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侦察电台工作人员题词
红军使用的无线电台
刘伯承指出：“没有通信联络，就谈不上军队指挥。”周恩来则形象地比喻：“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毛泽东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主要靠文武两条线指挥革命斗争，武的一条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长征的血火硝烟已经远去，但红军无线电波飞越万水千山建立的传奇功勋，则与青山同在。红军无线电事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发展过程。1930年12月，项英来到中央苏区，并带来一部15瓦的电台，因功率低，无法与外部联系。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在江西龙冈消灭敌两个旅，缴获一架15瓦的“收报机”（发报机坏了，只能收不能发），接着在宁都东韶歼灭潭道源52师一个旅，又缴获一架15瓦“收发机”。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红军缴获国民党公秉藩师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毛泽东、朱德立即决定建立红军无线电台。无线电台成立后，红军在江西宁都办了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接着红军总部移师宁都青塘，毛泽东在青塘无线电训练班讲课，内容是如何做好党支部工作和无线电通信的作用。
1930年12月30日，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红军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的两个旅，活捉师长张辉瓒，并缴获1部15瓦电台。遗憾的是，发报机被红军战士砸坏，只剩下收报机，只算得“半部电台”。 1931年1月3日，红军在东韶追击国民党谭道源残部的过程中，意外缴获敌军一部完整电台。通过这两次缴获，红军已经有了“一部半电台”的器材装备。1931年1月6日，在江西宁都一座农家小院里，红军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开课。起初学员只有12人，由从国民党军投诚过来的王诤、刘寅等同志负责授课。训练班的教学都是利用战斗间隙进行的，一个电码联系器成了主要教具，每名学员的左手大拇指也成了自备的手键，用以练习发报。训练电池都是前方电话队用了送到后方的废品，学员们把锌皮捅上几个洞，放在粗毛竹筒里，用盐水浸泡就有了电，而且还能用很长时间，被大家称作“麻子牌”电池。1931年5月，毛泽东、朱德在电台中截获情报：国民党军正向东固地区进犯。毛泽东、朱德下达命令，提出做好敌向我进攻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朱德当即决定：红军主力立刻从国民党郭华宗师和蔡廷锴师之间的空隙中隐蔽西进，16日拂晓，毛泽东率领着警卫排和电台登上白云山指挥所，指挥第二次反“围剿”战斗。5月31日，红军在福建建宁取得大捷，当晚，毛泽东、朱德在建宁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五次会议，决定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设在建宁，还决定利用先后缴获了敌军十多部电台以及原有的电台为基础，在建宁成立红军无线电通讯总队，直属红一方面军总部指挥。
红军无线电分队使用过的发电机
红军无线通讯总队，下设五个分队，队址设在建宁县城北部溪口大桥西桥头的青云阁，同时在建宁溪口杨家屋开办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其间，在建宁红军总部无线电台收到了江西兴国总后办事处发来的电报。这是红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异地远距离无线电通讯，结束了红军没有无线电通讯的历史。
此后，红军又在东固成立了“红军无线电教导团”，团长王诤，电台工作人员分两路，一路跟红军总部，一路留在后方苏区跟随中央局。此前，苏区中央局总部的电台与上海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央局电台在山沟的一个小祠堂工作时，刘寅值班，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之后，中央局电台每天收发中共中央的电报，并及时向前线总指挥部通报敌情，为前线作战提供信息。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无线电设备进一步得到充实。1931年9月，红军无线电总队迁驻瑞金，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设立了专台为大会播发新闻。
值得一提的是，红军在建宁设立的无线电训练班，培养出一大批学员。特别是红军总部二局日夜监听、截获、破译敌方电讯，破译敌密码众多。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通信兵无线电台中负责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红军在长征中，通过无线电队，严密地监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而敌人却浑然不觉。
1934年12月1日，红一方面军突破湘江，遭受严重损失，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时局变化，仍然坚持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蒋介石判断出了红军动向，集结重兵于黔阳、洪江地区，布下“大口袋”，企图在此聚歼红一方面军。 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转移的主张，得到中央多数领导同志赞同。关键时刻，红色电波架起空中桥梁。红军“四渡赤水”期间，中革军委通过三局无线电分队向各军团发出作战部署电报,各军团无线电分队通过快速收发电报上令下达、下情上报，仅总部与各军团之间就收发电报300余份。有力地保障了中革军委高效指挥3万多红军的机动作战，红一方面军连续击败黔军王家烈、侯之担的堵截部队并迅速突破乌江，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的大包围圈，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红军长征途中，无线电台不仅是对敌作战的利器，也是沟通上下、维护红军团结的法宝。其间，红色电波发挥特殊纽带作用、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就是一段明证。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川西北地区到处是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中共中央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前往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丰富的陕甘地区。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会后，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7月16日，先头部队抵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然而张国焘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不执行军委计划，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
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为照顾红军的团结，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随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儿盖集中。
8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两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率领右路军的毛泽东通过前敌总指挥电台致电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要求左路军迅速从阿坝出发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通过总司令部电台于9月3日复电中央，开始公开反对北上方针。中共中央则多次致电张国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但张国焘拒不执行。
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脚木足）宣布另立“中央”，公然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为加强指挥联络，中革军委曾统一调整5个电台分队加强红四方面军，原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无线电分队调整到了红军总司令部。然而，电台呼号和通报密码被张国焘下令收缴控制。由于张国焘的操控，转战中的红二、六军团一度与中共中央失去了无线电联络。
1936年1月21日，周恩来在致张国焘的电报中提出：“请将与二、六军团密码速告之，以便直接通报。”但张国焘为隔绝中共中央与红二、六军团的直接联络，于2月9日回电以 “对二、六军团大的行动方向与政治上有何指示，请直接发我处转去。因他们在行动中，时间宝贵，电台甚忙，勿耽误其时间……”为由，公然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
风雨如晦，终有晴时。幸运的是，1月27日夜里12时左右，中革军委三局经过苦苦搜索，终于找到红二、六军团指挥部电台的信号，并发去一份周恩来致任弼时的明码电报：“弼兄：我们已到陕北保安，豪密留老四处，弟豪。”电报中的“豪密”指由周恩来用化名伍豪编制的通信密码，“老四”则代指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
这一份万分珍贵的电报，让贺龙、任弼时知道了中共中央已经到达陕北，“豪密”密码本留在了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并不代表中共中央等诸多重要情况。
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的无线电通信虽然恢复了，但因没有密码本，双方就用打哑谜的办法，约定用共产国际纲领作密底通报。期间，张国焘对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的直接无线电通信联络十分“关切”，千方百计予以阻挠。
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任弼时态度坚决地向张国焘要来了“豪密”。中共中央即发电指示红二、六军团和第32军（原第9军团）合并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经过艰辛曲折的斗争，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图谋化为泡影，只得率领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一同北上，与中央红军在陕北会师。
在这场历时一年、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中，中共中央的红色电波，像一条无形却又坚韧的风筝线，将意欲“单飞”的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用力拉了回来，建立了不朽的传奇功勋。
毛泽东在《通信战士》杂志创刊一周年之际，为侦察电台工作人员题词，高度赞誉通信兵：“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