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的风风雨雨
按照中国军事经济地理区划，我国沿海一带为第一线，中部地区为第二线，内陆地区为第三线。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指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西南（包括湘西、鄂西、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北（包括豫西、晋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地区所进行的规模宏大的国防经济建设。这项建设，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4年开始酝酿决策，到70年代末基本结束，经历了15年左右的风雨历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依据当时的世界形势作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利贯当代、功盖千秋，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一）
众所周知，全国解放以后，新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的威胁下。进入六十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两国关系日益恶化，后来又发展到边界地区的武装冲突（珍宝岛之战）。1962年10月，印度在我西部边界地区挑起事端，中国人民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与此同时，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也趁火打劫，加紧对我东南沿海一代进行骚扰和破坏，疯狂叫嚣“反攻大陆”。1964年8月，美国一手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将侵越战争规模扩大到越南北方，并对我东南边境地区及内地进行侦察、轰炸和破坏。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及周边形势，异常严峻。
本来，在六十年代以前，党中央制定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背靠沙发（苏联）面朝东”，在战略方向上可以专顾美、蒋集团，我国的总体形势还算乐观。即使发生了“朝鲜战争”，但党和毛泽东仍然保持着清醒头脑，认为：“美国并没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26页）“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6页）
基于对形势的这种认识和判断，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充实、提高”，到1964年我国基本度过了“困难时期”，经济形势趋于好转，因此党和政府及全国人民热切渴望在即将制定的“三五”（1966——1970）计划中，将尽快解决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作为中心工作。这年2月到4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由我国农业、财政和工交三方人员参加的长期规划会议，在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的主持下召开。其中，谭震林负责研究落实我国5亿亩农田的稳产、高产问题；李先念主持财贸会议，重点讨论我国农产品的收购政策；薄一波主持工交会议。随后，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会议情况，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规定我国“三五”规划的中心任务是，一、按不高的标准基本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即在1970年使我国粮食产量达到600亿斤左右，人民群众的衣着消费量（包括各种纺织品）达到人均24尺左右；二、兼顾国防需要，解决国防所需的常规武器，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三、加强基础工业对农业和国防工业的支援。归纳起来就是：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建设第三。因此，“三五”计划曾一度被周恩来总理比喻为“吃穿用计划”。
1964年5、6月间，中央召开北京工作会议。5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对于“把基础工业和国防建设放在后面”流露出了不安情绪，他幽默地说：“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做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但他基本上还是同意了这个“设想”。半个月后，毛泽东在同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的谈话中，进一步谈了自己的忧虑和不安。他说：“三五”计划还是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的不平衡问题，要搞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加强战备，着重进行“三线”建设。
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指出：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我国“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强“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同时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汇报提纲》认为，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至此，原来的农轻重的顺序发生改变，“三五”计划的制定将把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放到突出的地位上。
