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仰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廿二）

为何分歧

2006年4月6日

新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虽成绩斐然，但充满着矛盾。而矛盾归根结底是利益上的矛盾。这些矛盾反映到党内、政府内便产生认识上的分歧，有些分歧可以通过协商可以达到统一。这么大的国家，是在内外交困中诞生。能不能站立起来？能不能迈开步伐？对于毛泽东来说，这种困境他领导党和军队一路走来，无所畏惧，毛泽东充满着信心。然而对于一个国家的所有成员，是否都将同心同德，众志成城？

过去在革命的队伍里，这一点从总体上是可以做到的，外部有强大敌人的专政，内部有党规、军纪的制约。这倒也简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夺取政权。现在取得了政权，成立了新中国。然而却是一个伤痕累累的“一穷二白”的国家。治理战争带来的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秩序。加之“三大运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比较顺利（内外压力也都比较大），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还是人心思定。

建国初期矛盾也是多样化的，恢复国民经济和创建工业基础，需要巨大的资金。国库是空的（蒋介石是不会留下的），哪来的资金？刘少奇在1950年说过：“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中，筹集资本的方法，除了无情地剥削本国的工人和农民，并使无数的小生产者和中等企业主破产，以集中资本之外，照斯大林同志说，还有以下三种方法：依靠对于殖民地的掠夺，依靠军事赔款，依靠奴役性的借款和租让。但是，这些办法，我们都是不能采取的。”中国的资金只能来自于民。所以刘少奇又说：“而要人民节省出大量的资金，就不能不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就是说，在最近一二十年内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不能不受到一些限制。这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创造劳动人民将来更好的生活，在将来能够更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为人民节省下来的资金不是用来满足剥削者奢侈的生活，更不是用来满足政府办事人员的腐化生活，而主要的是用来满足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所以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都应该是创业的年代，中国的实际也只能是“农业”哺育“工业”，事实也是如此。

然而“小农经济”是不可能构建工业化基础和哺育工业成长的，这一点毛泽东是最清楚不过的。略知资本主义发展史，都知道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是残酷的掠夺和剥削，而时间都超过百年（资本积累）。所以毛泽东坚定不移地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而且要“乘热打铁”。在这一点上，党内有不同意见，与党外意见也相左。最为明显的就是发生在53年政治协商会议上的“雅量之争”。一个要照顾农民，给农民生产更多的自由；一个要像向苏联学习，“组织起来”、“统购统销”为工业提供粮食、生产原料和积累发展资金。前一条是传统发展道路，后一条是非传统的发展道路。实践证明，后一条道路是发展速度明显超过前一条道路。笔者在前文（廿）中已有数据对比，苏联是这样，中国更是这样（如人均GDP,发展开始中国是印度1/2，近三十年后中国是印度的2倍），苏联和中国由于走的后一条道路，都从农业国逾越为经济大国。走这条路，毛泽东在高层他是“少数派”，而毛泽东却是强人。从49年至56年，中国经济在总体上是好的，这一时期成为中国的“黄金发展期”。

可是，意识上的分歧稍然存在，裂痕开始显露。从表面上看最受争议的是，党的历次运动和国家发展纲要。譬如，“三反五反”── 章伯钧说：“三、五反收拾了民建”；“改造工商业”── 梁漱溟说要：“惠及农民，拯救农民，农民太苦”；“批胡风”── 罗隆基说：“胡风问题搞错了，得罪了３００万知识份子，使知识份子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肃反整风”── 罗隆基要搞“平反委员会”，章伯钧要建“政治设计院”、储安平要断“党天下”；“社会主义改造”── 章乃器说：“资产阶级剥削的本质真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民建”有人说，社会主义改造，不留恋资本主义，“脱胎换骨”，章乃器说：“下句就是‘抽筋剥皮’”，千家驹反驳说：“为什么下句话不是‘超凡入圣’呢？”

说这些话的都是建国初，参与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的骨干，多数都进了“政协”（当时还没有成立“人大”）和“政务院”领导岗位。其实毛泽东也是“做人难”呐。在党内做工作，建设新中国需要各方面的管理人才，并不要比建立新中国谁的功劳大，谁就应该“做官”。所以在新中国的政协和政务院，近一半的位置给了党外的民主人士，而且在困难的条件下，给予比党的同级干部更优越生活待遇，这一点，要比苏联“民主”得多，苏联为此大为不满，认为“中共”要走“中间路线”，需要“亲美势力”。伍修权说：“当时新中国成立才两个多月，苏联对我国的情况特别是某些方针政策是持怀疑态度的，例如……我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苏联就怀疑我们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等等。”在毛泽东访苏的过程中，可以找到这个痕迹。当然善意的批评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然而上述这些人的说法并无善意可言，因为在新中国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前所未有进步，这些人该是一清二楚的，在近代历史上是找不出第二幕的。问题的归宿，还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党内的分歧也蕴然而生。譬如，在城市“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农村“是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还是发展私有经济？”；在领导层面“是实行集体领导，还是分散主义？”；在工作上“是艰苦奋斗，还是享乐主义？”；在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主次问题等等。毛泽东从全国的角度，把主要工作其列为十个关系，（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是非关系；（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就是毛泽东在1956年春所著的《论十大关系》，来消除分歧和矛盾，统一全党思想。57年进行了整风运动，即整顿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毛泽东指出：“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拚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象样子，痛哭流涕。”

