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轶事（2）
1945年8月28日，一架草绿色三引擎大飞机停在延安机场的停机坪上，机场聚集了有上千人。飞机前站着周总理跟王若飞，一身笔挺将官制服，腰佩短剑的国民党上将张治中，还有高高瘦瘦，戴墨镜叼着纸烟的美国人赫尔利。这架飞机便是赫尔利的专机。
不一会儿，毛主席也来到了机场，一身新的灰布中山装，一双皮鞋，一顶巴拿马盔式帽，一副出远门的打扮。平日里，毛主席给延安人留下的印象，总是一套旧布制服、布鞋，有时戴一顶灰布八角帽。这天的装扮，皮鞋是叶剑英买的，中山装是在北平专门定做的，盔式帽原本跟苏联驻延安联络组的医生借了一顶，但戴起来有点小，现在戴的这顶是周总理将自己的帽子摘下来让给毛主席的。
毛主席如此“盛装打扮”，的确是要出一趟远门，去重庆会一会向他发出多次邀请的“蒋委员长”。飞机起飞后，第一次乘飞机的毛主席要周总理告诉飞行员，让飞机在延安上空转一圈：我要向陕北人道个别。
在飞往重庆途中，随同前往的秘书胡乔木问毛主席，“我们能不能回来？”毛主席以他一贯的霸气洒脱回答道：“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
不怀好意的邀请
习惯晚睡晚起，甚至作息时间黑白颠倒的毛主席，8月15日一大早，就收到一封来自重庆的“万急”电报：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未寒
八年抗战是中国人民经过流血牺牲、艰苦奋斗赢得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了，迫切需要和平、民主、团结，需要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国民党蒋介石不顾人民的要求，一方面命令解放区军队应原地驻防待命；另一方面与敌伪相勾结，拼命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挑起反革命内战。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在挑起内战。我们应该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由于国内外强大的政治压力，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加上蒋介石打内战的条件还不成熟，蒋介石被迫采取了“和谈”姿态。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蒋介石的幕僚吴鼎昌。早在清末时，吴鼎昌考中了翰林，担任过大清银行总务科长，也算得上是中国金融业的先驱了。辛亥革命后，他仗着在日本留学时曾挂过同盟会的空名，去晋谒孙中山并获得赏识，获得筹备中国银行事务监督的职务。不久后，他又攀附袁世凯，后来在段祺瑞政府担任财政次长、造币厂督办。在北洋政府期间，吴鼎昌敛财无数，但仍不放弃做官。
在蒋介石政府，吴鼎昌既进过内阁担任实业部长，又曾作为封疆大吏贵州省主席。除此之外，他还曾做了《大公报》社长，也算是中国商人办报的先驱。1945年，吴鼎昌在贵州受到当地官员的排挤，被蒋介石调到重庆，做了国民政府文官长，成了蒋介石的幕僚。
然而，在蒋介石的幕僚中，亲信幕僚早有陈布雷、张群等人，王世杰的受重用程度也远在吴鼎昌之上。吴鼎昌向来不甘寂寞，他挖空心思，想了一计，上条陈给蒋介石要他电邀毛主席到重庆共商国是。如果一旦毛主席拒绝，内战祸端就可以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主席接受，谈判需要时间。这样一来，就可以为国军赢得接收和受降时间。如此“两全其美”的计策，深得蒋介石心意，很快就获得采纳。上文那一封电报，就是吴鼎昌奉蒋介石之命起草的。
第二天，毛主席复电：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铣
朱老总的电报，其实也是毛主席起草的，蒋介石在日本人投降后，以最高统帅的名义，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不得参与受降，毛主席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出抗议电报。此后，毛主席还亲笔为新华社撰写评论文章《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称蒋介石是“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敌我倒置”，“另一种形式的日伪合作”。
接下来，蒋介石又接连发了两封电报，催促毛主席去重庆，毛主席的回复一封比一封简短，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我不是不去重庆，只是时机未到。就在蒋介石沾沾自喜，认为毛主席不敢去重庆时，毛主席做出了前往重庆的决定。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了国民政府应“立即实施若干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同日，毛泽东复电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欢迎美国赫尔利大使来延安，他和周恩来可以偕赫同机飞重庆。
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其中指出：“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同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
