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胡新民
上世纪8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在考察报告中，把由毛泽东倡导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医疗卫生模式，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称为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民众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的范例，并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后来据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响力的“阿拉木图宣言”。
1998年对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一年他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院长。那一年他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就是在那一年的12月26日，即毛泽东诞辰105周年的那一天，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况作出了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国在改革前实行的社会主义政策为其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1979年前在扩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和实行土地改革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改革后更加成功成为可能。”他说，中国在进行市场改革时，得益于受教育的人口和深入到农村地区的医疗保健制度。中国的改革后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惠于早些时候中国的改革前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九年，人均寿命由解放前的35岁延长到了68.2岁，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学习导读》2011年2月第48页）。
新中国在改善人民健康状况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离不开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他把“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作为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根本宗旨，医疗卫生领域的许多重大举措都是毛泽东指示、部署、推动的。
“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工作。早在1933年的《长冈乡调查》一文中就强调“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延安期间，有人对延安卫生条件差印象不好。毛泽东说道，知识分子懂科学，懂得搞好卫生可以预防和减少疾病，我们就请他们来作宣传，带头修建厕所，开设粪场。面对陕甘宁边区一度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流行的情况，毛泽东强调:“卫生问题是边区群众生活中一个极严重的问题”，“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
◆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又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在1957年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1960年3月，针对有的地方对爱国卫生运动有所放松，毛泽东要求各地把这项运动重新发动起来，“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要“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同时，他还着重指出：“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20世纪60年代之后，毛泽东又亲自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运动，创造了为世界瞩目的中国式初级卫生保健模式。所有这些，都有效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的身体健康，成为新中国前三十年巨大历史性成就中一项特别突出的成绩，也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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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曾经评论说，毛泽东对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视，体现了毛泽东“改变中国人的体质的雄心”。1956年，一批英国医生组团访问中国。回到英国，“带回了使‘中国通’吃惊的报告，这是一个有关‘对苍蝇的成功控制、整洁的街道和家家户户非常清洁’的报告。利物浦热带医学院院长布赖恩·梅格雷思教授，把村卫生委员会的群众工作和街道卫生描述为‘对肠胃传染病的预防有着深刻的影响’”。该报告还专门详细介绍了一件大事:中国农村对血吸虫的防治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代表团认为，这件事对于任何一个了解过去中国农村肮脏的人来说，都会引起特别的关注。
血吸虫病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一种寄生虫病。解放初期，上海郊区十个县有九个县都流行此病，患者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有的地方人亡户绝。1950年冬，重灾区的任屯村农民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尽快治好血吸虫病。信发出不久，毛泽东派出的医疗队就到了任屯村，不分昼夜查病治病，抢救了不少病人。“以后任屯村农民代表还被请进京，参加国庆观礼，见到了敬爱的毛主席。”
1953年9月16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将无锡血吸虫病防治所沈瑜撰写的有关南方血吸虫病的汇报材料附函寄呈毛泽东。当月27日，毛泽东即致信沈钧儒：“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并将汇报材料转交当时担任政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负责处理。
当时全国有上千万患者，形势严峻。防治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尽管日理万机，但毛泽东仍将如何有效防治血吸虫病作为一件大事，始终放在心上。1955年6月中旬，毛泽东到杭州调研农业问题，请来几位同志开会。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杭州郊区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
◆毛泽东题词：为全体军民服务。