6月6日毛泽东发表讲话，集中讲了两点：（1）改变计划方法。他说：过去我们制定计划是学习苏联，首先定下钢产量，然后再计算生产这些钢需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等。钢的产量变小，其他的都跟着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这样计算，没把老天爷算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因此要改革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他说：这几年我摸索出一些方法，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2）进行战备。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打仗。因此，要搞“三线”的工业基础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自己的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放心了。毛泽东的话，受到与会者的拥护，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这年8月19日，李富春、罗瑞卿、薄一波向中央报告提出：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应摆在“三线”，布点要分散、隐蔽、靠山；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要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库；筹建北京地铁，并考虑上海、沈阳地铁，经批准后纳入1965年和“三五”计划。这个报告，是和当时党中央、毛泽东的主张和基本思想相一致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之所以将“三五”规划的重心向“三线”建设倾斜、调整，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我国确实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和周边形势，尤其是“北部湾事件”的爆发，加快了“三线”建设的决策进程；二是我国国内情况也确实很不符合战备工作的实际需要。当时，总参作战部曾提出一个报告称：如果敌人突然袭击，我国情况相当严重：（1）工业过于集中。在全国14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中，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2）大城市人口多。全国14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而且防空问题尚无任何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低，一旦遭到破坏，将会酿成巨大灾害。这个报告，坚定了党中央进行“三线”建设的决心；三是毛泽东研究总结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由于某些地区没有防空措施，结果招致严重损失和巨大破坏的经验教训。他对一位主管工业的同志说：斯大林的经验值得研究。战争初期，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尤其是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础建设，以至战争爆发后十分被动，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损失。
基于以上情况，毛泽东批准了修改后的《汇报提纲》，并于1965年9、10月间再次召开的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正式做出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战略决策。从此，国家“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便从“先抓吃穿用”转变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1966年，毛泽东对这一方针作过具体解释。他说：一是“备战”，军队和人民要有吃有穿才能打仗，否则即使有枪有炮也无所用之；二是“备荒”，若遇荒年，地方没有粮、棉、油储备，仅依靠国家的接济，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则困难更大；三是“为人民”，国家的积累不能太多，一则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粮食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二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即在照顾农业、轻工业发展和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以增加积累，加强战备，增加储备，做到防患于未然。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便成为我国“三线”建设的基本方针。
（二）
“三线”建设决策于“文革”之前，结束于“文革”之后，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干扰和破坏。尤其是“文革”初期“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形势，使“三线”建设遭受了严重影响和损失，不少建设项目陷入瘫痪。
1968年9月，因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委会”，整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入“斗、批、改”阶段，国内形势开始比较平稳和安定了一些。此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建设者们排除干扰，积极工作，“三线”建设也逐步恢复正常。