胡乔木揣摩“不了之局”
在飞往重庆的途中，胡乔木问毛主席，我们能不能回来。他说，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
胡乔木揣摩，这“不了之局”大概是：国民党想要我们放弃军队和解放区，这是不可能的；国民党想要消灭我们，也是不可能的。蒋介石要谈判，我们来了；他要不要和平，那是他的事。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转身问随行人员：“去重庆，你们怕吗？”“不害怕！”
“对！这次去重庆，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谈判成功，那咱们就从从容容地回来；另一种可能是被扣押，坐大牢，甚至杀头。但也用不着害怕！要是坐牢的话，我们就在牢中看书学习。”毛主席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毛泽东先生来了！》，这是1945年8月29日《大公报》的社评。它道出了那时公众向往和平的普遍心情：
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19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
对“重庆谈判”这一当时的最大新闻，作为主人一方的国民党，其党报《中央日报》处理得很小家子气。报道少，短，通常安排在新闻版的右下方。例如《毛泽东昨抵渝》这条消息，还不如《我驻沪宪兵队开始执行任务》的消息突出。
当《中央日报》的社长总编辑很不容易，要时时揣摩蒋介石的意图，动辄得咎(抗战时期在重庆就撤换过三任社长)。毛泽东到重庆，《中央日报》得到的指令是“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
作为共产党的“笔杆子”之一，胡乔木对《中央日报》的尿性最了解不过了。在延安时，胡乔木是《解放日报》社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没少写稿子驳斥《中央日报》的言论。但此时的他，暂时是没空去写这样的社论了，因为他将全程陪同毛主席，参加接下来的国共谈判。
我们来看看胡乔木对重庆谈判的回忆：
毛主席刚到重庆，魏德迈就提出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我某部冲突的问题，要毛主席答复。毛主席对此非常生气：屁股还没有坐下来，就提这样的问题，根本不讲礼貌。这说明魏德迈和赫尔利是一个腔调，他们是代表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的。
谈判有两个主要结果：一个是表明国民党没有准备，没有诚意。他们先邀请毛主席去谈判，可是连个预案都没有。我们一去，国民党就被动了，方案由我们拿，逼得国民党表示接受和平、民主的原则。
同时，我们作了军事上的让步，而国民党对于这种让步既不好表态，更不可能接受，只能讲军令、政令统一等等。另一个结果是《双十纪要》很成功，允许成立党派会议有利于争取中间派。国民党在协议里答应的东西就不好马上撕毁。1946年1月发布停战令，虽然在蒋介石来说是应付性的，但他也不能不这样做。当时，全国人民要和平，英美苏也希望中国和平，签署了《纪要》是很大的成功。
对于谈判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情况也要交代清楚。例如，上党战役就是我们取得的很大的军事胜利和政治胜利。这一仗不仅打退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消灭了阎锡山的主力，而且鼓舞了人民的胜利信心，显示了解放军的实力，对谈判是很大的支持。
毛主席在离开延安前，要求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几个大胜仗，支援谈判刘伯承、邓小平心领神会，抓住机会，9月初发动了上党战役。当时，一些人为在重庆的毛主席安全担心，邓小平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
在重庆的毛主席听到上党大捷后，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还是去个武的吧”
陪同毛主席去重庆的，除了谈判人员及胡乔木这个秀才外，还有一员武将，那就是陈龙。
在毛主席决定去重庆后，延安无人不为他的人身安全担忧。谁都知道，陪都重庆的敌情是何等复杂。那里是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心，军统、中统的臭名早已昭著海内外。这些年有多少仁人志士死在他们暗杀的枪口下，杨杏佛、邓演达、史量才……
如何保证毛主席的人身安全，便成为当时全党最担心的头等大事。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选派忠诚、勇敢、机警和富有牺牲精神的人，形影不离地跟随毛主席，以保护他安全归来。谁最适合承担这样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当时中央社会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一起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康生一连提出几个人选征询毛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听完，沉吟片刻后问道：“你们那里不是有个陈龙吗?”
