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仰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十八）

合作社

2006年3月25日

　　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说：“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周恩来解释了“所谓相当长的时期，究竟多少年，不可能说得那么准。毛主席说，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过渡时期的长短，决定于是否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要看我们的努力。 ” 他还强调“离开了总路线，就要犯大错误。我们在工作中犯一些小错误，发生一些偏差，是难免的。但如果犯了大错误，离开了这条总路线，那就很危险，就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即资本主义的道路。犯这种错误不仅不应该，而且是不容许的。”

　　关于我国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1949年，机器工业占百分之十七点四，工场手工业占百分之七，个体手工业占百分之六点八，农业及副业占百分之六十八点八。1952年，机器工业占百分之二十七点八，工场手工业占百分之六，个体手工业占百分之六，农业及副业约占百分之六十。

　　 工业生产方面，总产值如以1949年为一百，1952年则为二百四十五；农业生产方面，总产值如以1949年为一百，1952年则为一百四十八。然而我国又要支付抗美援朝战争主要费用。中国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用于战争的经费为62亿元人民币，欠苏债务13.4亿美元（近40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武器及物资）。这些多得益于工农业的发展与提高，尤其是占总量70%的农业。在这期间，日本和台湾都得益于“朝鲜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

　　新中国的农业和农村，自互助组开始，社会上和党内矛盾不断。在毛泽东面前摆着，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同样得益于解放区土改后的互助组对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井冈山时期就有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延安时期有变工队、互助组、甚至陕北的安塞还有生产合作社）。所以毛泽东力主向互助组、合作社发展；而主管农业的党内领导，并不赞成互助组与合作社。事实上，都有一定道理，因为各地的农村发展不平衡（好与差之分），历史背景也不尽相同（党领导的时间长和短），就是同一个村，还有富裕和贫困的。然而关键还在于农村富裕农民的声调比较高一点（也算是财大气粗吧），当时富裕类中有家境不错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包括富农），还有此时家中劳力充足的农民，力主“各自为政”，不希望互助合作，只管自家三亩地，一线的领导自然听到这样的“群众呼声”，主张“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其实明眼人都清楚这些都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

　　毛泽东之所以是毛泽东，正因为在他没有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停滞不前，所以他在党内外进行尖锐批评。首先在1953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党内右倾三句话进行批判。一曰“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二曰“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曰“确保私有财产”。指出要害是“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任务，偏离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也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建国以后第一次关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矛盾。然而当高岗、饶漱石等借机反对刘少奇、周恩来所做工作，尤其是刘少奇的工作。此时的毛泽东却认为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高岗是一个反党联盟（不仅仅是对过度时期工作不满，更是另立山头，专横跋扈），严重地威胁着党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首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饶漱石发出警告，提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此后高饶联盟受到揭露与批判，直至瓦解，高岗自杀身亡（1954年8月17日）。1955年3月，中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但是作为农业发展之矛盾并未解决。

