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淡水暖
那天乘火车回京，隔壁一组卧铺有两位位乘客在旁边谈天，个子较矮的一位自称在北京一家公司做业务，言谈中自报是河北沧州人氏，家在农村，谈到农村现状，河北人大摇其头，说老家现在已经不种粮食了，因为亏本，卖粮的钱，连浇水的钱都不够，还要搭上化肥、农药，旁人问，那么不种地吃什么，河北人答，靠当地的特产的大枣，但这两年也不太好卖了，因为周边“假冒”他们当地特产的太多。还告诉大家，现在的枣子已经没有“枣子味儿”了，枣子长的很肥大，因为施用了一种生长素，不好吃了，但产量高。
言谈中，河北老乡一再叹气，“没有水，种不出东西”，草民想，可能与地球变暖，北方干旱有关吧，但在言谈中，河北老乡又说，他们那里每年还是有一个丰水期的，雨量充沛，但时间比较集中，就在那几个月。草民就想，可不可以利用一些水利设施，丰水期的时候拦蓄一些降雨，也好解决一些问题呢？但转过来一想，现在都“到户”了，修水利怎么组织呢，还是一个问题。那河北老乡还说，现在把灌溉供水的机井包给个人了，前几年有人种粮食，那看井的还收益不错，比较牛逼，现在大家不种地了，那人也牛逼不起来了。
谈到农村水利，草民倒觉得不陌生，在乡下的时候，公社、大队、生产队一到冬季农闲的季节，其实就把“农闲”变成了“农忙”，修水利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生产队组织修，大队组织修，公社组织修，县里也组织修，各级的工程规模不一样，比如，县里的工程就是大型水渠、水电站等等。
当年有一句毛主席的话“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经常挂在口中的，也是看得见付诸于行动的，还有一句话“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经常可以听到被谱上乐谱的歌声。但这些都不过是一些感性的认识，对于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建设的规模与成就，前不久草民听到了这样一句评价：
“中国几千年水利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这话是一次座谈时，一位叫做徐海亮的学者说的，徐先生是研究水利史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那天，徐先生对目前农村的农业水利灌溉系统的现状，有一个调研结果的说明，不容乐观，徐先生的观点是，现今的农业水利灌溉系统，特别是基层灌溉系统，实际上是比原先“退化”了。
徐先生是搞专业研究的，当然不会凭印象，而是要凭事实、特别是数据说话的，徐先生有一篇专论《“三五”至“五五”期间的水利建设经济效益》，现在是经济统领一切的时代，分析问题、说明问题站在经济效益的角度比较应时，也比较安全。
所谓“三五”，指“第三个五年计划”，也就是从1966年到1970年之间，同理，“五五”是指“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年到1980年之间，但是，草民感兴趣的是，徐先生为什么要将这一段时间提取出来作为研究样板呢，恐怕是其承先启后的特征所致罢。
徐先生立论是从水旱灾成灾率变化的角度出发的【按照全国水旱灾害逐年统计资料，划分出成灾率发展变化的阶段。认为划分为60-65年（即大跃进后期及水利及国民经济恢复阶段），“三五”—“五五”，80年代三个阶段比较符合致灾程度的客观实际情况。统计说明，从60年代到80年代末期，无论是全国还是水利建设大省，对于水旱灾害的成灾率而言，1966年到1979年相对是最低的。西北以干旱为主的几省区成灾率变化趋势也完全一致。这一变化规律，显示了水利建设的起伏变化趋势，也从另一角度佐证了本文研究时期水利建设对稳定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突出贡献。】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徐先生所小心翼翼地讲的“本文研究时期”，毋庸讳言就是毛泽东时代及毛泽东后时代初期的这一段。
被现代贤达们冠以“不懂经济”的毛泽东，1958年曾经提出来一个“农业八字宪法”，叫做“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是十分符合生产实际的，其中的“肥（料）”和“水（利）”、“种（籽）”的解决，恐怕最关键的时期，也是在上述的“研究时期”内。
2006年重庆大旱，当地农业遭到极为惨重的损失，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中，引用了一座水库的案例，水库中有水，离干旱的田地也很近，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利用，因为70年代建设的提灌设备已经腐朽烂掉，2、30年无人过问了。
这个问题想起来，既不能怪当地的农民，他们在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生产模式下，谁也没有能力去检修动辄就要数十万元经费的水利提灌设施，也不能怪当地的干部，在目前农村的小农经济模式下，集体经济的动员机制已经荡然无存，要干什么都要讲钱，有足够的钱，才可以动员或者说购买社会资源，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哪里去筹集钱。
根据徐先生的研究数据显示，【截至1988年统计的安徽98座中型水库，有70座是66-79年建成的，安徽的中型灌区279万亩有效灌溉面积，有196万亩建于同期。淮北和淮河的建设得到丰厚的回报，以1978年大旱为例，水利工程发挥巨大作用；河南11座大型水库全年供水30亿立方米，安徽大别山区5大水库，在入库水量只有18亿的情况下，为灌区放水34亿；江苏新建的江都抽长江水63亿立方米支援淮河抗旱。】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国家、个人的底子都薄，但又要解决工业体系建设和农业基础建设问题，只能靠两个东西，一是信仰的力量，把信仰的力量转化为生产力，二是吃苦的环境，如果把那一点点不多的物质生产成果分光吃尽，那么，积累的速度就会变慢，不能多搞自身的积累，讲奉献多，所以，有人感到压抑。所有的人也感到物质生活贫乏，清苦，这是真的。但是，也许也就在可以理解的怨言中，在“一起贫穷”的背景下，“不知不觉”中，一个颇具规模的、完整的、自己的工业化体系建设起来了，一个中国农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的水利体系建设起来了。
人们今天多在抱怨当年的“不值”，但有数据表明，全国有效灌溉面积保有量，在1980年达到顶峰，为73332万亩。全国历年实际灌溉面积，在1978年达到顶峰，为62572万亩。
都江堰是我国古代水利灌溉史上最为辉煌的典范之一，有意思的是，徐先生感叹道，据他们的实地考察，都江堰的灌区面积，已经大大缩小了，原因大概是终端灌溉沟渠的萎缩，这也是集体经济解构后的结果之一吧。
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建设，与毛泽东时代的农田建设、化肥厂建设、良种培育事业一样，是中国现代农业成就的基础，是值得人们去纪念的。
《人民网》