“有，只是这个同志的脾气不好。”康生答道。
“听说他带兵打过仗?”毛主席没有理会“脾气”问题。
“在东北抗联当过参谋长，我们有时还叫他将军呢。”李克农连忙介绍情况。
“那还是去个武的吧。”毛主席略作思忖作出了决定。
中央社会部与党中央同在枣园办公和居住，毛主席很熟悉这些同志，他独具慧眼，心中早就想到了陈龙。
陈龙，原名刘汉兴，自小就投身东北护路军21旅，练就了一身非凡的本领，从一名士兵渐次擢升为连长。1936年，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到延安，在中央社会部担任保卫部门的领导工作。
回到社会部，康生和李克农立即把陈龙找来，向他当面交待了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
“你将化名陈振生，以主席秘书的身份，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全面负责毛主席人身安全的保卫工作。”李克农说，并特意提到这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李克农当即解下随身佩带多年的左轮手枪送给陈龙。
抚摸着带着首长体温的手枪，陈龙的心情十分激动。领袖的信任，首长的嘱托，在他心头燃起了一团烈火。他语气坚定地向首长保证：就是抛头颅洒热血，豁出命，也要保卫主席的人身安全。
由于工作的关系，陈龙尽管对国民党的政治系统和特务机构十分了解，但这次去的毕竟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为了全面掌握重庆的情况，他连续找了几位从重庆回来的同志，详细了解那里的敌情变化和风土人情。
在重庆的一次公开酒会中，毛主席在楼上突然遭到人群拥挤，陪同的张治中、邵力子已被挤散。这时，一直紧跟在毛主席身边的陈龙忽觉楼板有些颤动，周恩来、王若飞亦察觉到这一危险信号，几人脸上都露出了紧张的神色。
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这正是周恩来提醒大家要万分警惕的自然事故!怎么办?
就在这一刹那，陈龙看见周恩来向他发出一个明确的暗示。
军人的素质，卫士的机警，几乎在同时起了作用，他马上从毛主席的身后挤到了前面，一只手挽着毛泽东的胳膊，另一只手用力推开众人，低声向毛主席说道：“快走!”与此同时，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也一起上前，拥着毛主席向楼梯走去。
楼梯上还有人向上拥，严严地堵住了下楼的去路。周恩来马上走到前面，一边劝说一边用两手分着众人，奋力开路。大家簇拥着毛主席总算从楼上挤了下来。
看到毛主席已经下楼，楼上的人蜂拥挤到楼梯口，地板又发出一阵响声，整个楼房都在颤动。
也许已经有更多的人意识到巨大的危险就要出现，楼上楼下引起一阵骚动，人们纷纷跟在毛主席的身后向外拥。正门和院里也挤满了人，许多没看见毛主席的人还在向楼内挤。此时此刻，那些身着警宪服装公开维持秩序的警察、宪兵几乎全都不知去向。
自毛主席到重庆那一刻起，蒋介石的心腹、智囊、谋士便一个接一个地向蒋介石献策、献计，目的只有一个：设法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尽管有人怂恿戴笠尽早下毒手，但戴笠有自己的算盘。特别是听到有人告诫后，便拿定了主意——决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去为别人当替罪羊。他有意拖延，一方面要困住毛主席，一方面要看初试锋芒的几场战役的结果，其中，他最关心的还是“上党战役”。可直到9月末，上党地区战事进展情况并不理想。谈判桌上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好像看穿了对方“拖”的阴谋，连续几次做出重大让步，不断推动着谈判向前进展。
“拖”，有点拖不住了；打，又不一定能赢。蒋介石有点一筹莫展。有几位谋士看出了蒋介石的心思，又献毒计——把毛泽东、周恩来软禁起来，扣作人质，逼共产党让步、就范!
陈龙迅速地把这份情报报告了周恩来。
10月8日晚，张治中在林森路军委大礼堂举行欢送晚会。张治中在讲话中宣布，国共和谈协定，将于10月10日签字，并表明自己将伴送毛泽东回延安。谁知就在这时，传来一噩耗：在离红岩村不远的嘉陵江边公路上一声枪响，年方35岁、外表颇似周恩来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饮弹身亡。
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没有惊动毛泽东，只是向王若飞、陈龙低声叮嘱一句注意毛泽东的安全后，便与重庆宪兵司令张镇匆匆坐车赶往金汤街市民医院探望。
原来，这天下午，李少石用车送岳父廖仲凯先生生前至友柳亚子先生回沙坪坝，在返回市区途中，突遭枪击，子弹从车后工具箱射人，洞穿李少石胸部，经医院抢救无效，当晚7时41分逝世。
从医院回来的路上，周恩来对张镇说：“今天就用你的车把毛泽东送回红岩村。你必须绝对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如果出了事情，首先唯你是问。”
张镇连声承诺。走出军委大礼堂的大门，陈龙紧紧跟着张镇。这是陈龙作出的紧急布置，要龙飞虎等人紧紧围着毛泽东，他要盯着张镇，若是一旦发生意外，他将先擒住这个宪兵司令做人质。
1945年10月11日早上9时45分，毛主席偕王若飞在张治中的陪同下离开了重庆。胡乔木、陈龙等随行人员，也同机离开重庆。紧张万分的43个昼夜总算熬了过来，毛主席终于平安地坐上了返回延安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