1969年3月2日，中苏边界发生“珍宝岛事件”后，中国政府很快作出强烈反应。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打倒新沙皇》社论，强调苏联是当时我国的主要敌人和威胁。5日，毛泽东再次强调“要准备打仗”。这年6月和8月，中苏在我国新疆地区又两次发生武装冲突，战争气氛更加浓厚。这时，在克里姆林宫里，勃列日涅夫召集了以国防部部长格列奇柯为首的军方强硬派和以总理柯西金、外长葛罗米柯为首的政界要员，共同研究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办法。军界强硬派指出：目前中国的实际核打击能力还很弱，应趁此机会将其彻底铲除，一旦中国核打击能力强大起来，即使苏联在常规力量和核力量上占优势，也很难成功。有鉴于此，军方建议：一、必须对中国实施军事打击；二、早打比晚打好，最好利用现在的时机动手；三、打击的重点应是中国的主要军事目标，尤其是中国西部的核基地；四、打击的方式应以核武器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摧毁打击为主。而其政界人士则认为：军方的想法是极其危险和缺乏理智的，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美国。况且，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核反击能力，核弹头的多少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如果中国反击得当，苏联受到的打击同样是毁灭性的。最后，勃列日涅夫采纳了军方的意见，决定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其具体方案是：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导弹部队，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和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核打击。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活动，如任命战略火箭军副司令托卢勃科上将为远东军区司令，以加强核打击行动中的指挥力量；命令在远东的苏军战略导弹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等候发射命令。
无独有偶。在战争的危险性、紧迫性上，中共中央内部也实际存在着两种意见。一是以林彪为首，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他们过高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认为战争迫在眉睫，必须做好战争准备。二是以陈毅牵头，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为主要成员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的意见，他们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题为《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树》的报告，认为欧洲仍是美国、苏联目前的争夺重点，它们最迫切、最突出的是安定欧洲，巩固欧洲，控制欧洲。因此，尽管珍宝岛事件发生了，但并未改变这一战略格局。同时还指出：也不能低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要抓紧时间搞好战备。应该说，第二种意见是符合实际的。但在当时，第一种意见占了上风。从此，以加强战备、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和进行国防工业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三线”建设及其它各项工作，便大规模地全面展开，进入高潮……
兵法云：宁使我有虚防，毋使彼得实偿。从近年来国内外一些档案材料的纷纷解密以及“美国：灰色核大棒频频举起”、“苏联：红色核按钮一触即发”等报道看，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进行“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是有战略眼光的，是英明、正确之举。
不久，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我国在一方面进行“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建设的同时，另一方面许多的工厂也先后进山、进洞和分散，全国大中小城市也先后建设起民用的防空地道设施。“三线”建设和防空战备工作，有效遏制了苏美等国企图对我国发动的核袭击，避免了一次次“核”大战的爆发。当时外界曾对我国的防空措施作过积极评价：中国的防空设施，“即使在空中爆炸氢弹，只要离爆炸中心两、三公里，或一公里以上，就确实可以防止爆压所造成的破坏”。“全中国所有大中小城市，据说都已修筑了这类民用地下掩遮体，因此即使苏联发动全面的核攻击，恐怕也不可能一举毁灭全中国的人口。此外，中国还在地下数十米深处修筑正规的核设施，并且正在把（各种国防工业生产）设施转入地下”。报道还说：“中国和瑞典同是世界上拥有最大规模的一般民用地下防空设施的国家，……但就规模而言，中国却可以被评价为世界第一位，七亿人口几乎都可以进入地下隐蔽。这些地下隐蔽设施，即使受到苏联强大的百万吨级的核武器的全面攻击，也将会出现全面的‘存活率’”。美国的迈克尔.买德尔鲍姆在他写的《国家命运》一书中，这样评论：“美苏两大国拥有的核弹比中国多得多，但是中国人采取了（战备）措施，使其核武器免遭先发制人的进攻的摧毁。他们对核武器进行隐蔽和实施机动，以使苏联难以在突然袭击中摧毁他们。据报道，中国的一些核武器隐蔽在山洞里。美苏两个核大国都敢肯定他们储存的核武器中有足够大的一部分能经受住进攻而保存下来，并进行报复性还击，以摧毁进攻一方。虽然不能肯定中国能否进行有效的报复，但这种可能性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可能性使苏联对发动进攻是否明智产生了疑虑，从而遏制了进攻。”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文革”十年，内忧不止，外患无穷，中国却能从内外交困的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走出来，是同我国建设的各种防空掩体能大大锐减敌人核攻击的威力，中国已做好充分的反侵略战争的各种物质和思想准备，使来犯之敌有所顾忌有关的。共和国以“三线”建设为代表的各项国防建设和措施，对核大战的爆发起到了“遏制”作用，从另一方面说明“三线”建设对于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
