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诞辰112周年
李振城
毛泽东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富有远见的科学发展道路。毛泽东所勾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蓝图，所确定的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以重工业优先、农轻重（国防）平衡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农业的地位与作用的阐明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办法等等见解，大大超过了10～20年后国外发展经济学家才提出研究的水平。——本文作者
毛泽东为我们党和人民所指明的现代化道路，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一条真正具有伟大光明前途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道路。我们应当加倍珍重，认真研究，遵照这条大道前行。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奋斗的宏伟目标。但是，在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路线选择问题上，却存在着许多歧见。有的主张走西方国家已经走过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老路，一步一步地向前爬行。有的主张放手让资本主义大发展，待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再采取社会主义革命措施，一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诚然，毛泽东是不赞成这两种意见的。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考察、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各自所展现的不同特点和经验教训，从中国国情出发，指明了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条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要点。
1、对改头换面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战争本性和国内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必须有清醒的认识，防止导致卫星上天而红旗落地那样的不幸结局。
苏联教科书增订本加了一段话，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了。毛泽东说，“这个说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险。”须知，“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周围，布满了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的箭头，都是朝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1959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开来。……不消灭阶级，怎么能消灭战争？”[1]其实，局部战争从未间断，而无硝烟战争的攻势就更是花样翻新，无孔不入了。
毛泽东讲，“有的同志说，有三类社会主义国家：一类是退回到资本主义；一类是不满足于现状，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还有一类是达到一定阶段就停顿下来。就目前已知的情况来说，苏联的工业和农业，还是在发展，是不停顿的；但是在社会制度、生产关系这些方面，多年来基本上是停顿的，而且这几年来还出现了值得引人严重注意的倒退现象。”[2]这一方面表现在官僚特权阶层已经形成，另一方面除了存在个体经济外，还存在大量钱权交易、投机倒把的隐形资本主义经济；在意识形态领域，自全盘否定斯大林后，出现了大量的地下组织、地下刊物和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与西方资产阶级串通一气，相互呼应，对苏共的执政地位和苏维埃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而当时苏共领导人和苏联主流理论家却一个劲地宣扬“三无世界”（无战争，无武器，无军队）和“阶级斗争熄灭论”，从而埋下了苏共变质、苏联解体的隐患。
2、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点，外争国家的完全主权，内争无产阶级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权，决不因巨大利诱而拿原则作交易。
这一条是毛泽东为我国人民确立的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不逾地遵循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则。国家主权是所在国人民能够独立自主地生产生活的最根本、最主要的政治权利。而要取得和维护国家的政治主权，首先必须通过革命手段，使国家政权掌握在本国人民手中，再则必须在经济上、科技上，尤其是国防上拥有独立自主地研制、开发、发展的能力和实力，从而不受别国的操纵和愚弄。
中国人民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过去深受帝国主义侵略而丧失国家主权之苦难。丧失国家主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本国制度腐朽，统治阶级政治腐败，经济、科技和文化教育落后，畸形发展，国家实力软弱，受制于人。为了摆脱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唯一的出路是坚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点，实行全民大动员，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
苏联、东欧一些国家曾经要求我们不要搞完整的工业体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据理力争，坚持要独立自主，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应当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3]
毛泽东反复强调现代化建设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点，决不是不要对外开放，不要争取外援，不要相互支援，它的实质在于外争国家的完全主权，内争无产阶级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权，决不因巨大得诱而拿原则作交易。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和道路，全国人民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毛泽东不但这样说，而且在他主政期间确确实实地坚持这样做了。为了争取外援而又不丧失独立自主原则，新中国刚成立两个来月，毛泽东就启程前往苏联访问，以高超的智慧、魅力和耐心用两个多月时间同斯大林进行了多次商谈，双方终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对于刚建立的新中国能够站稳脚跟，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此开始，中国得到了苏联3亿美元贷款和156个经济建设项目的技术援助，并且得到了苏联限期归还中长铁路和旅大港的承诺。1958年，赫鲁晓夫向中国提出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要控制中国。他顶住了苏方压力，经过同赫鲁晓夫面对面的据理商谈，当即回绝了赫鲁晓夫的要求，决心依靠本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自己的海陆空军。当苏联撤走专家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成立了各种集体技术攻关队伍，各自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坚持“两参一改三结合”，克服了各种困难，起动了自主开发两弹一星等高科技工程，卓有成效，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弘扬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英雄气概。
3、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多快好省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还是在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毛泽东都始终强调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这首先是由于工人阶级的特性和共产党的阶级性、党性所决定的。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唯一能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加强自身团结并团结、联合其他海内外人民群众一道革命、一道建设、一道前进的阶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因而是共产党的最可依靠的阶级基础，又是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再则，毛泽东所关注的现代化，是指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即能够使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受益、共同享用、共同繁荣发展的全面的现代化。只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才能坚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点，外争国家的完全主权，内争工人阶级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权，确保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还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备条件，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根本政治前提，离开了工人阶级，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可言呢？
