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抓备战

丘吉尔1936年对英国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我们现在正处在我国历史上最危险和最紧急的时期。”十多年后的1948年他对说这句话的心态作了表述：“这时我只是一个普通议员，我不担任任何官职，我竭力激励政府，使之作出热烈的超乎寻常的努力，积极进行战备，即使引起全世界的惊恐也在所不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无疑是把事实说得更严重些。……而在1938年，……如果那时我们对希特勒开战，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比1939年我们终于不得不开战更为有利。”（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 风云紧急》P229 南方出版社）。
丘吉尔在欧洲“均势发生动摇，力量的对比在大雾中难以认清的时候”，（同上）感悟到了战争的脚步，以“引起全世界的惊恐也在所不计”的态度“竭力激励政府”备战，迎接另一方将会发动的战争。毛泽东与丘吉尔似乎有同样的心态，让赫鲁晓夫扣上了“好斗的公鸡”。不同的是，毛泽东要以备战的手段消解另一方战争的动机。另一方战争的动机存在着，只是还处在“大雾中难以认清的时候”。然而，毛泽东听见了“大雾”中传来的声音。从现在解密的档案里发现，中国确实有几次面临了来自美、苏、英的核打击，只因毛泽东的核武器发展太快，无法一次性根除，更有备战的“实而备之”（孙子语）的威慑力，这些动机才没有变为行为。那些鼓噪“严重估计论”的人不能理解备战的逻辑演绎，到使人想起丘吉尔1938年的上司张伯伦在“大雾”中的表现。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定义的标志的原因”描述为仇恨感参与的理智上的“敌对意图”。这个“敌对意图”自新中国成立后就来到了中国边境，一边封锁，一边打与中国友好的邻居。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实际上既帮别人也为自己。中印战争是两个曾经的朋友大打出手。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又陈兵百万。1974年1月17日至20日 人民解放军还取得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
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这样的遭遇中，毛泽东只好选择老祖宗的传家宝“实而备之”，结果落得一个“好斗”之名。就如现在的美国、日本名名有强大实力，却诬告中国威胁。
毛泽东展现了处理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天才。
毛泽东备战的战略意图是为了使“几个大国都不想打，彼此都怕对方。”从而遏制战争，争取和平，并处理好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1970年7月29日 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长约尼查说：要准备打仗，准备没有坏处，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你不准备，人家就要欺负你，你准备好了他就可能不来。1970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说：看样子打不起来大战，同时，欧洲许多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也不想打。
毛泽东备战的战略意图还在于发展核威慑力量，为建立“国际间的事就要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的新秩序提供实力。1974年8月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长征一号”交付海军后，他对海军作出批示：“海军很少，敌人不怕”“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虽然，中国的核武器只是个“小指头”，但毛泽东也不忘提醒美苏：“我们认为，如果再打仗，那就是一场可怕的核战争，而这一现象本身，对于任何要发动战争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威慑力量。”
毛泽东还将“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孙子语）反其道而用之。1970年6月11日毛泽东主席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常设主席团委员波德纳拉希说：现在这个世界上是天下大乱，不安宁，我们现在准备，如果敌人把我们空军搞光的话，我们就靠步兵。如果你占领我们中国一半，我们还有一半。1975年10月21日 毛泽东会见基辛格说：要让敌人占领北京、天津、武汉、上海，这样，我们就胜利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
他留给世界两点思考：
1975年4月20日 毛泽东会见比利时王国政府首相说：现在世界不太平，不安宁，二三时年后可能会要打仗。
1976年2月23日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说：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
这两点思考包含着他的选择。1973年9月12日 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说：战争总有一天是要打的。宁可放在这个“打”字上。第二个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要丧失警惕。

片一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