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八连”是怎样红遍全中国的

　　“南京路上好八连”可谓名传天下。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连队是全国军民牢记“两个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一面旗帜，红极一时。悠悠几十年过去了，这面旗帜仍鲜艳地飘扬在上海市南京路上。笔者在收集整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历史资料时，发现这个连队在通往成名的路上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八连跨进了不容退缩的考场

　　 “南京路上好八连”原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连队：1947年8月6日，在山东莱阳城西水头沟小园村，华东军区特务团把招来的几十个胶东农民子弟编在一起，组成了该团的四大队辎重连，不久连队改番号为华东军区警卫旅特务团一营一连；1949年6月进驻上海南京路执勤后，一连被编为三营八连。

　　 南京路是旧上海的一个缩影，素有“十里洋场”之称。这里酒绿灯红，歌柔舞艳，繁华喧闹中弥散着巨大的诱惑、暗藏着一个个陷阱。那些在穷苦中长大、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战士们是十分纯朴的。初进南京路时，他们连自来水都不会用，守着抽水马桶还到处找厕所，按一下电灯开关，会被灯泡突然发出的光吓一跳。但时间一长，情况便悄悄发生了变化：有的战士看到路边行人穿着那么时髦，男的女的手臂挽着进出舞厅、电影院，有点羡慕了；当一些装扮妖艳、浑身喷着香气的女子向他们抛媚眼、丢手绢时，有的战士也禁不住朝她们瞟上几眼、嗅一嗅她们的遗香。于是，有人感慨：“南京路上的风都是香的”，“南京路上的风光比电影还好看。”连队也开始出现一些反常现象：有人一次花几块钱到国际饭店去开“洋荤”；有的不惜花5毛钱到高级理发厅理发；有人不抽老烟叶子了，去买一块多钱一包的雪茄；个别战士花光津贴费还要借钱逛“大世界”。

　　 连队的首任指导员张成志是个头脑十分清醒的干部，他在党支部会上指出：南京路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来到这里我们就没有退路了，我们要让全连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绝不能吃败仗。他组织全连一遍又一遍地学习领会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之后，官兵们自制针线包，衣服破了，缝缝补补再穿；用破布麻绳打草鞋穿在脚上，行走在南京路上；扛着铁锹、推着粪车，步行到十几里远的郊区开荒种菜；开展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一块布等竞赛活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八连在艰苦奋斗的烈焰中锤炼出了“拒腐蚀，永不沾”的金刚之体。

　　 《南京路上好八连》最早登在《解放日报》上

　　 《解放日报》是第一家宣传八连，也是最先冠以“南京路上好八连”称号的宣传媒体。

　　 八连成为重大典型，必然当中也有偶然。50年代末，八连所在团的宣传干事吕兴臣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往八连跑，他对八连的情况非常了解，在小本本上记了不少八连的好人好事。也许是当局者迷，他觉得这些好人好事是部队里比较常见的，想为八连写篇报道，又担心部队报纸不一定会刊登。1959年春季的一天，吕兴臣来到上海警备区宣传部新闻干事张哲明那里，向他汇报团里的新闻报道线索，顺便也把八连的情况讲了一下，并说：“八连是个很好的连队，但要写报道又觉得他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张哲明听了八连的情况后，觉得连队拾金不昧、勤俭节约方面反映出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可以给地方报纸写篇报道。于是，他就帮着吕兴臣理了理思路，搞出了一个写作提纲。

　　 吕兴臣回到团里后，又到八连作进一步采访，前后花了个把月的时间，写出了一篇通讯，直接送到《解放日报》报社。该报总编魏克明看到吕兴臣的稿子后，眼前一亮：敌人曾预言，解放军进入上海这个大染缸，不出3个月，就要红的进来，黑的出去，现在10年下来了，八连在染料最浓的南京路上不但没有被染黑，反而染得更红了，把八连宣传出去一定会产生很好的政治影响。于是，魏克明又将稿子反复看了两遍，觉得稿子站立点还不够高，内容也欠厚实，就叫来报社的记者张默，要他帮助吕兴臣对稿子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充实。

　　 1959年7月23日，《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题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通讯，并配发了评论。通讯从拾金不昧、精打细算、克己奉公、宽广的精神世界以及通过一个战士的思想转变反映了连队思想政治工作这五个部分，向上海人民展示了八连的风采。

　　 这篇通讯一发表，马上在上海新闻界引起反响，接着，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劳动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都纷纷从不同角度争相报道八连。当年《新民晚报》报道八连时有一经典之作，该报在一幅八连战士晾晒小布片的图片旁配上了题为《一寸布》的短评：