毛泽东说过，印度共产党没有依靠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印度独立后，它就只好跟随在资产阶级后面附和资产阶级，根本不可能领导印度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自斯大林执政后期开始，苏共领导人只讲依靠技术精英和党政干部，而不讲或很少讲依靠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更是唯西方马首是瞻，更加严重地脱离了工人阶级基础和人民群众的社会基础，因而导致最终丧失了执政权，丧失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性质和方向。是否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和工人的生命安全及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应得权益，是否在行动上切实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乃是识别是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识金石。
马克思说过，在伟大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当处在政治消沉时期，似乎20年才走完一天的路程，而当处在革命大变动年代，就有可能出现一天等于20年的大跃进。列宁很赞赏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辩证法的描述，在《卡尔?马克思》中特意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天等于20年”这句话。
毛泽东在评析苏联教科书时指出：“人类历史100万年中，资产阶级的300年，是一个大跃进。”既然资产阶级能做到，“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4]为了改变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建设速度问题是一个带有根本战略意义的重大原则问题。在实行技术革命时，“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15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5]无论同本国历史还是同别国历史相比较，在毛泽东主政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大跃进的新中国，它为尔后中国更大跃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种大跃进，正是坚持毛泽东所确立的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政治路线和实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战略方针所必然产生的伟大成果。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毛泽东从当代中国国情出发和已经具备的主客观条件而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路线和总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从政治挂帅角度提出的要求；多快，强调的是发展规模和速度；好省，强调的是提高建设质量、效益和降低能耗、成本。多快与好省是对立的统一。现在我们仍然需要多快，但更应当强调好省。提高建设质量和效益，降低能耗和节约成本，同样是一个带有根本战略意义的重大原则问题。
4、要注意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现阶段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5亿农民，但要把国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轨道，逐步推行合同制度。
毛泽东指出，在对待商品生产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主张立即消灭商品生产；二是认为只能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来发展商品生产。这两种倾向都忽视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混为一谈。其实，商品生产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又晚于资本主义的消灭而消亡。商品生产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样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特殊历史规律。社会主义“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6]“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5亿农民。”要认识到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7]。正如斯大林所说，在一定时期内，还要利用商品生产来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斯大林这句话说得正确：‘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8]对商品生产的积极作用要加以利用，对商品生产的消极作用要加以限制和消除。“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9]为此，“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要把国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的轨道，要逐步推广合同制度。”[10]
5、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现阶段要实行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方针，允许小自由，限制大自由，妥善利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来的方针。它要求“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6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11]为此，要坚持“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方针。如发展养猪事业，要实行价格调整，但主要还是靠计划；约束社会集团购买力，就是计划。当然，经济计划要以客观经济规律以根据。“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12]计划工作能否成功，取决于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及其相互作用的认识程度和经验的积累。
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要利用好价值规律，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算账、不计盈利。“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和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1959年冬，全国参加搞水利的人有7700多万。我们要继续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使我们的水利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从一年、二年或者三年来看，花这么多的劳动，粮食单位产品的价值当然很高，单用价值规律来衡量，好像是不合算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粮食可以增加得更多更快，农业生产可以稳定增产。那么，每个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就更便宜，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也就更能够得到满足。”[13]
基本经济规律是决定生产发展的性质和方向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所以，无论对集体单位还是个体户，都应当允许小自由，注意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防止统得过死，与此同时，决不可放弃领导，不加控制。“如果不控制，投机者就要大赚其钱。我们初级市场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一定的幅度，就是不让小自由变成大自由。”[14]如果不用国家计划加以控制，而允许投机者搞大自由，那就会回到旧社会，使多数人破产，重过贫穷无望的日子。
6、在社会产品分配上要适当增加积累，兼顾消费，留有后备，限制高薪，注重社会集体福利事业，实行适当的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并重的方针，坚持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反对贪污、浪费的方针。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社会产品的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即过去所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既要适当增加积累，又要兼顾人民群众的消费需要。“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90%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10%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15]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速度，我们必须增加积累，又必须兼顾人民群众的消费需要。根据苏联和我国以往经验，忽视人民尤其农民的生活需要，“积累比重太高了有危险”。凡人民群众生活上需要的各种物质，尤其是粮食，“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必要的后备”[16]。社会产品的分配，一部分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积累），“另一部分是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的，其目的是增强人的健康，提高人的文化，养育后代，以便扩大劳动力的后备。这一部分可以说是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还有一部分，是用于国防这类公共消费的，是非生产性的，但它是为了保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17]因此，这几个方面的需要，都必须做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为了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自觉地意识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是为了个人物质上、精神上的利益所必需，而且主要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国家社会前途而奋斗。因此，对群众，既要有适当的物质鼓励，又要有适当的精神鼓励，二者不可偏废，也不要过了头。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精神鼓励’拿老子的话来说，就是要‘尚贤’，但‘尚’得过头了，也会像‘物质鼓励’过头了一样变成个人主义。”[18]“赫鲁晓夫曾对艾森豪威尔说，苏联比资本主义更注意个人物质刺激。这种说法简直不像样子。”“教科书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是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19]实际上，他们是把按劳分配与各尽所能割裂开来了。“他们在集体农庄这一章里，特别强调物质刺激，可能是有原因的：过去国家从农民那里拿得太多了。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不注意私的。现在走到反面，又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大注意集体利益。这样强调下去，又一定会走到自己的反面。”[20]再则，“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中还有富裕农民阶层。对这些人来说，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对他们是有利的，取消物质刺激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抵抗。”[21]
