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仰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廿二）

反右运动

2006年4月16日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是毛泽东在1954年夏所作的《浪淘沙·北戴河》。毛泽东留下个悬念“知向谁边”？幽燕大地，狂风暴雨，无边海洋，诗人怀古，引发今昔无限的感慨。“往事越千年”，“秋风今又是”，诗人以“魏武”作比，雄视古今，气吞幽燕，再次表达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博大胸怀和凌云壮志。然而“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在同道人又有太多的分歧和冲突。建国初期毛泽东身体很好，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进行调查研究，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地活动。 其实毛泽东压力比较大，一个积贫积弱积多民族多矛盾的大国，一个帝国主义和西方国家阵容极度经济封锁的国度，一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阵容独特成员。怎么发展，走什么路？是毛泽东想得最多的问题。也就是说其特征为：一是内部经济底子“一穷二白”；二是内部政治诉求“多元化趋势”；三是外部（与西方）“经济封锁”；四是社会主义阵容“意识分歧”。

然而“贫困”是个现实问题，初期的集中发展和主要物资集中（公平）分配，对于稳定局势和党和国家掌握主动权等起着关键作用。对此意见和矛盾比较大的，主要是原来在“旧中国”生活比较好的各个群体，这些群体中相当多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若即若离地、时隐时现地、阳奉阴违地对待党和国家政策。头三年由于“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强劲政策下，这部分人收敛了（有些人已经镇压），有些得到感化和事实的教育，转为人民的立场上，还是有少部分人抗衡党和国家政策。这些人自然要在党和政府部门寻找自己的“代言人”。

在民主党派、党外人士（一般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和已经在政府和政协担任领导职务的）和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比较活跃的），离开共产党的领导，提出各种民主的政治诉求，就是没有合适机遇。这些人多数受过西方教育而且集中在各大城市。而农村的知识分子较多体现为“守旧”和“往日的经济享受”，所以他们较多地停留在“宗族制度”和“大家庭经济模式”上，抗衡党和国家的农村经济政策。所谓内部政治诉求“多元化趋势”是极不相称的，一部分要求“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特别注意的是，美国自“扶蒋反共”、“朝鲜战争”、“台海角色”以来，成为新中国的头号外敌），而另一部分要维系地主阶级的封建制度，当然还有民族分裂势头等。

西方世界对新中国采取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密的经济封锁，“禁运”、“威胁”、“经济围剿”、“军事态势的围剿”，美国力助蒋介石，在“台海”肇事，不能让大陆政府安心恢复经济和搞建设。蒋介石高举“反攻大陆”之大旗，派组织进入大陆，渗透到各级政府中，破坏重点项目和战略要地的建设，也破坏中心城市的市政供给（电、水、气等）。许多小国家开始时也怕与新中国做贸易生意（后来才逐渐认识到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乃势不可挡）。

然而在社会主义的阵营内（主要是苏联），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产生太多疑虑和分歧。先是（王明时期）共产国际，后是建国问题，民主人士参与过多，经济状态的社会主义特征太少。毛泽东出访，减少了一些误会，增加了些相互沟通，抗美援朝，多争得了些援助项目和建设贷款。斯大林去世后，这些问题不但没有进一步改善，反而关系开始疏远。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处于尴尬地步。社会主义公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建立，阻力比较大，来自于党内，也来自于社会，农村政策不同于苏联初期，工业政策也不同于苏联，只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苏联那边说你“走慢了”，提防你太多的资本主义和富农经济味道，防止“亲美化”；国内则说你是“冒进”，学苏联一边倒，不切合实际；而美国资产阶级将至你于死地而后快。而这一切未能改变毛泽东的路线。在毛泽东的脑海，唯有“让劳苦的人民，挺起腰杆，过上逐渐改善的新生活”、“治国必治吏，爱国须爱民”。所以毛泽东非常重视“肃反”和“整风”运动，“打铁须得自身硬”。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他又指出：“关于整风。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共产党内的整风，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进行过一次。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判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缺点和错误，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党内的各种矛盾；整风就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揭露矛盾，解决党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整风就是要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整风要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

然而事情并非如人所愿。1957年5月4日刚发出“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的通知后数天，一场主动整风运动，在部分别有用心者挑动下，风向转变了，不是针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关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直指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国体、政体等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罗隆基要搞“平反委员会”，章伯钧要建“政治设计院”，储安平要断“党天下”等等，“大鸣大放”气势来得快而凶猛，向党和政府猖狂进攻，社会上煽动闹事。毛泽东提醒党的干部：“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毛泽东还指出：“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一场“反右斗争”即将来临，毛泽东已有部署。一种说法叫做“引蛇出洞”。