工作人员回来后，把亲眼所见到的农村血吸虫患者的痛苦状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在我国的东北、西北和江南一些地方，长期以来，都有地方病危害人民的健康，情况很严重，血吸虫病对人民的危害更大，一定要帮助人民解除苦难，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与华东地区的几位负责人商讨农业发展规划。11月17日，毛泽东专门请在北京的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来杭州，报告关于防治血吸虫病情况。徐运北回忆道：“当我汇报到危害人民的几种疾病，最严重的是血吸虫病，患病人数多、流行地区广等情况时，毛泽东说，有这么多病人，流行的地区又那么大，要认识到血吸虫病的严重性，我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我汇报现在病人多，治病还没有理想的药物，毛主席说，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要研究更有效的防治药物和办法。当汇报到管理粪便、管理水源、消灭钉螺等任务艰巨时，毛主席说，要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要使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省市委书记们插话谈到各地发病情况和群众的要求，都赞成要把血防工作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
毛泽东又指示徐运北立即到疫区实地调研，“在疫区，我耳闻目睹，进一步认识到血吸虫病的危害，更加体会到毛主席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从方针政策到工作方法都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使我受到的教育终生不忘。”
毛泽东对在血吸虫防治中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十分重视。1956年2月28日，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消灭钉螺用土埋不行，必须用火焚烧，以期永绝后患。毛泽东3月3日即批示：“送中央卫生部徐运北同志：原定今年三月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的会议，是否按期召开？准备情形如何？望告。开会时可邀请秉志先生参加。”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各界代表时，向流行病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苏德隆教授详细询问了有关血吸虫病的防治情况。毛泽东问：“订了个7年之内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你的意见怎么样?”苏德隆认为时间过于短促，大概要用12年时间。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说：“那么，农业发展纲要上就改为十二年吧!”毛泽东还要苏德隆好好研究黄浦江钉螺问题。苏德隆深受鼓舞，和其他科研人员进行调查研究，制订出一些灭螺原则，在全国血吸虫病流行地区推广，取得了良好效果。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到安徽省博物馆视察防治血吸虫病规划情况。
江西省余江县曾是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导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主席看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下了《送瘟神》的光辉诗篇。
2018年是毛泽东诗《送瘟神》发表60周年。全国多地举行了纪念活动。我国著名疾控专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周晓农为此撰写了纪念专文。文章写道：今天，我们在纪念毛泽东主席《七律二首·送瘟神》发表60周年的时候，有必要重温毛泽东主席就这二首诗撰写的后记：“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现在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一个或者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到疫情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重温这段后记，我们深感：一是当年毛泽东主席怀着对人民负责、以人民为出发点的初心，高度重视对危害人民群众严重疾病的防治，体现了共产党人始终以人民安危为根本，以减轻人民群众疾苦为己任的精神；二是毛泽东主席怀着依靠人民、依靠科学的胸怀，欣然命笔写下的光辉诗篇，不仅是对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热情赞颂，也是对在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各行业专家、人民群众与血吸虫病做斗争的坚韧不拔精神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讴歌。今天，我们纪念《七律二首·送瘟神》发表60周年，就是要不忘伟人的初心，不忘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继承和发扬“余江血防精神”（余江县60年未发现新病人，全国还有5万多——笔者注），以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决心，坚持依法防治、科学防治、因地制宜原则，加速推进我国消除血吸虫病的进程，为实现健康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做出我们的贡献。
意义深远的“六二六指示”
尽管新中国的各项医疗卫生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毛泽东对于医疗卫生制度与工作、特别是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却一直有诸多不满与批评。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毛泽东之所以特别关注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是与当时的两个极端的情况密切相关的。第一个是，原本在合作社期间开始发展的，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得到继续发展的农村合作医疗，在1962年后被当作“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产物加以抑制。这样，全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另一个是毛泽东对城市占用过多的医疗资源的严厉批评。据《毛泽东年谱》，1964年8月10日，毛泽东阅卫生部党组七月二十九日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的报告。报告说，今年六月二十四日，主席在会见越南外宾时，对我国的高干保健工作提出了批评。报告检讨说：我们的高干保健工作中严重地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而且一些医生、护士长时间脱离病房工作、门诊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毛泽东还批注：“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毛泽东视察四川农村卫生工作时，拿着蟑螂标本，问娃娃们认识不认识。
毛泽东对当时的医疗卫生状况的强烈不满，充分表现在后来被称为“六二六的指示”中。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医务人员谈到买来两套医书是普及性质的但可能与中国情况特别是农村情况有不符合的地方。毛泽东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在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四清”运动到1968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把这些都告诉卫生部。