毛泽东后来指出，对资产阶级法权，现阶段还不能取消，但要加以限制。除了对部分受聘用的技术专家，应当采取带有赎买性质的高薪制外，应当对一般党政领导干部的高薪加以限制，及早防止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的高薪阶层的产生，否则很难避免资本主义卷土重来。后来苏联东欧剧变的史实，已经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还应当注重社会集体福利事业的发展，不能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消费。像举办文化教育、公共医疗、体育设备、游览地区等方面，就是属于社会集体福利事业，属于社会消费。我们应当重视这些方面的发展。目前，“我们农村的房屋还很不像样子，要有步骤地改变农村的居住条件。我们居民房屋的建设，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房屋，主要应当用集体的社会的力量来搞，不应当靠个人的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22]
为了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23]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24]“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节约的原则。”[25]
7、将社会改革和技术革命、技术革新结合起来，在开展技术革命、技术革新、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过程中要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坚持学习外国与独创精神相结合。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主张将社会革命（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技术革命（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结合起来进行。其总的格局是抓社会革命，促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通过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毛泽东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革命是有边的，到实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后，在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将大体上完成，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是在生产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变革，在社会产品分配方面的变革，生产技术的革命和改良，是没有边际的。这种变革必将不断地进行下去。而当技术变革后，劳动组织及其运行方式也将随之改变。虽然这种变革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时而需要侧重于社会制度、劳动组织和具体规章制度方面的变革，时而需要侧重于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但是作为领导者应当同时关注这两种变革，将二者的变革有机地联系起来，使之相互结合、相互衔接，而不是相互脱节、孤立地进行，以便收取促进社会生产力全面协调发展的最佳效果。
毛泽东指出：“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用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合。”[26]“1958年提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经过1959年春夏的一段反复，证明自己来搞，是可以做好的。”[27]“‘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目前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我们因为穷，人口那么多，东西那么少，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有现在的这样一种干劲，这样一种朝气，而且一定要长久保持下去。”“人这种动物有一种毛病，就是看不起别人。只看见自己的长处，看不见别人的长处；有了一点成就的人，看不起还没有成就的人。大国富国看不起小国穷国。西方国家历来看不起俄国。中国现在还处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这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么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钢，人民生活水平这么低，有这么多文盲。人家看不起我们，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28]
《纽约时报》对1959年中国的新闻公报评论说：中国比苏联优越的地方有4条：①中国可以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而当初苏联就不具备这种条件；②中国合作化搞得快，而且没有造成损失；③中国的劳动力多，而且用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高度地组织起来；④中国是后进国家，可以接受最先进、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这是一切落后国家赶上先进国家的优越条件。毛泽东说，“这个评论比较客观，看起来同我们的想法差不多。”美国康伦公司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报告中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工业革命最迅速的国家之一。”我们应当有信心、有决心做到这一点。看来，“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办法很有意义。这是政治鼓舞，而不是物质刺激。”[29]
毛泽东还说，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原则，应当同资本主义企业有根本的区别。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都是实行“一长制”的。“我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使我们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严格地区别开来了。”“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30]因此，在开展技术革命、技术革新、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过程中，一定要坚持执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在这些方面，有很多文章可做。
8、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在三条战线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促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方针，确保人民参加国家、企业和社会的民主管理的权利。
如何正确认识、区分、处理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问题，仍然是已经存在和将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战略问题，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和成败。毛泽东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已经建立尚未建成而仍处在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或处于大过渡时期里，虽然一般说来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对抗已经基本结束，但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除了少量敌我矛盾外，还存在大量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一般不属于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些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如果得到正确处理，就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延缓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以致使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断或失败。因此，执政共产党各级领导人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各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问题，尤其要准确把握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既要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又要防止对客观存在的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熟视无睹，甚至不知不觉地把阶级斗争的领导权、主动权转让给非无产阶级的政治反对派（苏共执政后期就是如此）。
