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长期工作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层。他告诉我们，对他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同志。1933年，他与毛泽东同志刚相识时，对毛泽东同志并不了解，但是到了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父亲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精神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对毛泽东同志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费尽心血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精神非常佩服，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才”。延安时期，父亲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工作，他与毛泽东同志共事的时间越长，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的理解越准确深刻，并深深地被毛泽东同志身上焕发出的那种探索与奋斗精神所鼓舞。他曾对我们讲，他在延安利用养病的时间反复阅读了毛主席的全部文电，仔细研究了毛主席的所有著作，思考很久后，他认为实事求是是毛主席想问题做事情的根本思想。那时，毛泽东同志在与他的三次谈话中，反复提出要他学习哲学，他照着去做了，终身受益。 从那时起，父亲逐步表现出彻底的实事求是和创造性的探索精神。 父亲曾反复对我们讲过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基础，领导机关制定政策，一定要拿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最后讨论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只有从现状表现入手，深入进去弄清真实情况，才能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尽管他主管工作的范围非常宽，但是始终坚持亲自调查研究，亲自写总结报告。他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期，中央决定中组部的工作要由过去面向延安转为面向全国，解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员数量大幅度减少的问题。当时各个根据地被敌人分割，中组部对敌后根据地的情况掌握不够。为此，他用了大量时间披阅和听取各个地区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以及地委书记、副书记的报告。又与组织部的同志学习毛泽东同志农村调查的方法，陆陆续续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对华北地区基层情况进行调查，邀请了乡党支部书记来延安谈基层情况，留下了9份详细的社会调查报告。这样的调查方法，使他对各个地区包括远离延安、交通很不方便的地区以及敌占区的基层情况，心里都有了底数。他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一道，把调查研究掌握的情况和以往丰富的经验结合在一起，改革组织工作方法，制定了比较正确而完整的政策，使全国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更加活跃并且是因地制宜地发展起来。7年之后，全国党员的数量从3万发展到121万。 （摘自2005年6月20日《文学故事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