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仰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十四）

2006年3月10日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应逐步由乡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和胜利后中共在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尤其是即将迎来的新时期、新起点党的作风问题，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让党和军队的每一个成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警钟长鸣”，不做李自成。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

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进入北平后，新中国成立的筹备工作紧张有序进行着，“国共谈判”、百万雄师过长江、风雨下钟山、战上海、解放大西南等等，还等着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解决。由于连续战争，国内的经济十分糟糕，尤其是包括大上海在内的南方各城市的经济和供给非常困难，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经济和治安等方面破坏，毛泽东已经把主要精力从军事转向政治、经济和外交（如中苏关系）工作，然而重中之重，还是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花精力最多的是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交往，共商国是。最为核心的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施政纲领，是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大宪章，在五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实际上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1949年６月15日至20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政协筹备会，下设６个小组，起草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许德珩。周恩来主持或指导了7次会议，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草案在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了基本通过。《共同纲领》总结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近廿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斗争的经验，尤其是共产党在解放区的社会形态和模式，再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了符合全国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国家大法。它是一部人民民主的建国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包括序言、七章60条，它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保障人民广泛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普选方法产生，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政权的机关。军事制度上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领，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和统一的纪律。根据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存，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纲领》还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外交、民族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她保障全国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也规定了人民必须遵守的若干义务。《共同纲领》对于团结一切力量，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和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代表和候补代表共662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共产党代表刘少奇、特邀代表宋庆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中国人民解放区代表高岗、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陈毅、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新疆代表赛福鼎、特邀代表张治中及程潜、华侨代表司徒美堂等人发表了演讲。毛泽东向大会致开幕词，朱德致闭幕词。会议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同时选举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们是：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宋庆龄盛赞人民政协胜利召开“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张澜称赞人民政协的开幕日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子”。黄炎培认为，人民政协会议“写出一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纪录”。对人民政协的召开，程潜说是“划时代的中国有史以来所有的一次人民大团结”。沈雁冰赞扬人民政协会议“展开了中国历史全新的一页”。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任命谭平山、谢觉哉、罗瑞卿、薄一波、曾山、滕代远、章伯钧、李立三、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宏为政务委员。

在新中国的第一任领导里，非中共领导人占据近一半，可以看出毛主席、周总理的开明和民主，为此毛泽东在党内作了最多的说服和批评教育工作。然而，现在所听到“非毛”思潮中所描绘的毛泽东判若两人。这些人难道历史都已经忘了？虽然在“共同合作”的过程中，有过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我们必须关注历史的主流。而在“非毛”思潮中，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卑劣手法，达到诬蔑诽谤之目的。离开历史主体的真实性，用一些枝节来攻击毛泽东，笔者为之而愤怒，读过《往事不能如烟》一书，笔者就是这种感觉。那些人只有个人的名利与地位，然毛泽东是大义、大仁。政治协商是一个层面，然而更是关注全国和全民，否则与改朝换代又有何区别？国内的国民党反动派、蒋家王朝、官僚买办阶级的反抗和破坏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帝国主义和国际敌对势力也都希望这个新生政权不能维持而土崩瓦解。然而对新中国给予最大支持的还是农工和平民。新生的政权，不是排队坐座位，而是在一片废墟、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建设一个新型的国家。中国是个农业国，但中国又是一个吃不饱的国度，而且人口却有五亿之众，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用一个“穷”字来描述是不够的（有些人喜欢用战后的日本来相比较，他们在废墟里建厂，便可以开工，我们不可能），还包括经济体制、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人员等生产的基本要素，然而四九年是无法统计国内的经济状况，笔者用五二年（五二年比起四九年不知要好多少）的统计主要工业数据来比较中国实际情形，世界平均人均水平/我国人均水平，钢 82公斤/2公斤，煤 724公斤/115公斤，原油 242公斤/0.8公斤，电 448千瓦小时/13千瓦小时。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不能与世界的平均水平比喻的，工业的“母机”和相关技术与人员更是匮乏。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说到底，我们只有作坊，几乎没有工业基础的厂，一句话我们丝毫没有一点“本钱”。我们还面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都预计新中国维系不会太久。

我们不了解中国的过去，就无法评说中国的现在，不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就无法面对中国的未来。而它也是正确与宽容评说，在那段历史期间的人和事。譬如毛泽东与梁漱溟关于中国发展的争吵，和他们在个人各自对待双方的私人态度。后来梁漱溟说过：“自1953年9月之后，我的确失去了单独与毛泽东主席见面谈话的机会，但我心里领会到，我自1953年9月之后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并未受到任何组织处理，仍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意思”。其后在1974年国庆招待会之后，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主席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其重要性一是点梁漱溟的有其统一战线政策上的典型意义；二是在毛泽东的记忆库里并没有忘却梁漱溟这位特殊的老朋友。从这两方面看，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既是政治性的，又是充满友情味的。自毛泽东主席逝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国内外来访友人，带着好奇的心态询问梁漱溟先生，他是怎样评价毛泽东的？梁漱溟对毛泽东的评价，他说：“无论从一个领袖人物还是从一个老朋友的角度看，毛泽东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可以说他不仅是本世纪中国的伟人之一，而且也是本世纪世界的伟人之一”。所以，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与党外人士交往、合作和分歧，必须是客观、宽容的心态，况且都是为了新中国的繁荣昌盛。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毛泽东更多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这与他终身为之奋斗和理想相关。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回柳亚子先生“七律”中也如此劝道先生：“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