毛泽东批评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赫鲁晓夫访美，他和艾森豪威尔都给对方脸上擦粉，但比较起来，美国人倒是有原则、有分寸些。赫鲁晓夫得意地说什么‘戴维营精神’的划时代意义，但是1960年2月3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却说，他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赫鲁晓夫和王明一样，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门去，结果被人家一个巴掌打了出来。”“擦粉、和平过渡这一套有欺骗性，但要长期维持也困难。因为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策略可以改变，而本性是不能改变的。”[31]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主义采取了利用、限制和赎买性改造的政策，把本属于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尽量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1952年‘三反’、‘五反’时，把资本家分为5类，分别对待。1957年，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代表起来同我们对抗，我们用辩论的方法把他们压下去。”“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它，又整住它。”[32]
毛泽东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改造农民。“‘中农按其本性说来是二重性’阶级。对这个问题也要做具体分析。贫农、下中农、上中农一方面都是劳动者，另一方面又都是私有者。但是，他们的私有观念是各不相同的。贫农和下中农可以说是半私有者，他们的私有观念要少些，比较容易改变。我们从来说，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上中农的私有观念就比较浓厚，他们历来对合作化有抵触。”在合作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是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历次运动的经验证明，贫农、老下中农、新下中农，政治上好，积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拥护人民公社化。上中农中，一部分人拥护人民公社，一部分人反对人民公社。河北省的材料，全省共有4万多个生产队，其中：50%完全拥护人民公社，没有动摇；35%的队基本拥护，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或者动摇；有15%的队反对人民公社，或者发生严重动摇。这些队之所以反对或者严重动摇，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富裕中农手里，甚至掌握在坏分子手里。在这次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中，这些队要展开辩论，首先要改变领导。”[33]
由此可知，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时起时伏，时紧时松，错综复杂，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应当“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搞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也是不知道怎样革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使我们搞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提法。现在看来，这方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34]其中，应当特别关注“既得利益集团”问题。就是说，“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1957年的斗争，1959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35]
毛泽东还指出：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应当注意把“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不能搞宗派主义，要团结大多数。地富子弟要团结，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应该要他们。”社会主义教育是否搞好了，要用4条标准衡量：第一，看贫下中农是否发动起来；第二，看是否增产；第三，看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否就地改造；第四，看干部是否参加劳动。[36]由此说明，毛泽东非常关注领导权是否真正掌握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手里，是否促进了生产、工作、战备、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是否防止干部脱离群众，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壮大。如果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并由他们发展壮大，那么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就将会丧失领导权，就像苏联、东欧那样，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中断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苏联教科书“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37]
9、要正确处理执政共产党内的矛盾和反倾向斗争，切实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注重培养革命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担负着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使命。能否顺利完成这个伟大使命，关键在于执政共产党自身的建设，能否正确处理共产党内的矛盾和反倾向斗争。对此，久经考验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组织作风建设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不失时机地开展整风，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反倾向斗争，从而使党保持团结统一，具有极强的战斗力，成为人民群众公认的坚强领导核心，带领人民群众开辟出一条愈益宽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员是按照党的这个性质和党纲党章要求被吸收到共产党组织的。但是党的多数成员出身于非工人阶级的小私有者劳动阶层，有一部分还出身于过去的剥削家庭。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和思想改造，许多同志已经成为优秀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但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成员在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党执政后，有不少同志以为革命大功告成，该坐享其成了，居功骄傲、不思进取、追求名利的思想情绪迅速滋长，还有一大批以积极的言论行动取得党组织信任，加入共产党，但在头脑里还潜藏着投机、谋取私利的心理，一有机会就要表现出来。共产党执政后，人民拥戴共产党，而资产阶级则用糖衣炮弹来腐蚀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国内外敌对势力更是千方百计把黑手伸进共产党，从中进行策反、挑拔离间等各种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来，这种腐蚀和破坏活动从未间断，甚至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毛泽东说，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共产党外大社会里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都会以各种不同的途径和形式反映到共产党内来。针对这种社会现实和活动规律，为了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和战斗力，他要求每隔一两年就整一次党风，每隔数年进行一次群众运动性质的开门整风，并以共产党带头整风来带动民主党派整风，以正反面典型引路，带动全社会风气好转。
从延安整风开始，中共党内有一套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改善党群关系，增强革命优良传统作风的好方针、好办法，还将整风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毛泽东思想在党员干部和战士中扎下根。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奋斗而不溃散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反复告诫：“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知识来源于群众。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4个字。”[38]同样，要正确解决党内矛盾，也要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毛泽东的治党方针是：保持清醒，时时警惕，严于律己，从严治党；依靠群众，互相监督，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讲情面；凡属一般思想作风问题，则力求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明知百废待兴，国家财政极端困难，我军武器装备极差，但从大局出发，决不能在强敌面前示弱，他以马克思主义革命战略家的胆识，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抉择，不惜将自己痛爱的儿子送往前线，以致牺牲于战场。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使全世界的人们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得道多助。全国人民和海外爱国人士为支持抗美援朝而捐的款就足以购买3710架战斗机。然而与此成鲜明对照的却是中共党内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不顾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和严防糖弹攻击的警告，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同私商勾结，违法乱纪，贪污盗窃，挥霍浪费，严重败坏党风政纪。不从严整治，难以镇邪。毛泽东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即要求各级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既正确地处理了党内矛盾、党群矛盾，又给不法资本家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沉重一击。