自“六二六指示”以后，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农村合作医疗，得到了快速而有效的发展。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介绍了黄钰祥、王桂珍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也就是这篇文章，第一次把“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针对农村常见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赤脚医生”手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成50多种文字，面向全世界发行。
◆赤脚医生在乡间为农民巡回医疗。
有位对这段历史研究深刻的学者称：“通过吸纳中医，创设赤脚医生制度，为中国几亿分散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这是一个事实。”的确，这个事实已经成为争议最小的社会共识。有些以前坚决否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国内名人也不得不承认。例如经济学家茅xx在2013年10月说：“毛泽东也不是说一点好事都没做，最重要的几点好事是他对农村的医疗提倡赤脚医生改善医疗条件，而且他当时批评卫生部，叫‘城市老爷卫生部’，这个批评现在也是可以用的。”
上世纪8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在考察报告中，把由毛泽东倡导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医疗卫生模式，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称为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民众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的范例，并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后来据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响力的“阿拉木图宣言”。
2016年8月19~20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
在日常生活中充满对普通病人的关爱
毛泽东对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视，还体现在他在日常生活中对普通病人的关爱上。
朱德魁曾担任过毛泽东专车司机，从1958年仲夏到1964年初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将近6年。1964年初春，毛主席外出调研。其间，留在北京的朱德魁被发现患了严重的肝炎病。他住院治疗了三四个月，但病情却未见好转。
9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当他得知朱德魁得病住院后，立刻派护士长吴旭君和保健医生去医院看望他。吴旭君告诉朱德魁，毛泽东要他好好休息，不要紧张，要听大夫的话，配合治疗，并送给他300元钱让他增加些营养。面对此情此景，朱德魁“似乎看见了主席面带慈祥的微笑正向我走来，一股热流涌上心头，眼眶发酸，泪水便扑簌簌地流下来。此时的我，纵有千言万语，也表达不清对主席的崇敬与感激。”
由于病情一直没有好转，朱德魁情绪非常低落。毛泽东知道后，又多次派身边工作人员来医院看望他，安慰他，并亲笔写下了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朱德魁在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住了一年多，其间做过3次肝穿刺，效果都不好。毛泽东得知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把朱德魁接出来吧，要让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否则，他太紧张，不利于治疗。”朱德魁出院后，毛泽东又建议他去杭州、山东、上海等地疗养。并指示，“如果我拿不出钱的话，组织上也不方便，他老人家愿意提供他的稿费，给我疗养。对主席的关怀，我的心情很久不能平静下来。”
后来，有人建议朱德魁去看中医，毛泽东知道后，也同意不妨改用中医治疗。经过半年中医治疗，朱德魁的病情真的开始好转，到1967年底，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1972年元旦，毛泽东同身边工作人员过节时，又问到了那些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的情况，并派吴旭君分别去看望他们。吴旭君来到朱德魁家，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和鼓励，并送给他300元钱。朱德魁在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时写道：“每当我回想起主席对我的关怀，不禁潸然泪下。”“当初，如果没有毛主席无微不至的关怀，没有毛主席的支持和鼓励，没有党组织的照顾，没有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我也许早就命归黄泉了。我今天还活着，而且健康，应该说，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对自己的亲人却多少有点“刻薄”。1953年6月，毛泽东给他的堂弟毛泽连回信，信中写道：“你的眼病脚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养治为宜，不要来京。因为湘雅医院诊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能诊好。”
有些从未谋面的普通百姓，对于他们的疾患，凡是知道的，毛泽东也是同样充满关爱。
◆毛泽东与谢静宜合影。
1973年，清华大学四川分校（即绵阳分校）的一位女大学生，因肠穿孔导致腹内大积水，情况十分危险。清华大学校医院的大夫和学校领导告诉当时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谢静宜，希望找到一种对症的特效药。这种药当时在四川和北京清华校医院都没有找到。谢静宜打电话到北京305医院和卫生部，但不是没有就是一时没有回电话。情急之下，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谢静宜，给中南海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打电话求助，终于找到了这种特效药。清华大学办公室的副主任吴生荣迅速赶到中南海把药取回，校医院派人乘飞机把药送到四川分校，终于使女学生转危为安。
事后，谢静宜把这件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还没有听完，就打断谢静宜急忙问：“抢救过来没有？”当听到那位女学生转危为安时，毛泽东才松了口气，说：“好！好！这样就好。”针对谢静宜的“用了您的药”的说法，毛泽东加重语气：“什么用了我的药、中央首长的药啊？根本不对，救死扶伤，谁急需，就给谁用。”毛泽东还笑着说：“今后再遇到这种事，还到这里来找药好了。”后来，毛泽东又向谢静宜问起那位女学生的情况。得知已经康复并继续读书时，毛泽东才放下心来。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不但十分关注人民的安危冷暖和生老病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对普通病人充满体恤与关爱。由此可见，毛泽东个人在践行“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方面，也为全党做出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