“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据统计：“文革”前，仅从1964年下半年酝酿决策并开始建设，到1965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就在西南和西北扩建、续建和新建了300余项大中型项目。其中钢铁14项、有色金属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10 项、铁道工程26项，同时还建设了一些交通、民航、水利、纺织、轻工、建材等关键性项目。至七十年代中期，在“三线”地区，我国先后建起了常规兵器、电子、战略核武器以及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余个工业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个个完整的工业系统，大大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提高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生存能力、生产能力及战略后勤保障能力和国防实力。到1975年，我国“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等，均已超过一、二线地区的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武器装备生产主要依靠一、二线的状况，这对加速我国经济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同时，在进行“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建设时，我们还着力对西南、西北内地进行了综合性开发，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先后建成了川黔、贵昆、成昆、襄黔、襄渝等十条铁路干线，新增铁路8046公里；公路新增通车里程227800公里；新增内河港口吞吐能力30420000吨，有力改变了我国内陆地区交通严重闭塞的状况。先后建成了贵州六盘水、河南平顶山等50多个统配煤矿区；建成了葛洲坝、龙羊峡、神头等大中型水电或火电站68座；开发了四川、湖北、河南油气田8个等。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了21200万吨；年发电量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加到635亿度。这一时期，我们不仅建成了著名的四川攀枝花钢铁厂，而且还建成甘肃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钢铁工业企业984家，有色金属企业945家。另外，从1965年到1975年10年中，我们还在“三线”地区建成机械工业大中型项目124个，逐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尤其是新建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汽车年产量占当时全国的1/3。门类比较齐全、产品比较配套的纺织等轻工业企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达到较高生产技术水平。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原值达1400亿元，占全国的1/3。
“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科技和文化等事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三线”地区原来都是各方面发展都极为落后的省份。比如：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和湘西、鄂西、豫西等地，曾是旧中国西南军阀连年混战的地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贵州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云南也没有多少工业。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蒋介石从沿海带去一点工业，解放后初期我们又建设了一些项目，但其工业基础仍然很差。但仅经过10几年的建设和发展，就大大改变了该地区的面貌，出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其中攀枝花、六盘水、十堰和金昌等，则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四川的重庆、成都、德阳、绵阳等，则成为我国重要的钢铁、机械、电子、航空、轻纺、电力动力设备城市，其产品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在“三线”地区，以兰州、西安、成都、重庆、贵阳和昆明等为中心城市，形成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心。在这里，汇聚了西部地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的精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因此，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曾经评称：“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这种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四）
“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靠广大建设者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取得的。“三线”建设者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精神动力。我们仅以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和成昆铁路建设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为例。
有资料显示，攀枝花矿区的储藏量极为丰富。当时经普查勘探，仅钒钛磁铁矿的储量就达50亿吨以上。该地区共有大中型矿区86处，富含铁、钛、钒、铜、锌、钼、镍金、铂族、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等50余种。攀钢厂址定在交通闭塞、被高山峡谷大江大河封隔着的荒蛮之地上，而工期只有5年，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攀钢一期工程设计年产铁矿石1350万吨、生铁160～17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这些指标相当于旧中国钢铁最高年产量的2倍左右。要建这样一个超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需要配有大型火力发电站，而电站的特大锅炉、汽轮机、发电机、冷却循环系统和送变电设备等，每件都有几层到十几层楼高；巨型的高炉、送料系统、热风炉则有几十层楼高，而且全是精度要求很高的钢结构；铁水运输、特大转炉、钢锭模、加热炉、开坯机、初轧机、钢轨轧机、制氧机、设备大修和制造工厂等达几十万吨的机械设备等，大部分都是特殊、大型的专用设备，制造厂家远在东北、沿海地区和山西等地，攀枝花当时就连一颗螺丝钉也不能制造。同时，开发运输铁矿石、石灰石、煤炭、洗煤、炼焦、制造各种耐火材料、高炉和转炉辅料、水泥、建材等等，这些都需要依靠大量的人力“肩扛手拉”。