笔者也觉得问题来的突然，但又觉得总是要较量一次，迟早的问题。这种突然性笔者好长时间搞不清楚，是毛泽东的“大鸣大放”所至？还是他们骨子里与新中国的社会形态“格格不入”？“大鸣大放”应该针对毛泽东所提出的党内存在着三个问题，解决党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为何要转向？为何要求一个新生的共产党国家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道路？章伯钧提倡三权鼎立，议会道路，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议会制；蒋介石搞“党天下”（党国之利益），共产党还是“党天下”，所以要建“政治设计院”，所以要“平反”共产党在“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错误，公开鼓励大家有“屈”叫“屈”，有“冤”申“冤”？罗隆基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的党纲注明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盟章有了这样一条，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章伯钧也觉着“接受党的领导”存在着深远的后果。在他们眼里，蒋介石不能要，毛泽东也可以不要，只要自己？还是请美国政府或联合国来主持未来中国的所谓民主选举？可美帝国主义是国家的主要外敌，这又怎么论？然而在建国时，说得好好的，“接受共产党领导，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现在反悔了？说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制度，可章乃器说，“资产阶级剥削的本质‘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笔者也还是搞不懂，几乎所有民主人士都承认“润之先生”雄韬大略，为何还要“叫劲”？如果是“大逆不道”另提别论，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民主（他们应该是过来人，深知这一点），社会经济和社会公益发展最快时期，怎么会如此气势汹汹？良心何在？

还是毛泽东给出了这个答案（57年5月15日）：“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毛泽东继续指出：“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在社会主义阵营面前，在西方资本主国家面前，在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面前，毛泽东是要“掌自己的嘴巴”？还是对此作出必要的“反击”？毛泽东声明（57年5月15日）：“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在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妄图灭掉共产党，那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人民正是这样希望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毛泽东说：“此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范围的、人民内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革命不在内。”

然而，右派们对党的劝阻和提醒无动于衷，在各民主党派和高校这种争论仍将进行着……，而多数人已站在党和人民一边，对极右分子展开批驳。在“民盟”内部这场辩驳最为激烈。“民盟”是由“三党”、“三派”组建起来，所以“宗派林立”是其明显的特征，他们自个说：“民盟中央的最大特征，就是宗派。大家只须闭上眼睛，就能知道谁是哪一派。民盟的宗派，这几年不特未消灭，而且更发展，不过形式更隐蔽更深入更巧妙罢了，事实俱在，不承认是不行的。”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份名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党内指示；1957年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场史无前列的“反右”运动开始了。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同月在青岛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篇文章。也许是毛泽东特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正如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有虎气也有猴气”。毛泽东说：“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后头接着来的解放战争，也是经过辩论的。重庆的谈判，重庆的旧政协，南京的谈判，都是辩论。蒋介石对我们的意见，对人民的意见，一概都不听，他要打仗。打的结果，他打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在六、七年之内，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个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虽然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毛泽东一生挑战自然，挑战对手，挑战社会，挑战世界。“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这脍炙人口的名句，就是他人生的写照。

也许毛泽东的“虎气”大了点（笔者认为是有必要的），在“民盟”的批判会上，许多盟内知名人士对章伯钧、罗隆基（尤其是罗隆基，昔日妄言自大、作风不检点、人缘欠佳）等展开批判。章伯钧首先认错（章乃器说：“检讨就是投降，你祖先原来是一个投降将军。”），罗隆基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先硬后软”认罪服输。其中赵文璧对罗隆基检举揭发的内容分7大类，共52条。后来罗隆基对章伯钧说：“我自己说的话，常常忘了，而有人记性好，多少年的事儿，说出来的时间、地点和当事人，没半点含糊。”当时的右派分三种（体现毛泽东的分化瓦解），即“不划不戴”、“划而不戴”、“又划又戴”（“划”指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戴”指戴上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帽子）。民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50多人划了右派，占中委和候补中委的近三分之一。章伯钧却说：“老毛是要借我的头，来解国家的困难了”。又说：“民革因是些降将，本就抬不起头；三、五反收拾了民建；比较敢讲话的，只剩下民盟和农工，而反右的打击重点，就是民盟和农工。”显然“危言耸听”，章与罗虽“又划又戴”，处理结果，章伯钧从行政３级降到７级；罗隆基是从４级降至９级，好面子的罗隆基，取消了专车很是不自在。章伯钧说：“这也难怪努生（罗隆基）把坐车的事看得那么重，因为在缺车少油的中国，坐小汽车是个权力和地位的标志。把我的车从苏联老大哥的新车‘吉姆’，变为美国的旧货‘别克’，也是在于要体现一个 ‘降’字。”罗隆基说：“彭德怀和我是连襟，但素无往来。我在他眼里，始终是个异己。57年我成了右派，有人问彭德怀的感想和看法。伯钧，你猜他说什么？” 章问：“他说什么？”罗说：“他居然说，应该，应该。”章说：“人家是共产党，当然要这样讲啦。”罗不以为然地说：“象他这样的共产党干部，阶级阵线划得分明，不会理解和同情民主党派。这次轮到他们自己的头上，或许能有一些‘法’的觉悟，不会老指责我们这些知识份子在崇尚西方政治民主了。”看看他们倒是也坦诚，同时也看出在他们那里丝毫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然而，“老毛”也未必要他这颗“脑袋”来解决国家困难，仍然保留副部级和局级生活待遇，57年的中国要比49年的中国好了许多，工农商都翻了不止一番了，也用不着利用他们来解决“国家困难”。章乃器（粮食部长，由于他的“强硬”才逐渐成为右派第一号）在十一届三中全后平反；章伯钧、罗隆基（交通部长和森林部长）至今未平反。储安平也未平反，他的失踪成为一个谜？

