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将资本家拉进社会主义
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陈叔通致开幕词，号召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发展的前途联系起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祖国的事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陈云、陈毅分别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会议期间，工商界人士大都表示要拥护改造，有的还作了检讨。但是，有些公方代表向资本家示意，泛泛地作自我批评似乎还不够，挖“思想根子”挖得越深越好。结果，好多人原来写的发言稿不对路，只得重写。相当一部分人没有精神准备，感到很为难。有的人急得睡不着觉，会议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在此情况下，章乃器向工商联提了意见。11月15日，“中共中央对资改造十人小组”研究了章乃器的意见。陈云说，资本家到北京来开会，历来是对公方提出批评意见，这一次不能让他们只作自我批评，而不批评公方。于是，陈云指示李维汉去找陈叔通谈一谈，说中共中央统战部准备收集一些私方对公方或公股代表的意见，请他们在小组讨论中提出来。另外，他 希望 大家发言要讲一讲过去公私合营企业从私方角度看公方工作有哪些不妥之处。同时，还通知各地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不要去勉强那些不愿在大会上自我批评的人去作自我批评”。在陈云的关注下，一度紧张的气氛得以缓和。
让资本家自愿接受改造，这不只是做资本家的思想 工作 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许多资本家回到家里还得听老婆的话。在这次工商联执委会上，不少资本家说了这样的话：“我们通了，但是老婆不通。”还有人说：“两个副总理讲了几个钟头，但是回去还不抵老婆一席话。”针对这种情况，11月16日，陈云在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问题 会议上指出，除了教育资本家本人，还要教育他们的家属，这个教育“很重要”。
实行5%%的定息，高于当时银行利率
此时，毛泽东正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11月14日，他对《人民日报》即将发表的社论《 统一 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进行了修改，加了很多话。他在批语中说：“社会的前途对于所有的人都好比早晨的太阳一样明白，而所有的人只要沿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前进，就都可以找到平坦而且广阔的道路。”这种道路，对于资本家来说，就是放弃资本主义所有制，放弃对工人的剥削，接受社会主义的国有制。毛泽东继续写道：在那个时候，资本家的工作是不是有问题呢？只要不是懒汉，只要是愿意诚恳地工作的人，就“ 永远 不愁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做”。
决议草案经毛泽东、陈伯达、柯庆施三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决议的起草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仅半个月就完成。11月17日，毛泽东将决议草案送给刘少奇、邓小平审阅。同一天，毛泽东又致信黄炎培，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唯须加强 教育 ，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
11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和5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召开时，毛泽东还在杭州。陈云在会上作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介绍了几年来的工商业改造情况。在谈到资方人员的安置问题时，陈云表示：“都安置起来，就要给他们饭吃。他们过去没有吃艾森豪威尔的饭，是吃的中国饭，而且就是吃他那个铺子里面的，还让他吃下去。”还有，同业公会的组织也应该保存下来，如果取消了，那些人就没有饭吃。应广泛吸收资方实职人员参加各种工作。每个行业的代表人物，都要给他们一定的地位。
他举了一个例子，上海三笔公司有位副 经理 是女的，叫汤蒂因，还是全国人大代表。“这种副职将来还可以多设一点”。总之，不应该让有能力的资方实职人员坐“冷板凳”，要“尽可能地使用他们”。对资方人员来说，工作安排之后，他们怕的是降低工资。将来定息没有了，如果工资再降低，那可是左右打耳光，两面夹击。所以，陈云认为，国家不能这样做，应该“网开一面”。就是说，既要把定息确定下来，又要保留工资。
实行定息之后，原先拥有100万元资产的资本家名义上还拥有100万元的资产，实际上只拥有100万元产生的利息。利息该定多少，当初考虑年息1％到6％，行业之间保持不同的息率。后因情况复杂，不易区别对待，所以除个别情况外，统一定为年息5％，这个比率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这个办法保持七年不变。到了1963年，又决定延长三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9月才停发定息。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向资本家支付了三十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从杭州赶回来了。11月24日，即会议闭幕的当天，毛泽东讲了话，又批了一通“右”的错误，说这种落后情况“相当严重”，是“很突出的一个东西”。
