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仰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十二）

2006年3月6日

1945年夏，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黄炎培与其他五名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见面时毛泽东紧握黄老的手说，“我们已有25年未见面了！”，黄老不解，毛泽东讲述了曾在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听过黄老的“关于中国教育”的演讲；毛泽东说，“您是我先生的先生（黄是毛泽东老师徐特立的老师）”。黄炎培是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向斯诺口述的《毛泽东自传》等等，对这位早已闻名遐迩的中共领袖，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心中很是向往。与黄自己一样，毛也是长在农村，家境贫寒，俩人虽都学历不高，但资历颇深，都属于经验型的政治实行家，长于操作，又不乏著述，同时好文擅诗，兼有诗人气质，黄从这位未曾谋面的毛身上感受到了强劲的吸引力。毛泽东早在抗战开始是就委托徐特立拜见黄炎培商讨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字润之，黄炎培字任之，故两人很有缘分。

毛泽东对来到延安的黄炎培很是尊敬，共同探讨中国之未来，几天里毛与黄进行了长达十几小时的促膝谈话，这是少见的。这次谈话被称为“黄氏周期率”的著名谈话，以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一书为证。当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毛泽东怎么说，就怎么做。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如果任其泛滥，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就可能被“不拿枪的敌人”所征服，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就可能发生。站在由农村到城市、由战争到和平、由革命到执政、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转折的历史方位上，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是我们党总结中国历史上历代政权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对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深刻认识。翻开中国历史长卷，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无论是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还是封建政权的更迭，历代封建王朝无一不是开国时期励精图治，甚至创造“太平盛世”；但奢靡腐化之风也随之盛行泛滥，国运由此从鼎盛走向衰亡，形成由盛而衰、始兴终亡的“周期律”。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君权至上的专制体制决定了无论是明君还是贤臣，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封建政权自身的腐败问题，都无法跳出从得民心兴到失民心亡的逻辑。

在进驻北平的前夕，毛泽东想起了李自成。1644年李自成率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因为胜利而骄傲，生活腐化，管理混乱，结果在清军大举南下时守城失利，不得不于次年退出北京，最终陷入失败。因胜利而骄傲，因舒适环境而滋生享乐腐化思想，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并不少见，因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所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严肃地提醒全党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的滋长，要警惕别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他把进北平当作是进京“赶考”，并表示希望考个好成绩，决不当李自成。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执政的确是一场严格的长期的考试。革命党的长处在于破坏一个
旧世界，执政党的难处在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创业难，守业更难。

如果说，“延安精神”、“延安之魂”、“延安文化”、“延安风貌”，笔者用了二十四个“毛泽东他告诉你”方式，叙述了战争年代毛泽东对边区社会新的勾画和建设，而且迅速扩展到几乎所有的解放区。毛泽东他告诉你，“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样的新社会，毛泽东要将她推向整个中国大地。毛泽东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第一人。正因为这“十个没有”，才有黄炎培这样一代社会贤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更有亿万农工成为这个新社会的主人。胡锦涛总书记率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毛泽东同志的“两个务必”，并指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

然而，目前党内还存在着与党的执政地位、党的历史使命不相适应的现象，如有的居功自傲，贪图享受；有的权为己用，利为己谋；有的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古人云：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如果骄傲情绪盛行，享乐思想弥漫，那么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各级领导干部要用“两个务必”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言行，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事实上，现在离毛泽东对黄炎培所说的“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离毛泽东这条新路相差甚远。黄老先生所担心事情，现在也有蔓延之势，延安那朴实的风貌也逐渐丢失。笔者赞同这样说法：“治国必治吏，爱国须爱民。”不是这样，那么“黄氏周期率”还是存在的。黄老先生的警钟，在一直在毛泽东建国以后二十多年里长鸣着，毛泽东看得更长远、更深刻。而现在社会的腐败现象较为严重，也许辜负了毛润之和黄任之在四十多年前对新中国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