其中对刘青山、张子善重大案件进行了既民主、慎重又严肃、果断的处理，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力和积极效果。刘、张在过去对敌斗争中坚贞不屈，是革命功臣，但在资产阶级糖弹面前打了败仗，成了当时有名的大贪污犯。当时河北省委提出的意见是：“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当时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曾要求毛主席手下留情，给刘、张以将功补过，改过自新的机会。毛泽东十分注重同志之间的革命感情，对刘、张这样的革命功臣，他当然是难舍难割的。可是经过再三考虑后，他的答复是：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1949年3月23日离开西柏坡进京时，毛泽东把它称作“赶考”。他对周恩来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他明察秋毫，一发现不良苗头就及时敲警钟。在发动“三反”斗争时，他要求“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他认为，资产阶级糖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由于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果断措施，煞住了当时的那股歪风，从而使“今天人们仍很怀念50年代所形成和保持的那股清新优良的党风和社会风气”[39]。况且，这种清新优良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只是把经济搞上去，而党风和社会风气却坏下去了，那这样的畸形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呢？那就决无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可言了。苏共后期执政者丢掉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使官僚腐败问题积重难返，又使党政军的一些要害部门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把持，最终导致党崩国丧，葬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应当认真汲取这个惨痛的教训。
事实上，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共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能够坚持革命的，而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许多同志，贪图安逸和享乐，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为了解决这个重大矛盾，就要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在党内外进行广泛、深入的马列主义宣传教育，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清理文化遗产，在意识形态领域深入持久地开展无产阶级世界观同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交锋，在党的干部队伍中逐步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一方面，要通过和风细雨的思想改造工作，使现有的500万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中尽可能多地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另一方面要下大力气在新生一代中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宏大的科学技术专家队伍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评论家队伍，使他们又红又专。其中在专的方面要求钻各行各业现代化的专门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专门学问[40]，变外行为内行；在红的方面重点要求坚持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坚持团结，不搞分裂；坚持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41]。“要坚持谦虚、学习、坚忍的精神”[42]，“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要懂得“酸菜里面出政治”[43]的道理。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已经进行了大量深刻、具体的论述，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切实照此去实践和执行。
（《环球视野》摘自《市县领导月刊》2005年第7期）
注释：
[1]《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322～323页。
[2]《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92页。
[3]《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327页。
[4]《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30页。
[5]《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31页。
[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33页。
[7]《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18～19页。
[8]《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6页。
[9]《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8页。
[10]《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18页。
[1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7页。
[12]《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40页。
[13]《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63页。
[14]《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57页。
[1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2、274页。
[1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70页。
[17]《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71～272页。
[18]《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77～278页。
[19]《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74～276页。
[20]《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80页。
[21]《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82页。
[22]《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83页。
[23]《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88页。
[2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9～400页。
[2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9页。
[2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31页。
[27]《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29页。
[28]《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32页。
[29]《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33～234页。
[30]《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247～248页。
[31]《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132～134页。
[32]《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148、151页。
[33]《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168～169页。
[34]《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180页。
[35]《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182～183页。
[36]《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4页。
[37]《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的简本，第140页。
[3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5、358、454页。
[3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156页。
[40]《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4页。
[41]《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4、1732页。
[42]《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页。
[4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0、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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