当时，周恩来收到一封署名为“上海工人”的来信。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这封信，认为这封信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它把资本家和地主等同起来，否认了资本家积极的一面。毛泽东批评说，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毛泽东的看法正好相反，“五反”以前，“资本家的反动性多一些”，“坏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减少了。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所以，毛泽东说，“上海工人”的来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将原定的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部署，调整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即1956年和1957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争取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并且争取逐步使公私合营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经过这样调整，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时间表比原来提前了五年。
荣毅仁的真心话
1956年的头十天中，上海市平均每天就有1300多家私营工商业户申请实行公私合营。到1月10日，全市私营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的已达58000多户，其中私营工业提出申请的有20100户，超过了私营工业总户数的三分之二。至此，全市私营工商业已经全部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全市所有私营工厂、商店都挂起了公私合营的招牌。
在上海市私营工商业全部申请公私合营的前夕，即1月20日，新华社上海分社 记者 访问了申新棉纺织印染厂总管理处总经理荣毅仁。在上海，荣氏企业算得上公私合营的典型了。作为荣氏家业掌门人，荣毅仁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当了解，且在“五反”运动中又因毛泽东亲自发话被定为完全守法户，成了工商界的“标兵”。
当记者问道：“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荣毅仁回答说：“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想应该先从作为一个中国人谈起。”“昨天，我的家庭全都出动了。我的爱人出席了全市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议，她参加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忙碌好多天了；我的弟弟出席了工商界青年代表会议，他还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的三个在中学念书的 孩子 出席了工商界子女大会。他们都在上万人的大会上讲了话，拥护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不仅喜欢社会主义，还盼望早点实现共产主义。”
“这是真心还是假话？到上海来访问的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到诧异。他们曾来找我问我，有的要我背着人讲讲‘真心话'，一位英国的议员要我直接用 英语 谈话，有的来看看我还有没有自己的住宅，有的怀疑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假冒的资本家。我坦白地告诉他们，解放前我不但没有接触过共产党，而且当时还有点害怕哩。一位突尼斯的客人看到了我的家庭和企业，听到了我谈的经历和体会，他临走时握着我的手说：‘现在，我带到中国来的疑问可以说是解决了。'”
1954年1月，春节刚过，荣毅仁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将申新集体实行公私合营。3月18日，申新总管理处召开第80次会议。荣毅仁向全体股东介绍了全国公私合营的大好形势，提出了申新三厂公私合营的建议。话音刚落，就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这不是上了贼船了吗？“一合营我们的财产就全完了。”荣毅仁费尽口舌才说服大家。最终，会议同意授权总经理荣毅仁办理申新三厂的合营手续。当天，荣毅仁就向无锡市政府提出申新三厂公私合营的申请，很快被批准，该厂也随之退出申新总管理处。
4月2日，上海申新所属各厂召开劳资座谈会。荣毅仁提出申新要争取向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发展，得到各厂劳方代表的大力支持，但还要征求资方的意见。4月14日，申新厂86户股东召开会议，决定授权荣毅仁申请办理公私合营手续。5月31日，荣毅仁致函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及华东纺织管理局，正式提出合营申请。8月11日，上海市政府召开包括棉纺在内的8个行业的同业公会负责人会议，宣布批准申新等168家私营工厂公私合营的申请。
