显然，毛泽东所规定的党选用干部的原则标准是有着永恒的历史意义的。
那么，怎样将这些原则标准具体化为执行标准呢？
在生死相拼的残酷战争时期，十分简明，几乎一目了然：艰苦条件下不离队，战场刑场上不怕死，杀敌歼敌多，根据地解放区发展快。
和平建设时期虽然干部的原则标准的具体表现形式变得复杂化了，但是由于相当一个时期内干部的主体依然是经过战争年代考验过的，倒也不显得急迫。可时至今日，这个问题就显得万分突出而迫切了。
正是由于党选用干部的原则标准没能及时地具体化为系统全面地执行标准，留下了暗箱操作的空间，为投机分子钻营和腐败分子投机提供了方便，导致有些地区和部门的干部队伍是，能者下、劣者上、蠢者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腐败横生，天怨人怒。
所以，建设干部队伍的当务之急是将毛泽东关于选用干部的原则标准具体化为各级各部门的执行标准，然后以铁的法纪确保这些具体标准一丝不苟地执行。
（三）
仅仅是严格依据标准，也并不能完全保证所选拔的干部就是才德兼备，就能实现人尽其才。
因为，人是善于伪装造假的。尤其是投机分子和异已分子，风头主义、投机取巧、哗众取宠、急功近利、虚报浮夸、欺下瞒上、投其所好，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时下，大批投机和腐败分子飞黄腾达，除去其它原因之外，还在于他们颇能迷惑人们一时。
所以，毛泽东强调：必须善于识别干部。
那么怎么样才是善于识别干部呢？
毛泽东指出：
“不仅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7页）。
参悟毛泽东思想，实际上识别干部的方法有两重意义和双重作用。
一方面，识别干部不只是在选取任干部时，更主要的是要在平时在日常中识别干部。因为既便是把标准制定得十分科学周密，但是选用干部也跟购物不一样。购物可以依照标准到商场就买，可干部人选有许多思想和能力的内涵并不是死条件硬标准所能全部涵盖的，也不是突击考察所能彻底发现的。所以，对干部人选，必须通过群众路线在日常中了解，从全部工作和全部历史中分析。
另一方面，识别干部不仅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也要看在非常时期关键时刻这一时一事的表现。
毛泽东认为：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既便是投机分子和异已分子，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也会一时做些好事。因此，决不能凭一时一事看干部的德才，必须从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看。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但是，非常时期和关键时刻的为人处事往往又能充分展示干部才德，特别是在和平年代，这样的时期和时刻并不多见。因此，必须格外珍惜这样的一时一事，用以识别干部的品德优劣和才干大小，淘汰才德平庸的好好先生。这正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
当然，无论是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还是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都必须以毛泽东所坚持的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分为二的方法，联系客观分析主观，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过程，方能做出正确的结论。
选用干部本来是关乎事业得失成败，是长期性严肃性的大事件。可时下，在许多地方和单位却变成了临时性、随意性的工作。
他们选用干部，严重违背毛泽东的教导，不是把功夫用在日常，不是以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方式长期观察、仔细分析、反复鉴别，而是以形而上学极端化的方式进行临时突击性的所谓考察，或者以主要领导的“一言堂”，或者以部分人员的“大民主”投票，轻易草率地就任命干部。
这样，就给投机分子大开了方便之门，不仅导致了边腐败边升职、越腐败越升官的现象形成，而且导致干部队伍总体素质趋于下降，离人民群众愈来愈远、失误失败愈来愈多、人民愈来愈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