攀枝花没有平地，丘陵、群山、峡谷、沟豁、河流等交错纵横，建设者们削平山头、构筑台地，精心设计，巧妙安排，硬是搬移了2.5亿立方米的岩石，修建了8座跨越金沙江等江河的大型拱桥；在仅有2.5平方公里的三个大台地上，建成了后来年产钢达250万吨（包括二期工程）的大钢城，而且吨钢面积仅有一平方米。这一点，就连日本新日铁最先进的沿海钢铁厂也自愧弗如，所以被国外冶金设计专家称为“象牙微雕钢城”。此外，除了建设者的条件极为恶劣，更为艰巨的是，自诞生现代钢铁工业以来钒钛磁铁矿根本无法用高炉、特别是大型高炉冶炼。在近现代冶金史中，倘若炉料中的二氧化钛含量高于16％，那么铁水会变得异常粘稠，使炉温不均，这样它就将整个地凝在炉腔中成为“死铁水”。可是，攀枝花矿的二氧化钛含量则高达25～30％。这种情况不解决，那就意味着以前的全部工程将彻底报废。为此，来自全国各地的108位冶炼专家，集思广益，先后进行了1000余炉的试验，终于攻克了技术难关，使攀钢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高钒钛矿钢铁厂。1970年7月10日，攀钢一号高炉（1200 立方米）正式投产。
贯穿攀枝花钢铁城和矿区的成昆铁路，是迄今为止世界铁路史上最危险、最艰巨的工程之一。这条铁路全长1100公里，沿线地区富藏煤、铁、铜、钒、钛、铅、锌、磷、岩盐、森林木材和水力等资源，因此它的建成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但要建成这条铁路，工程却极其困难、艰巨。先要建设桥梁991座，开垦隧道和明洞437座，仅桥梁就占全线长度的40.1％。其中，6公里长的隧道2座，6379米的沙木拉打隧道（川境）为当时中国之最，施工难度极高。另外，金沙江大桥主跨192米，是当时最长跨度的铁路钢梁桥，甚至还有一座54米跨度的石拱桥，另外还要在42个隧道内和桥梁上建设车站。同时，为了克服山岳河谷地带高差，必须利用螺旋形、圆形、灯泡形展线，40次跨越龙川，16次跨越旧庄河……，这样一条铁路，至今仍使穿越成昆铁路的人们心惊胆战！现在，人们几乎难以设想高山峡谷地区铁路施工的艰难。山谷没有公路，各种施工器材和生活资料等全凭肩扛人背。没有电力，燃料不足，许多隧道要靠火把照明，再用钢钎大锤一锤一锤地打眼放炮。1964年9月，铁道兵一师、七师、八师、十师和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大桥局、电务总队、机械团和民工，在吕正操、刘建章、郭维成为首的工地指挥部领导下，建设者们克服了千难万险，工程一路突进，到1970年7月1日不到六年时间，从云南北上和从成都南下的铺轨机，便在西昌实现了铺轨对接，伟大的成昆铁路终于建成了！成昆铁路每公里造价352.7万元，共计36亿元。造价低、质量高、进度快，如果放到目前的物价水平下，起码得花费其10余倍的造价。可见，如果光有中央的正确决策，没有广大建设者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不计得失；意气风发，迎难而上；忘我工作，一往无前”的“三线”精神，也不会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在谈到“三线”建设时，曾经说：“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所表现出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这话不仅是对“三线”建设者们崇高精神的评价，也是我们对待“三线”建设所应取的科学态度。更有一些识之士则说，肯定了攀钢和成昆铁路的成就及其建设者们的艰苦创业精神，也就基本肯定了整个“三线”建设！
（五）
“文化大革命”曾给“三线”建设造成过极大干扰和消极影响。“文革”初期，重庆、成都等地的武斗十分厉害，曾动用了机枪、大炮和坦克，“三线”的不少工厂都卷入其中，严重影响了生产和建设，甚至造成了一些地区生产建设的严重倒退。
“三线”建设的全面恢复，是在1969年5月毛主席、周总理决定恢复“三线”建设以后。1969年6月，中央召开恢复“三线”建设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督促、主抓这项工作。年末，中央又决定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小组之下成立“三线”建设指挥部，统一领导恢复和建设工作。
为了稳定武斗最严重的四川地区的局势，毛泽东主席甚至亲自批示将四川两个造反派头头张结挺、刘西挺（为夫妇俩，原为宜宾地区地委书记和宜宾市市委书记，后被判刑）抓了起来。广大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对“文革”造成的破坏痛心疾首，但一听说党中央和毛主席要他们恢复建设，便纷纷响应复工号召，就连武斗双方人员也都停止武斗，参加到了建设中去。外流人员更是在短短的十余天内，从全国各地日以继夜地返回工地，立即投入紧张施工。许多大型工程项目，在这以后相继建立起来。到1972年，西南“三线”建设的第一期工程基本结束。如：成昆、川黔、贵昆、湘黔、襄渝铁路（公路）全部通车；攀枝花钢铁基地、长城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等相继投产；以重庆为中心的化工工业，建成了重庆化工厂、川南化工厂、成都青霉素厂、西南（重庆）合成制药厂等；电子工业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绵阳、内江等地共建成了20多家工厂；以贵州都匀、凯里为中心，工厂和研究所配套，也有20多个单位；遵义地区、安顺地区和成都地区的飞机制造业，也都形成规模；航天工业、原子能工业，也初步发展起来。总之，尽管“文革”曾给工程建设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损失，但是“三线”的建设者们排除种种干扰，最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各项工程建设任务。
同时，“三线”建设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建设规模过大，要求贪大求快，仅算政治帐不求经济效益，并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浪费等。尤其是“文革”的爆发，使“三线”建设大起大落，更是人为造成了一些破坏和损失。另外，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有的地区（如贵州）在规划施工中，机械、片面地理解和执行“靠山、分散、隐蔽、钻洞”的方针，将每个工厂、甚至每个车间都规划建设的极为分散，甚至有的地区还出现了“村落式”、“瓜蔓式”、“羊拉屎式”的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的做法和布局，……这些，不仅给“三线”建设造成消极影响，也给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带来极大损害。
