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回忆重庆谈判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重庆，全市为之轰动，大家都在热烈地庆祝胜利，但是我却一个人闷在家里。不错，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不能不使人有忧虑之感。当时两党商谈早已经陷于停顿，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漩涡，我正积极活动，企图使和谈恢复。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促进，终于由蒋电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会商国事。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确定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全党第一个方针，第一个斗争目标。因此毛泽东先生慨然电复应约。于是由我和赫尔利坐了专机到延安去迎接，记得就在8月28日那一天，我们陪同毛先生到了重庆。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毛先生之到重庆，在当时说，是象征着中国内部的团结，是意味着国共两党新关系的开始，胜利与团结，正是双喜临门，不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而全世界人士亦寄予热切的期望，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为之提高了许多。

毛先生到重庆后，蒋随即举行欢宴，并会谈了多次，双方分别指派周恩来、王若飞；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我充当代表。在9月3日下午，中共代表周、王两位首先提出《谈话要点》一件。9月4日，蒋把他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了我们四个人。

从这两个文件看，双方的距离是很远的。例如中共提出：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而国民党是空洞地答复：“只要中共方面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以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亦必本“用人唯才”之旨，延用中共人士参加；又如关于军政数字，中共要求改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而国民党方面最多只能同意十二个双方距离如此远，在最初看，很多人认为是根本不会得到协议的。由此亦可见当时商谈进行的困难。不过，最初料不到的尽管双方距离远，但经过四十天的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了一个协议，就是10月10日午后在我家客厅里，毛泽东先生也在场，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

毛先生在留渝四十三天内，蒋固然礼遇隆重，亲到住处访候，而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求见的更是络绎不绝。他那种和蔼、亲切、谦逊、诚恳的态度，给大家印象很深，各方宴请的也很多，即过去反共坚决、思想保守如戴季陶，也对毛先生表示敬重，并对他重庆之行寄予热切的期望。在他要我代约时间宴请毛先生和同行诸位的信中还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在10月8日，我曾假军委会大礼堂举行欢宴晚会，邀请参政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党、政、军各方人士五百余人参加，盛况空前。我当时有一个简单的致词：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承参政员、文化界、新闻界暨党、政、军各方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光临，极感荣幸。这次举行聚餐晚会，请柬上并没有声明原因，大家也许心里正在猜想；当此嘉宾毕集、盛会开始之际，本人愿宣布今晚之会，主要的是为了欢迎和欢送毛泽东先生。

毛先生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应国民政府蒋主席的邀请，到重庆来商讨和平建国的大计。此事，不但为重庆人士所关怀，也为全国人士所关怀，也可以说为全世界人士所关怀，因此，大家对于毛先生的惠然莅临，一定感到莫大的欣慰。

毛先生到重庆已经四十天了。他和蒋主席谈了好几次，政府代表邵力子先生、张岳军先生、王雪艇先生与本人也和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有时与毛泽东先生谈，一共谈了好多次。谈的结果怎样，这是大家所最关心的。外间有种种传说，今天想趁这个机会向大家很忠实地报告一个概要。我的报告虽然没有事先征得双方的同意，但是我想也许能够代表双方的意见。

首先，值得报告的，是双方商谈的大前提大原则完全一致。例如在民主、和平的基础上建国，在蒋主席领导下实行三民主义，这些大原则是毛先生提出来的，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大家都认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是今天中国所必需遵从的大原则。在抗战胜利结束后，我们要向和平建国的途程迈进，要埋头苦干三十年乃至五十年，才能够迎头赶上，才能够使中国不愧为世界上四强或五强之一。大家都知道，和平奋斗救中国是我们国父的遗言，民主是我们革命的目的，我们中国国民党流了五十年的血，我们牺牲了多少生命去推翻满清政府，铲除数千年来的专制政体，抵抗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建立民主的新中国吗?至于统一、团结，更不必说，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富强的国家，没有不团结、不统一的，任何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没有不实行民主政治的。毛先生一再表示愿在蒋主席领导下建设新中国，一再表示愿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而努力，这种地方真值得我们佩服。这四十天来，我们就在这些双方同意的大前提、大原则下，在和谐友好的空气中，期谋各种具体问题的解决。比方说政治要民主化，怎样才能民主化?军队要国家化，怎样才能使军队国家化?各党各派要平等合作，怎样才能平等合作?……这些问题的研讨，始终在极度和谐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在谈判进行中，双方意见不免有若干的距离，但是这个距离已经一天天接近了。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大家的，就是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

