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仰毛泽东，学习毛泽东（三）

2006年1月21日

“万事开头难”，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毛泽东比较集中教育，就是从井冈山开始，在这以前，用“演说”或者用“游说”（也是教育）。毛泽东率领800余人的秋收起义（失败）部队向井冈山进发，路经江西永新的三湾当时，不仅官多兵少，枪多人少，而且各种规章制度很不健全。更重要的是，由于秋收起义的失败，部队人心浮动，思想混乱。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第二天，全体官兵集结在三湾村头那棵千年大枫树下，倾听毛委员关于部队改编的动员。一是将一个师改编为一个团，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二是建立党代表制度，即“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三是总结了秋收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三湾改编”重要意义，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到了井冈山，又成立了“士兵会”。还得有个规矩，毛泽东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三大纪律为：(1)行动听指挥；(2)不拿群众一个红薯；(3)打土豪要归公。而六项注意是：(1)上门板；(2)捆铺草；(3)说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一年后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敌兵腰包”。今日看来似乎就这么点要求？可是做到它也不容易的事，绝大多数做得到更难，问题的根本还不在纸上，嘴上，而是在实际的行动上，监督作用和无形的环境建设是不可少的。往深了想，这与旧军队有着根本的区别，集中体现了咱们的部队是人民的军队，而不是“他妈的，你是谁，我是谁？”，所以当时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我们基石就是老百姓。都做到了，不就是一支好部队吗？这与“既剥削你，又压迫你”是天壤之别。红军既要“惩恶扬善”，又要“自我约束”和“相互监督”政治气氛。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什么？人有两重性，比如“善”与“恶”、“廉”与“贪”、“公”与“私”、“勤”与“懒”等等，都每个人内心世界存在着，教育可以把后者杜绝在萌芽状态。犯错的要批评教育（二次教育），甚至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纪律的约束与教育相结合，因为那时部队组成是很复杂的，大方向是向着光明、向着未来。客观上部队是个大学校，尤其是对贫苦的农民青年，即教他们学文化，又要灌输革命的道理。我有一个一起搞项目的军人，他的岳父（老红军）就是未进过校门一天，参加红军后，在红军这所大学里所受的教育可大了，不仅文化不差，长征（时任先遣团里的一个排长）以后一直担任各级政治委员，说起毛泽东，那感情无法形容。他在担任一个大油库的基建处长时，到干休所看望老岳父，告诫他，“不要当保管员”。我有点不明白，处长与保管员有何关系？他说，不是你的就别往自己兜里装，犯事了再掏出来。这不就是保管员吗？现在教育少了，监督也少了，懂得自我教育，懂得为人要一身正气。毛泽东教育出来的人，就是那样的即简单可又那样的深刻。警钟长鸣，不然人是会变的。

后来，到井冈山的部队越来越多，新入伍的也不少，人员和来源的复杂性是显然的。体现在的问题也不少。毛泽东将一些错误观点，一一列举出来：军政对立；单纯军事观点；脱离群众；忽视宣传教育；胜骄败馁；本位主义；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等。分析他们存在的原因，提出解决的办法。还提出了“七个关于存在原因和解决办法”，即关于极端民主化；关于非组织观点；关于绝对平均主义；关于主观主义；关于个人主义；关于流寇思想；关于盲动主义残余等。这就是非常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解决问题，这个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后来毛泽东针对党内各级领导层，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教条主义；教导指战员们调查的技术和方法。在井冈山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又鼓励所有的指战员，消除悲观消极思想，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是对当时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悲观主义倾向的批评。这样一支朝气蓬勃的军队活跃在井冈山上。数量和质量都发生巨大的变化。先后三次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有毛泽东的诗句为证：“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毛泽东所讲的“唤起”，不就是“教育和启发”吗？他说的“同心干”，不正是为了千千万万个穷苦人共同的事业吗？马克思说过：“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后来的中央正在犯“左倾”错误，摆出与敌人决战的架子，谁不决战，谁就是不革命。多次写信与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朱德，要他俩到上海（批评他们不参与统一行动），毛几次回信，不便去，当然主要对中央“盲动主义”持不同意见，其次部队还需要进一步教育和建设，那是在古田会议之前，部队确实问题众多，存在散架的危险。而且指出中央对时局分析是有问题的，缺乏调查研究，只凭韧劲蛮干。事实正如毛泽东分析一样。最后把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百分之百的丢完，也丢了百分之八十的苏区。中央苏区为什么选在瑞金？这苏区是谁开创的？又怎样把毛泽东挤出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领导层？搞到最后把中央苏区也丢了，被迫红军长征。30万的红军到了陕北，只有3万。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和灾难。其实在第二次反围剿，已经由项英取代了毛泽东，只是他干不（面对蒋介石三十万大军，他就一个字“逃”），只有毛泽东力挽狂澜，反对逃跑主义，只才让毛泽东指挥，包括第三次反围剿。正是“横扫千军如卷席”。

我很敬佩黄克诚大将的。在80年代初，一股抵毁毛泽东思想和丑化毛泽东的逆流下，就是曾经在59年庐山会议上反右倾中被错误地批判的二号人物黄克诚，出来讲真话。他是带领部队随朱德和陈毅上的井冈山，是个“老井冈”了。他对这股逆流看不下去，出来说话了，“如何认识和评价毛主席、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他用几十年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亲身经历来阐述这个根本问题。在创建红军时期，毛主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是由于毛主席的正确决策；毛泽东多少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要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正确的态度来评价毛主席。最后他说：“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存在着‘信仰危机’，很多青年人都感到思想没有出路，没有精神依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斗争中树立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并以此团结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我们不能毁掉自己的信仰。当然，我不是说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正确，他的某些话是讲错了或是过时了，但毛泽东思想的粘髓和基本原则却将永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器，指导我们不断将革命推向前进。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只能通过我们后人的斗争实践弥补前人的不足，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面光辉的旗帜上写
下新的篇章。”

作为探讨，可以这样想一下，为何在战乱年代需要军事时，毛泽东却批判“单纯军事观点”、“忽视宣传教育”？如同我们现在发展经济，追求GDP时，是不是唯生产力论？再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意义？在科学发展的内涵中，是不是也要加入全社会的思想教育这样一个环节？为何经常处于战斗状态下的部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毛泽东取消了军饷制（国民革命军上校级是一百多大洋，战士只有几个大洋），改为供给制？不怕翻船？改制完成了，又要反对平均主义？看似简单，其实就是深刻的革命。毛泽东是最懂“辩证法”的。可我们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高薪养廉对吗？应该怎么办？还需要不需要，官兵一致同甘苦？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能管束部队和中央苏区政府。而现在的腐败趋势还未遏止，可我们管束队伍也是最庞大的，法律、纪律和相关决议规定则更多，那么为何效果还是不尽人意？一个向上进取的社会意识形态，该如何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