所有党内外的分歧，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有差异就有矛盾，有矛盾便产生分歧与隔阂。毛泽东的说法是什么？他说：“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我们走路，不是两个脚同时走，总是参差不齐的。第一步，这个脚向前，那个脚在后；第二步，那个脚又向前，这个脚在后。”他又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毛泽东看问题总是辩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不是正确？我赞成这种意见，就是说，从前四年的情况可以看得清楚，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将来搞了几个五年计划，有了经验，是不是还会犯错误呢？还会犯的。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

毛泽东在对学校出乱子问题上说：“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 组织示威游行， 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工农群众跟党“打天下”，他们的子女多数关在学校门外，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的。毛泽东也是从实际出发，“应当改变，需要时间”，改变是个方向问题，时间是个现状和能力问题。所以第一要务是“扫盲”，如同当年比较好的解放区那样，通过城乡“扫盲活动”，提高基础文化水平；其次在青年工农干部中选拔（有文化基础的）直送学校培养。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对于许多问题很是敏感，有一种与国际风潮相呼应趋势，毛泽东指出：“（56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毛泽东比喻着说：“墙上一南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

毛泽东针对合作社是“错误的、危险的、 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认为互助组、合作化是党中央确定的，为了慎重制定了个《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通过互助组，再合作化。北方农村比南方农村具备两个优势，一是自然村落比较大，互助习俗浓一些；二是解放区的比例大一些，时间早一些。所以在合作化的阻力要小一些，工作容易一些。毛泽东看问题总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在我们高级干部中间，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回家，或者是接了亲属来，听到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的那些话，受了触动，于是就替农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好象只有他们这两部分人才代表农民，才知道农民的疾苦。至于我们党中央，在他们看来，那是不代表农民的，省委也是不代表的，党员的大多数都是不代表的。江苏作了一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后头一查，这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比较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这些人的所谓‘苦’，就是有余粮。所谓‘帮助农民’、‘关心农民’，就是有余粮不要卖给国家。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在农村60%以上贫下中农生活是改善的，30%生活持平（包括灾民），10%是有下降（一是富裕阶层，二是灾民）。毛泽东说：“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去年这一年，丰收的地方没有问题，重灾区也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许的愿大了，后头没有那么多，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于是议论就来了：合作社还好不好，要不要？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的一些干部中间。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合作化一定能化好，但是一两年内不可能完全化好。要向党、政、军、民各界的同志们讲清楚。合作社只有这么一点历史，大多数合作社只有一年到一年半的历史，经验很少。搞了一辈子革命的人还会犯错误，人家只搞了一年到一年半，你怎么能要求他一点错误都不犯呢？一有点风，有点雨，就说合作化不行了，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个大错误。事实上，多数合作社是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另外毛泽东提醒干部：“我们没有苏联那种义务交售制度。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象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

毛泽东在讲到在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主次问题上，这是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所制定特殊时期基本策略，也就是本文开始所引用刘少奇话。这就是说，这是中国建设起步阶段的共识，而非毛泽东个人的“铁石心肠”，毛泽东主张，在发展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的生活，也必须统筹兼顾。不过毛泽东比别人看得深远一些，首先极其需要有资金积累，积累多少要看效率？有了效率是否取得到？取之效率是否产生太多的矛盾？刘少奇的这段话思路正确，毛泽东更具体地给出方案。如同一个创业的大家庭，那就是在积累的多数用于再创业，少数用于改善生活，其资金（经济）上必定是统一管理、统筹兼顾，否则各小家之间就会产生不必要矛盾，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家长制”。看看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血泪史（对内、对外），就清楚了。在毛泽东的建设蓝图内，就是城市的工商业改造运动和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当然，对发展对象的城市，自然矛盾要少一些，有谁有这样高超的决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在旁边说风凉话的、指桑骂槐的、挑拨离间的其用意不是想搞好建设、想关心农民，而恰恰相反。为何（只要把话说明白）工农大众能够理解、善良的人们能够理解，而且大多数人热情高涨，投身到那个“火红的年代”，那些“斤斤计较”的、“一百个不好”的、要“土崩瓦解”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毛泽东提议：“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艰苦奋斗不是为了那个特权的阶层，恰恰是为了国家与人民的未来。这一点有什么可怀疑的吗？“五十年代”已成为新中国奋斗和建设的代名词。其实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在工业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农业也好的发展，在农产品增加的基础上，农业的基础建设（农田、水利、道路、造林、农机等）得到了发展，这一点“小农的私有经济”是不可想象的，农村的卫生、防疫（烈性传染病等）、治病从无到有，而且发展势头加快，这在旧中国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农民的生活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没有“组织起来”，这些改变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完成初期的发展的资金积累，工业、农业、国防、教育、卫生等进一步的发展之想法，才成为可能与现实。这一切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感到惊讶和认同，更唤起第三世界穷国，将中国树为自己的榜样。然而，是谁无视这一切快速进步和巨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