关于这次谈判的详细经过，我们准备不久发表一个公告，不仅是已经得到解决的问题要公布，就是双方意见尚未一致的地方，我们也想让大家知道；并且愿意竭尽我们的能力，用尽种种的方法，继续在友好和谐的商谈中求得解决。我们相信，由于双方的互谅互信，这些问题是不难得到圆满解决的。
毛先生到重庆已经有四十天了，延安方面有很多事件亟待料理，所以他准备日内回延安去，所以我刚才说，今天的集会也是为了欢送他。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去延安。我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一方面是为了对毛先生这次惠然莅临重庆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同时也为了毛先生这四十天的辛苦现在回去了表示欢送之意。

最后我们大家举杯恭祝毛先生健康!

毛先生当时也有一篇简短的讲话(是记录稿，未经毛先生核定)：

张文白先生，各位先生、女士：

这次应蒋先生的邀请，来到重庆，商谈和平建国大计，承蒙招待周到，非常感谢。尤其今晚承张先生及夫人举行这样盛大的会，说是欢迎和欢送，非常感谢，非常不敢当。

这次双方的商谈，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士都很关心，因为我们所谈的，不是一二个党派的问题，而是全国人民利害相关的问题。刚才文白先生说，谈判情形良好，前途乐观，这在我们也有同感。因为在法西斯德国和日本打倒后，世界是光明的，中国也是光明的，我们在这样的情势下来商谈团结、合作、统一的问题，当然是可乐观而且应该乐观的。

从1914年8月到1945年8月的三十年中，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第二次与第一次不同。这次战争全世界人民获得了光荣的胜利，我们中国尤其获得了空前的胜利，这种胜利把世界和中国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个阶段中，我们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的问题，具有异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商谈的结果，恰如刚才张先生所说，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还有些问题亦正在继续商量解决，而且我们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以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错的!我们在大的方针、大的原则方面都是一致的，这些方针和原则，为全国人民利益所要求，我们一定要共同执行。

刚才张先生说，中国需要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和平建设，我们也同样相信。困难是存在的，我们大家不怕困难，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大原则下，在蒋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我们要互谅互信，共同一致，克服困难，一定可以建设新中国!

10月11日，我特送毛先生飞返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以后，我还常常和朋友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当天晚上，中共还举行一个盛大的晚会欢迎我，宾主尽欢。第二天毛先生亲送我到飞机场，在车上还带点开玩笑地对我说：“我在重庆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做到民主领导，也不要钱，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又重复在重庆时的话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我说：“何以见得?”他举了几个例子，并说：“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很有些人不赞成的。”这些地方，都充分说明了他的细心和恳挚，给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特别要提起1946年我第三次在延安的情形。到延安和离延安，毛先生都亲为接送。记得到的那一晚，中共特别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大家表情上都充分流露对和平的热情。会上我曾说了一番话(有中外记者随行，后来曾在报上发表过)，主要的意思是强调整军方案的重要，我们应该百分之百地做到(后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里曾被C.C.分子郑亦同所引用，颇有讥讽之意，我当时曾加以驳斥说：“如果郑同志的引用是同意我的见解，我是愿意接受；但如果是一种讽刺，那么我要反问郑同志一句：我们对于这个方案是不是准备来个七折八扣?”这话引起了哄堂大笑)。末后还说了一句话：“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了全场的鼓掌欢笑(这话后来传遍了全国，以后遇到中共朋友，也常和我谈起这件事)。我说完下来，毛先生还和我说：“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我答：“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他愉快地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延安，开会就到南京。”以后还有一位中共朋友和我说：“你的话说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我笑说：“我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会失败!”毛先生说我还可以四到延安，虽然后来蒋有要我四到延安的提议，但未成事实，而第四次却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