　　毛泽东力挺农业合作化道路。在党外有从“雅量之争”到“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粱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次日在政协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以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叶圣陶参加会议，他在事后的日记中写道：“即使此次梁（指梁漱溟）之发言别无坏意，而客观上确有反对总路线、挑拨离间工农联盟之嫌。”几日后，周恩来在中央政府委员会上作了批驳梁漱溟言论的长篇发言，毛泽东插话，这个插话便是在毛选五卷中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最后一天，梁漱溟发言而被轰下台。以后便是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可是梁漱溟的政协委员照当不误，待遇不变。然而二十年后的国庆招待会之后，周恩来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主席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心中仍然装着梁漱溟这位特殊的老朋友。毛泽东逝世后，许多国内外来访友人，带着好奇的心态询问梁漱溟先生，他是怎样评价毛泽东的？梁漱溟说：“无论从一个领袖人物还是从一个老朋友的角度看，毛泽东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可以说他不仅是本世纪中国的伟人之一，而且也是本世纪世界的伟人之一”。诚然那些思想分歧依旧成为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一个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一个是中国孔孟之道的宣传者，思想分歧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笔者以为，当时梁漱溟的观点有问题。往大的说，那时的农民是近代最好的时期，梁漱溟不该如此刻薄挑起批评，社会需要和谐，在“仁政”面前，毛泽东所做一切是“前所未有”的。历代君主和圣人都没有这样做过，而且这三年农业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就在这时期国家（抗美援朝期间）还拿出大量资金投入到水利建设，掀起了新中国农田水利建设的第一页。然而此时的中国社会治安是最好时期的开端，工业和农业恢复最快的时期。这样也许才能够理解周恩来在会议上即时、公开批驳一位党外的朋友（这是极其罕见的）。毛泽东与周恩来心中的农民与梁漱溟（儒学专家）心中的农民不会相同。毛与周心中的农民是占农民百分之七十的贫下中农，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区别。同样也是党内在农民问题上分化的区别所在。读一读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著作就可以了。它们是《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解决“五多”问题》、《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论十大关系》等。在笔者概念里，毛泽东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生。在工业、农业乃至全国所有的实际问题，毛泽东他仍然是个战略家，然而毛泽东又是一个最尖锐的社会批评家（也是他自己常说的“虎气”），经他批评的党内外人士不少，在这一点上必须以“革命之名义”来解读毛泽东才行，毛泽东是不会停止社会变革的脚步，一个新型的国家，在这内外矛盾的环境中，需要毛泽东这样坚定不移的主心骨，这也是过渡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胜利的政治、思想保证。然而这段时期是普遍公认的新中国成立后最好的时期。笔者的父辈们总是夸奖这个时期，把它称为“五十年代”，是在世界各地华人普遍受到尊重年代，同时也是归国华侨最多的时期，他们为了建设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自己的祖国。笔者重读毛泽东这些著作时，坚信毛泽东是正确的、无私的、伟大的。然而在当时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在他们的文选中就是找不到了，包括之后的“反右斗争”时期的他们的讲话和文章，“相比较而鉴别”不是吗？现在能见到只是他们在回忆录中的说法，而不是当时他们原汁原味的观点。

　　笔者也有许多的疑问，这么好的社会发展期，怎么会有“右派”的进攻？谁之过？难道是毛泽东为了“引蛇出洞”的战略意图？用毛泽东对斯诺说地一句话：“这不以我们这些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阶级斗争是客观的存在着，我们不能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现状视而不见。然而毛泽东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坚定不移的，他始终站在工人和贫下中农的立场上对形形色色的思潮进行斗争和教育。可以看得出他所遇到的某些问题比延安时期更困难些，过去的同路人正在成为自己的对手。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他又说：“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都应该向他们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是简单地去进行斥责。”看看这段话，现在鼓吹毛泽东是“独裁”的那些人不知有何感想？毛泽东重视的是政治和思想教育。毛泽东对一些领导“砍杀”合作社极为不满：“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央集体所做的决定，毛泽东更深刻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为农业摆脱旧社会的枷锁想尽办法，毛泽东说：“为了要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就必须：(1)坚持自愿、互利原则；(2)改善经营管理（生产计划、生产管理、劳动组织等）；(3)提高耕作技术（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复种面积、采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同病虫害作斗争等）；(4)增加生产资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农具等）。这是巩固合作社和保证增产的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还说：“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感觉，已经在广大的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间迅速地发展起来。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只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们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面说过，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间也有许多人，因为觉悟不高，暂时还是观望的，他们也有摇摆；但是同富裕农民比较，他们是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这是实际存在的情况。……这是看见了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这是第一种错误思想。”在毛泽东的“天平”上，为多数的底层工农谋利益是最重的，甚至为了他们或者“小人物”（如1954年对“新红学”的那场批判，毛泽东站在小人物的观点上，用李希凡的话来说，“说句老实话，迄今为止，我仍没有看到，给《红楼梦》以崇高、正确而深刻的评价，有谁超过鲁迅和毛泽东。”）毛泽东经常不惜“得罪”朋友或高贵者，因为毛泽东肩负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单纯的“君子之交”如此轻松，这就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