　　 这幅照片里的战士在晒什么东西？读者也许不会想到挂在绳子上面的是好八连战士的擦枪布。谁会把一条条、一块块的破布头放在眼里呢？未免太寒酸了。我们好八连的战士用这些碎布擦亮了手中的武器，把擦枪布用了洗，洗了用，直到实在不能用为止。战士们说：“我们少用一寸布，就可以为国家节约一寸布，人民就可以多用一寸布。”

　　 正是这些报道，使“南京路上好八连”在上海家喻户晓。

　　 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搬上舞台

　　 1961年初春，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赴浙江舟山部队视察，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剧作家沈西蒙陪同前往。视察结束，沈西蒙因另有工作要转道上海，王必成听说后，马上产生了把八连搬到舞台上的想法。沈西蒙到上海时，王必成亲自迎接。他对沈西蒙说：“你这次来上海就不要走了，我要请你为八连写一台戏，军区领导那边我来打电话。”

　　 沈西蒙非常了解王必成的性格，他的话这么简洁果断，说明这台戏在他看来非常重要、非写不可。于是，沈西蒙毫不犹豫地说：“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随后王必成打电话给许世友，报告他“扣”下沈西蒙的缘由。许世友连声说好，还要王必成告诉沈西蒙，任务完成不好就不要回南京了。

　　 沈西蒙接受任务后，剃了个光头，来到八连一班当兵体验生活。

　　 不久，沈西蒙又把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编导漠雁和刚调进上海警备区宣传部文艺处的吕兴臣抽到八连当兵，配合他写戏。沈西蒙、漠雁、吕兴臣和八连战士们一起到南京路上站岗执勤，切身感受着南京路上的诱惑和复杂。一个多月后，沈西蒙执笔写出了话剧剧本《南京路进行曲》。在修改过程中，剧名曾改为《霓虹灯下遭遇战》、《霓虹灯下的奇兵》，后在前线话剧团排演中正式定名为《霓虹灯下的哨兵》。1962年底，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开始公演，立即在军内外引起轰动，八连的影响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同年2月，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进京上演，党和国家领导人、军委总部领导相继观看。周恩来总理7次观看此剧，每次看完都要上台和编导、演员们亲切握手，称赞他们演了一台好戏。

　　 八连干部被接进中南海西花厅

　　 八连干部来北京军队作报告的事被周恩来总理知道后，他告诉身边工作人员，要单独见一见八连的干部。11日，刘仁福接到通知，说周总理明天要接见他。

　　 1963年4月12日，是刘仁福最激动、最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一辆银灰色的轿车把他接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下车后，在别人引导下，他拾级而上，走进了一间平房。他一进门，周恩来就迎面走过来和他亲切握手，神情十分和蔼可亲。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生能和周恩来握手。

　　 周恩来用他的平易近人打消了刘仁福的紧张。刘仁福自如地向周恩来汇报连队情况，周恩来不断插话提问：连队是什么时候组建的？现在有多少人？有多少干部？多少战士？战士都是哪里人？有多少党员？全连干部战士的文化程度如何？刘仁福一一作了回答。

　　 不知不觉中，周恩来和刘仁福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临走前刘仁福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向周恩来敬了个军礼，周恩来忙说：“不要急嘛，还要合影留念。”于是他们又坐下来，随行的记者迅速按下了快门。

　　 这次接见意味深长，这既是周恩来用独特的方式对八连进行褒奖，也是在向人们传递一个信息：要好好向八连学习。

　　 毛泽东接见八连指导员

　　 毛泽东后半辈子只看过两部话剧，一部是《霓虹灯下的哨兵》，一部是《雷锋》。毛泽东一生只作诗赞颂过一个连队，那就是“南京路上好八连”。

　　 1963年7月29日晚，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毛泽东是该剧的主要观众。他看得十分投入，当剧中童阿男受到批评离开连队时，他十分着急，喃喃自语道：“童阿男，你可不能走啊！”当童阿男受到教育后重新回到连队时，他面带笑容，微微点着头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演出结束后，毛泽东高兴地走上舞台和编导、演员们一一握手，并对他们说：“是个好戏，很动人，写的好，演的也好，要多给一些人看。”毛泽东和剧组人员合影留念后，又说：“话剧是有生命力的，是最能反映现实的。”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八连指导员王传友作为党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听说八连也来了代表，点名要见一见。王传友立即被请到大会主席台前，毛泽东起身握住王传友的手亲切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毛主席，我叫王传友。”

　　 毛泽东又问：“连队建设得怎么样？”王传友作了简短的汇报，毛泽东听了连连点头。

　　 毛泽东对王传友的接见虽然是十分短暂的，但是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一时间会议代表都知道了王传友这个名字，并表示要好好向八连学习，记者、作家们也纷纷前来对王传友进行采访。

　　 后来，王传友当了上海警备区政委，在谈及八连的往事时，他深有感触地说：“‘南京路上好八连’是毛主席、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自树起来的旗帜。”

　　 摘自《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