两天之后，即8月13日，申新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这天，申新总管理处召开大会，拥护政府批准公私合营，欢迎公方代表进驻申新。荣毅仁充满激情地说，申新厂从1915年创办，至今已经40年，其间经历了风风雨雨，今天终于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上光明大道。今后一定要在公方代表领导下，把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
毛泽东视察申新厂，荣老板又惊又喜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进入高潮的时候，荣毅仁同记者谈话时说出了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我经常接触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党的每一次 分析 ，党的每一个政策，毛主席的每一句话，周到又全面，稳重又果敢，说到了就做到了。农村土地改革的结果，棉花产量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水平，我们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打破了我们曾经有过的对帝国主义的畏惧。接着，五年计划开始了，全国兴建了许多大工厂，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一切实现得比 梦想 还要快，多么令人鼓舞！没有共产党，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能有今天？”
1956年1月10日，对已实现公私合营的申新厂来说，是一个值得自豪和骄傲的日子。毛泽东到申新厂视察来了！这天下午，荣毅仁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那里得到毛泽东要视察申新厂的消息，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说在意料之中，因为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召集工商界头面人物谈话时，荣毅仁曾邀请毛泽东有空时到申新厂去看一看。毛泽东既没有答应，又没有拒绝，只是说他“上海倒是去过的，但是没有公布”。毛泽东毕竟是领袖，要操劳党和国家大事，哪来的时间？现在，毛泽东真的要到申新厂来视察了，荣毅仁当然又惊又喜。
下午4时，毛泽东来到申新厂，陪同的有陈毅、汪东兴、罗瑞卿。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是要我到厂里来看看么？今天我来了。”荣毅仁激动得连声说：“欢迎，欢迎！”毛泽东风趣地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老板换了。”随后，毛泽东关心地问：“公私合营后生产怎么样？”荣毅仁回答说；“比以前要好。”
在毛泽东视察后不久，当记者问起荣毅仁今后的打算，他回答说：“我的企业已经实行公私合营，还准备实行定息的办法，这样每年利润更有了保证。我已经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表示了决心：我一定把所得的利润以投资企业和购买公债的方式，用来支援国家的建设。我个人愿意在任何 工作 岗位上来尽我的责任，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
领袖接见同仁堂掌门人
正当上海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合营搞得如火如荼时，北京市也在加紧推进资本主义商业的公私合营。1954年，北京选择大有粮店、稻香村食品店、同仁堂国药店、六必居酱园等10家较大的、具有传统特色的资本主义零售商店进行公私合营试点。
同仁堂是闻名全国的中药店，总店设在北京，创建于清朝康熙八年（1669年）。创始人为乐显扬，浙江宁波人，其先祖以行医为业。乐显扬曾任太医院官吏，博览医书，广收古方，得以创办同仁堂药室。乐显扬去世后，其子乐凤鸣 继承 家业，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开设同仁堂药铺。乾隆十八年（1753年），一场大火将同仁堂毁于一旦，又逢掌门人谢世，在清廷主持下，开始招募股本，此后，乐家药铺便成了外姓多股经营。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乐平泉光复祖业，重现同仁堂盛世。1949年北平解放时，同仁堂由乐显扬第十三世孙乐松生主事。此时，同仁堂资产约有80亿元（旧人民币），职工190余人。1952年，在北京市市长彭真鼓励下，同仁堂成立了国药研究所，聘请北京 大学 医学院教授郑启栋从事中药剂研究，于1953年成功研制出银翘解毒片、香连片、女金丹片和黄连上清片等四种片剂。在政府扶植下，同仁堂的生产逐步发展起来。
当时，乐氏企业有好几家，谁也不肯带头申请公私合营。乐松生顺应潮流，决定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他带头申请公私合营。1954年7月28日，由11人组成的工作组入驻同仁堂，拉开了药店公私合营的序幕。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公私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1955年初，彭真到同仁堂检查工作，并会见了乐松生，肯定了他在公私合营中的表现。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乐松生，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乐松生的生活、工作和同仁堂生产情况，勉励他为国家医药事业多做贡献。周恩来转达了他的妻子邓颖超对乐松生的问候。邓颖超早年曾在天津达仁女子学校任教，而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是乐松生的伯父乐达仁。同仁堂合营后，推动了北京市私营工商业的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