但是，从全局来看，“三线”建设的决策英明、正确，建设成就极其伟大。没有当初的“三线”建设，就没有现在的西南、西北的工业基础。特别是四川，既是“文革”受灾最重的地区，也是建设成效最显著的地区。目前，四川的工业在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成为钢铁、电子、电站成套设备、重型机械、汽车、化肥生产基地。四川的许多高精尖产品，中外驰名。如：现在牌子很响的“长虹电视机”，就是绵阳搞雷达的厂子生产的。到1985年，四川的社会总产值达到1023.25亿元,1991年则实现翻番，达到2591.77亿元，曾一度排到全国第5位。这些都与“三线”建设时打下的基础分不开。
江泽民总书记在谈到“三线”建设时，曾经说：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作出这个战略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很有战略眼光。给予 “三线”建设以充分肯定！
（六）
七十年代末，我国提出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加快进行沿海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三线”建设告一段落。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三线”建设的论调。有人认为：如果当时我们就把对“三线”的经济投入，投入到“一线”去，经济效益就大不一样了。因此，“三线”建设曾一度陷于困境。
面对这种情形，一些有识之士深感忧郁；听到这些论调，那些“三线”建设的开拓者们顾虑重重。当时曾任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人之一的一位同志说：“他们谈问题离开了当时的条件。那时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全面封锁，南方，美国在发动越南战争，矛头对着我们；北方，苏联陈兵百万，苏美联合反华，形成南北两面夹击之势。加上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不断骚扰东南沿海，台湾的飞机半个钟头就可以飞到上海。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不进行三线建设，作好应付战争的准备行吗？”
基于对国家建设、对历史和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这位同志回忆说：“1983年，我们向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反映这个问题。赵紫阳1975年起当过一段四川省委书记，知道三线情况。赵提出，把三线建设问题摆到国家的五年规划中去。于是，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三线建设改造规划办公室，另外成立了一个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主任罗大东，副主任我和郑汉涛（原国防工办副主任）”。他说：“1984年1月，开第一次三线建设调整改造会议，李先念同志给会议写了一封信。他认为三线建设要肯定。不仅建设了国防工业，而且把工业从沿海推向内地，改变了中国工业的布局。那时正是对三线建设否定的调子唱得高的时候。有的人甚至说，调整改造也没有用，钱扔下去是白白浪费。李先念同志的这封信对于顶住这种错误议论、坚持进行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起了重要作用。”
调整改造“三线”工程的第一步，实际是把钻山太深，生产生活确实困难的厂子搬迁出来，搬到靠近大城市或中小城市，并对“三线”建设进行全面的规划布局。为此，国家先后分三批共投资20亿元资金。接着，进行“军转民”。通过调整改造，许多工厂取得了很好成效。除了“长虹”彩电厂外，陕西的“黄河”、南京的“熊猫”等名牌产品，都是原来搞雷达和通讯设备的厂家经迁移改造后生产出来的。西北“三线”的一部分工厂，通过改造也取得了很好效益。
这位同志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对发展国民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成效显著，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们允许外国来华投资建厂，但也要掌握好火候、分寸，不能妨碍甚至放弃民族工业的发展。现在我们利用外资1300多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3000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是第一位。应主要引进新技术或我们技术不足的部分。我们要用市场换取资金、技术。如果去换啤酒、泡泡糖、麦当劳……有什么意义呢？他接着说：前些年我们重复引进的问题很严重，电视机引进了100多条装配线，真正民族工业只有十几条，盲目重复引进造成严重浪费，而且牺牲了民族工业，应该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三线”企业的生产设备大都陈旧、落后，要进行设备更新。厂房是好的，要充分利用；这些年我们在沿海搞了一些标准厂房，实际上只能“来料加工”，这是一种“泡沫经济”。“三线”企业的技术力量都是当时全国各地调进去的精华，也要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继续坚持对“三线”的资金扶持，至少要让它们能够维持生产。“三线”企业的产品质量很好，如：西南铝制品厂生产的铝合金板，质量超过日本。最早被外国人发现，是在一次国际性的跳水运动会上。这种供跳水用的跳板，是一整块儿、很长，弹性非常好，又非常牢固。外国人想买，一打听是中国人造的。他介绍说：这种跳板，是西南铝制品厂“用12500吨的挤压机压出来的。现在这个厂承接了一些项目。波音飞机的起落架，冷加工在上海，整个完成是在这个厂造。波音飞机尾部的三角翼锻件，也是这个厂生产的，在成都113厂完成。但现在的产值只达到生产能力的1/10。这个厂要维持生产需要10个亿的流动资金。经过努力，有色金属总公司才给了他们一个亿，只够运转半个月。”他最后说道：“这种企业是应该投入的。对三线建设时建成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投资，加以改造利用，是划算的。”（以上请参见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第334—340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目前，党和政府正在制定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我想这应该成为“三线”地区加快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机遇。“三线”企业应紧紧抓住这个契机，努力恢复其青春和活力，力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