毛泽东在57年10月说过：“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毛泽东说得是思想改造，一些知识分子就是不愿意改造。毛泽东说：“我们说要脱胎换骨，他说脱胎换骨就会抽筋剥皮。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许多人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搞，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说中国有五张皮。旧有的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此外，还靠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即小资产阶级所有制。我们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后两张皮：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了。老皮三张久已不存，另外两张也不存了。现在有什么皮呢？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张皮。当然，这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

纵观世界风云，对于“反右运动”，苏联有些人说我们愚蠢，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什么“大鸣大放”？他们利用“大鸣大放”，反到共产党自己头上？然而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美国政府也是很同情右派。毛泽东后来总结反右斗争时说，反右斗争是将匈牙利事件化解为许多小的匈牙利事件，各个击破，提前解决了大的匈牙利事件，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有些人总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回事，这不是唯物主义为态度。后来的一些知识分子攻击反右斗争，说毛泽东是“封建专制”、“焚书坑儒”，与秦始皇等同起来，甚至大大超过秦始皇，秦始皇坑不到一千人，毛泽东一口气坑了50万（牵连了300万）。如果只从“右派”这个定义（除节外生枝）在反右斗争中并没有杀一个右派，谈不上“坑儒”。这不是辩解，而是事实。然而多数知识分子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志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观点：“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如果我们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那么这场运动主流走向还是十分清晰的。

笔者对当年发生的“反右”运动，认为是必要的，扩大化问题要纠正。扩大化也分为两种，一是把问题说得严重了，上岗上线，一些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教育、批判、认识、检讨也就可以了，不该划为右派阵营；二是出于“大鸣大放”给领导提意见而情绪冲动者（包括也说了些过头话的），他们原本不该归为这一类的，也让不正经的领导穿了“小鞋”。然而右派的进攻，使得这场“整风”有些走过场，让有问题的干部蒙混过关，有些反之还整了提意见的人。笔者认为对于平凡也要“一分为二”看待，笼统说平凡也许也有问题，一些人属于平凡，而一些人属于“摘帽”，在过去的岁月里，这顶“右派帽子”带的时间太长，加上以后许多运动的牵连，也过多地“难为”了他们，这顶帽子也不能无休止戴下去。扩大化的另一个问题，人数与比例上有点过高，毛泽东在这场运动开始，也未认定这个比例，这从他的讲话和文稿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来，而实际的操作过程（后果）来看，是有扩大化的问题，这个问题纠正的时间来得迟了。现在也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站在历史的公正立场上对其必要性认识也是不够的，从而才有将“反右运动”说成“漆黑一片”的不正确说法。其实最早站在党一边说话的是国民党元老何香凝老人出面，于57年6月1日发表书面谈话说：“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随后是黄炎培、陈叔通、史良、梁思成、吴晗、周新民、费孝通、高天、王光英、吕光光（张澜秘书）、曾昭抡（曾国藩五世孙）、马叙伦、胡愈之、冯素陶、许广平等一大批在中央政府和政协中民主人士，起码代表大多数的和共产党患难与共的党外朋友。可以想象没有这些党的忠实友人的鼎力相助，诚然这也是他们自己事，任何党派也需要强有力的核心，总体上也体现了“五星红旗”的形象和精神。或许在揭批中也存在一些不适之词，这些都是枝节，从总体上压制了右派的嚣张气焰。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不像现在所说得那样轻松自在）。即毛泽东所说得“匈牙利事件”。反右运动开展了一年多一点时间，主要是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比例较多的单位和党、政机关内。

对于这次“反右运动”，周恩来在1962年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一文中指出：“……这部分知识分子应该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这才有出路。这话是有所指的，是在一九五七年五一前后说的，但是到六月，右派还是进攻。当时反击是必要的。”

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指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