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仰毛泽东，学习毛泽东（二十）

思想改造

2006年3月30日

毛泽东的“运动”，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互动”。大革命时期的土地运动，共产党缺少成功的经验和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领导，尽管群众有热情，也有盲从，显得有些乱，效果欠佳。但主要成果是对官僚、军阀和地主阶级触动太大，所以反动阶级的反扑和镇压也达到疯狂的地步，大革命的失败是惨重的。然而到了延安许多运动开展的有声有色（当然也有缺陷和不当之处），笔者已在《敬仰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八）中作了小结。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后，所开展各项运动里，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在这“新形势”下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

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敌人就是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敌人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有“运动”和“反抗斗争”是比较容易得到统一，“大敌当前”吗？然而革命成功后，主要敌人已经远离生活和建设的“视线”，许多干部（党的同路人）开始飘飘然而不知所以然了，许多文人（知识分子）开始七嘴八舌得意洋洋了，许多经济界（工商资本家）开始旧社会剥削思想也回潮了，许多农民（比较富裕的农民）的小农经济思想也开始复发了。而这一切与毛泽东的新中国理念格格不入，况且帝国主义和蒋匪残余给予新中国的压力对于这样一些群体中的社会成员不再是个问题了，新中国可以提供一个“自由”的发展空间，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束缚”了，其实社会总有“束缚”的，这种“束缚”就是社会存在的“规则”，诚然这些“规则”就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规则”（主要体现在农村，如宗族制度、封建礼教等）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规则”（主要体现在工商业，如利润驱动、控制资源和物流，甚至是投机倒把等）。所谓的“自然状态”看似平等，这种平等是旧社会体制（意义）下平等，这里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属性。对于一个资源短缺、生产力低下、封建的和资本主义（初期）思维混杂的社会形态，加之一盘散沙的民心，能有什么前途？“只有社会主义救中国”，只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在共产党麾下，现在不再是像延安那样的若干个“边区”，而是除台湾省、香港、澳门之外的全中国。在“边区”几十万的共产党武装力量和党的干部和组织，这样不协调的声音是极其微弱的，现在这种不协调的声音却很有“市场”。从农村的宗族制度到城市的等级观念和剥削思想，可以说出一堆存在的理由。毛泽东尖锐指出：“……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毛泽东在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发问道：“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我们依靠谁？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
毛泽东再次提出警示：“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这种“精神”的糖衣炮弹，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所以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也一直没有松懈过。毛泽东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又说：进城了，分散主义发展了。笔者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集体主义”思想基础，这个“集体主义”是以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线的“集体主义”。所以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伴随新中国的成长而进行着。在党内开展“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外进行“批判《清宫秘史》、《武训传》和梁漱溟的思想，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等”；在民族关系上“批判大汉族主义”；在农村进行“合作化运动”的集体主义教育；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工厂进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的教育等等，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运动真多”。毛泽东之所以是毛泽东，他敢于向一切背离社会主义的世俗挑战。毛泽东提议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1955年初夏，在批“小脚女人”的同时，另一场政治风波由胡风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而起，《人民日报》当年初夏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和《人民日报》社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书，毛泽东写了序言和按语，这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并在1955年7月开展“肃反运动”。周恩来在1956年1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报告讲：“大家知道，在一九五五年内，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党中央曾经对于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这一系列的斗争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在机关内在社会上都有步骤地彻底展开，预计今后两年内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群众觉悟迅速增长的基础上突飞猛进，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并且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发展；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迅速发展，今年也很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就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整个地将要提前和超额完成，预计某些生产部门可以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一九五七年的生产计划，其他各部门也都有可能提前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有这些巨大的动人的成就，在一年以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展开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那么这些成就，到现在也还是不可能获得的。由此可见，右倾保守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危害是多么严重。……知识分子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然胡风《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不同看法，如什么“国统区”文艺创作理论、反对“标语（口号）式和单调的客观主义”的创作倾向，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和“在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揭露“精神奴役的创伤”，鼓动“作家的创作过程中进行自我改造”。笔者自然坚定不移站在毛泽东的文艺创作理论，认为胡风的理论是错误的，至于处理上问题（被捕入狱）是可以商榷的。毛泽东指出：“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向他们推荐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

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为着加强党对于知识分子的领导，加强党对于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召集一次会议讨论知识分子问题。”他说：“许多知识分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的立场，觉悟到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救中国，才最爱民族。因为封建经济束缚着中国广大农村的生产力，买办势力束缚着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代表了封建和买办势力，成为一种反动政治力量，他们依靠帝国主义，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所以要求得民族解放，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场，而不是只有笼统的民族观念”。周恩来就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问题，讲过六点：“一，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都要自我改造。改造有性质上和程度上的不同。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改造，是带有强迫性的，这与人民内部通过劳动、生产、学习进行的改造有性质上的不同。人民内部的改造，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性质上的不同。二，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把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需要一个过程。首先是爱祖国，进一步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更进一步接受党的领导，逐步改变旧的立场和思想体系。三，改造靠自觉。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四，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五，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六，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

陈毅还形象地说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冕。事实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都及其重视的，然而差距太大“恨铁不成钢”，要他们“脱胎换骨”。所谓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无非是让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同工农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然有些出格的行为，但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搞农、医、理工类的知识分子做得比较好，又做出了惊人的成就。然而，有些人（主要是文人）仍然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与人”。毛泽东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有个“新”字，相对而言，搞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解决好一些，“脱帽容易，加冕也快”，尤其是搞“应用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类的知识分子就难点，不但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还有“封建知识分子”的帽子，这个“根”生得很牢，扎的很深。毛泽东也说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可这些人不得要领。为何这样？“立场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党性问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毛泽东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